感动中国王选院士事迹
感动中国王选院士事迹【篇1】
王选同志（1937年—2006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科学家、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出生于上海，生前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王选同志一生执着追随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脚步，献身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甘于奉献，他创造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开创了汉字印刷的崭新时代。他衷心拥护和坚定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始终注重调查研究，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不断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增光添彩。他深知人才对于创业兴国的极端重要性，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以科学家的博大胸怀，教书育人，为祖国培养造就出一批批年轻的学术骨干。王选同志以自己崇高的人品、巨大的贡献和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爱，为广大知识分子和统一战线成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爱戴。王选同志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骄傲，他的事迹是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生动诠释，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感动中国王选院士事迹【篇2】
王选同志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是举世公认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他不仅具有超前的眼光、非凡的魄力，更有献身科学，努力拼搏，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自主创新精神。
王选同志祖籍江苏无锡，1937年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学校。开明的家庭教育使他树立了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和正直善良、诚实宽厚的做人原则；名师云集、学风优良的教学环境，塑造了他勤奋好学、善于思索的良好学风。他从小对自然科学情有独钟，他树立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一名为祖国、为人民贡献才智的科学工作者。
1954年，王选同志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6年分专业时，他迎来了人生第一个重要抉择。当他看到国家“12年科技规划”中把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又了解到未来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将对国防和航天工业乃至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时，便毅然决定攻读当时“冷门”的计算数学专业。王选同志认为，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他坚信计算技术在未来将大有作为。这一选择，为他今后的科技报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1961年，王选同志参与北大自行研制的中型计算机“红旗机”的逻辑设计和系统调试任务，在科研上初露锋芒。紧张的工作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患上了重病。但是，王选同志没有消沉，在养病期间，他撑着虚弱的身子，1从事ALGOL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研究，终于在1967年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这一大型软件，为在我国推广计算机高级语言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5年春，王选同志开始着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当时，他只是北大一位38岁的助教，8年疾病的折磨没有阻断他前进的脚步。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项目的研究成功将引起我国报业和出版印刷业的深刻革命，项目的巨大价值和技术难度激起了他攀登科技高峰的豪情。他拖着病体查阅资料，在充分研究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大胆提出了跳过正在攻关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大胆决策，充满了创新精神，许多人很难理解他的抉择。方案一宣布，立即招来众多不解和非议。有人认为这个方案是“天方夜谭”，根本实施不了，更多的人主张研制国外技术已经成熟了的二代机。但是，王选和他的夫人陈堃銶没有气馁。经过多次严密科学的论证，最终赢得了北京大学和电子部、新华社等部门以及协作单位的支持，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任务正式下达给以王选同志为首的北大攻关小组。
1979年到1984年，是王选同志科研道路最艰难的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发展，英、美、日等国的著名厂商大举进入中国，争夺汉字照排印刷领域这块巨大市场。用户和业内人士大多不看好王选同志及其团队的国产系统，几家大报和一批出版社、印刷厂先后购买了国外产品。与此同时，一些参与这个项目的研发人员面临写论文、评职称、出国进修等多方面的压力，而激光照排项目从事的又是繁重的软、硬件工程任务，开发条件很差，看不到任何名和利，研发人员骤减，协作单位退缩，专家论证会也作出了主张引进国外产品的论断。这时，几乎身临绝境的王选同志毅然作出了决战市场的选择。他和同事们排除干扰，不分昼夜，埋头苦干。1979年7月，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原理性样机研制成功。
王选同志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从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中，我一直有种‘逆潮流而上’的感觉，这个过程是九死一生的，哪怕松一口气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人们很难想象，从1975年到1993年长达18年的科研道路上，病痛缠身的王选同志和负责照排软件系统总体设计的陈堃銶同志过着怎样的生活！霄衣旰食，席不暇暖，夫妇俩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甚至没有白天和夜晚。但是，正是这种敢为人先、荜路蓝缕的勇气，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精神，王选同志和他的团队才有了一连串的自主创新，才有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方正彩色出版系统的相继推出和大规模应用，从而实现了中国出版印刷行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成为我国自主创新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杰出典范。
王选同志对科研项目的市场前景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是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先驱，被誉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上世纪80年代2起，他就致力于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他积极倡导产学研相结合，在北大方正集团中建立起中远期研究、开发、生产、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还力主由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与北大方正集团共同成立方正技术研究院，走出了一条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道路。90年代初，他带领队伍针对市场需要不断开拓创新，先后研制成功以页面描述语言为基础的远程传版新技术、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新闻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引发报业和印刷业三次技术革新，使得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99％的国内报业市场以及9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
取得这些惊人成就后，王选同志并不满足。他认为，中文出版系统进入海外市场不能看作走向国际的标志，只有开发出非中文领域的出版系统打入发达国家，才算真正国际化。在他的策划和组织下，1997年，一个运用了独特的软插件技术、高集成度、扩展性强的新型日文出版系统面世。该系统应用后，被认为是日本同类系统中最先进的产品，并在日本报社、杂志社、印刷业和广告制作业推广。不仅如此，以栅格图像处理器RIP为核心的产品已销往世界各地，包括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晚年的王选同志更是不断呼吁，要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打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即使身患晚期癌症，在化疗期间，他仍然不忘倡导自主创新，呼吁尊重人才。他用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塑造了一座自主创新的丰碑。这是王选同志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王选同志在计算机应用研究和科学教育领域里的巨大成就，赢得了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1985年获首届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奖，1986年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1987年获首届毕昇奖，1987年和1995年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获中国专利金奖，1990年获陈嘉庚技术科学奖，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还先后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楷模”等荣誉称号。
感动中国王选院士事迹【篇3】
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1992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1987年和199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和1995年两度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他本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多次获全国及北京市劳模、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称号，1987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升奖及森泽信夫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选在计算机应用研究和科学教育领域里的重大成就，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还先后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教育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楷模”等称号，并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
1975年，王选对国家正要开展的汉字激光照排项目发生了兴趣。当时国外已经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机，而我国仍停留在铅印时代，我国政府打算研制自己的二代机、三代机。王选大胆地选择技术上的跨越，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针对汉字的特点和难点，他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出相应的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参数描述方法”描述笔画特性，并取得欧洲和中国的发明专利。这些成果开创了汉字印刷的一个崭新时代，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彻底改造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技术。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使我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仅用了短短数年时间，从铅字排版直接跨越到激光照排，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改造道路，被公认为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王选两度获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奖和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获1987年我国首次设立的印刷界个人最高荣誉奖——毕升奖，被誉为“当代毕升”。
王选是中国新一代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具有强烈的市场判断力和前瞻意识，被人们誉为具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
从1981年开始，他便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工作，使中文激光照排系统从1985年起成为商品。占领国内报业99%和书刊(黑白)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88年后，他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提出“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积极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
王选教授倡导团队精神，以提携后学为己任，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学术骨干，生动体现了一位新时代教师的价值观。_为王选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1993年，王选主动表示自己的创造高峰已经过去，今后的贡献在于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年轻人。这一年，他把三个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还随身带个笔记本，记录研究院每个年轻人的兴趣、特长、导师评语和进步，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发挥每个研究人员的潜能，给予他们一个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敢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
2002年2月1日，获500万元奖金。3月18日，北京大学从并不充裕的经费中拿出500万元，重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选院士，这一奖励在中国高校历史上尚属首次。
王选的选择 阅读文章回答问题
2月13日下午，我在报社开采编例会。半截儿的时候，总编辑告诉大家，“今天上午11点，王选去世了。”全场愕然。我不禁对身边的一位同事说：“如果没有王选和他的激光照排技术，我们的采编和出版工作会是多么的辛苦、繁琐……”。
是啊，在如今的激光照排车间里，您已听不见铸字机单调乏味的咔咔声和打字机的隆隆吼叫声，也看不见毒雾弥漫的熔铅炉及密密麻麻的排字架了。您把文稿输入电脑后通过“方正采编系统”传来，再通过组版员的巧手，瞬间就可以把标题、正文和图片安排妥当，并可随意、便捷地进行增删、修改。然后，把组好的版面输入激光照排主机，即可输出一张跟报纸版面一模一样的胶片。把胶片送到制版车间制成PS版，挂到印刷机上就可以大量印刷了。
我很幸运，在刚刚涉足新闻工作的时候，就赶上了并受益于由王选及其伙伴们所引发的汉字印刷术和汉语文明传播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也算有缘，我在来到《科技日报》之后不久参与筹办《科技文摘报》时即受领导指派，做了两件与王选先生有关的工作：一是把《王选传》一书改写成9篇短文，以《告别铅与火的拼搏——王选的故事》为题，在报上连载；二是配合王选派来的一位弟子，进行智能排版可行性调研。那是在1993年春夏之间的事儿，这使我得以较早地了解到王选和他的业绩，并领略到他独特的魅力，虽然我从未与他有过面对面的交谈。
记得在三年前，从电视上看到王选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说过：我的成绩不在前10名之内。但在我的一生中，每到一个关键时刻，似乎都有一种洞察力帮助我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这个洞察力是我一生中最占便宜的一种能力。
王选曾打趣说自己“人如其名”，一生都在“选”，有9个选择贯穿了他的一生；而刺激或者说支撑他的，则是2个刺痛和10个梦想。刺痛之一，是解放50多年了，中国除了火箭、卫星外，竟没有一项自主开放的民用高科技产业；刺痛之二，是世界高科技企业中不乏华人身影，而中国公司一直没能在世界百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我觉得多少还可以让王选感到欣慰的是，他一生中做出的9个重要的选择，使得他在有生之年至少圆了5个梦想。
按照王选本人的说法，在1961年24岁的时候，病中的他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即从硬件跨入到软件中去，做两者相结合的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两种背景交叉、融合在一起，使王选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找到了创造的源泉，蹦出了创造的火花，“很多新思想就提出来了”。这是王选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由此也验证了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的一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领域之间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
王选在1975年所做的第4个重要选择，就是从事决定他一生命运的照排项目。当时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他，顶着“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的讥讽，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即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统和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版系统，直接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最终实现了跨越式的创新和发展。
令人感怀的是，王选从未为清贫和利益所迷惑。他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在长路漫漫、一片空白的时候，他迎难而上，选择了自强奋进、开拓创新；在位高权重、声誉日隆的时候，他甘做人梯，选择了隐身让贤、扶植新秀……他所做出的一次次明智而又富于远见的选择，将他引向了成功，引向了卓越，引向了崇高。“半生苦累，一生心安”（王选夫人陈堃銶献给丈夫的挽联），当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感动中国王选院士事迹【篇4】
王选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位令人敬佩感动的学者，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思想风范；他对国家、对人民忠心耿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爱国情操，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选同志青年时期就立志成为一名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聪明才智的科学工作者。他始终把自己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社会。正是这样一种崇高的信念，激励他面对各种困难百折不挠、矢志不渝。
他的科研工作始终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在“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究的关键时刻，_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当彩色激光照排系统在海内外报业领域进入实用阶段时，_亲临北大方正集团视察，给予王选同志和北大方正集团很大的鼓舞。在他的科研工作和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_从多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在王选同志患病期间，几次亲自或委托他人前往医院看望慰问。这些关怀、鼓励和支持是王选同志科研创新的巨大动力。在多年交往中，他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同志关心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支持人民政协的工作，带病积极参政议政。2003年10月，他不顾腰部酸痛，坚持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视察北京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工作情况，此后不久便发现癌细胞已转移到腹部。2004年5月，癌细胞又转移到锁骨淋巴，他仍坚持边治疗、边工作，有时刚做完治疗，便赶往会场。到他逝世前，有近630次全国政协的有关会议和活动是在做化疗、放疗或热疗期间出席的。作为全国政协京昆室主任，他对民族传统艺术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爱护，亲自主持抢救昆曲艺术、弘扬京剧国粹的工作；他与京昆界的朋友打成一片，请他们分享自己珍藏的艺术资料，勉励他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
作为九三学社重要的领导人，王选同志十分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他患病以后，仍然注重调查研究，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建言献策。作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总体战略顾问专家组”成员，他积极出席相关会议，发表意见和建议。他在《制定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建议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要把掌握核心技术作为高新技术发展的重中之重，要大大加强对我国原创技术的支持力度，要把人才培养和建设良好的科研环境作为重要内容。2005年，王选同志病情进一步恶化，病魔引起的疼痛时刻啃噬着他，由于腹部肿瘤压迫，腿肿得厉害，行走困难，已很难出席公务活动。但王选同志强忍病痛，尽最后的力气，写下了《自主技术产品出口的若干思考》、《试谈科研成功的因素》、《要有超过外国人的决心和信心》等2万余字的文章，把自己多年来自主创新和科学研究的经验和方法留给世人，奉献国家。这些重要的意见建议，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8月16日，病情稍有好转，王选同志就来到中南海参加中共中央就十一五规划召开的民主协商会。他在会上提出两点建议，呼吁“国家科研经费应重点投向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强调要建立科学、公平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努力实现更好的投入产出比。
10月14日，王选同志又在病痛的折磨中完成了《给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一文。文章长达约7000字，在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培养爱护优秀创新型人才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建议。这是王选同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文章！
10月20日，当得知科技部副部长到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和方正集团考察“网络出版项目”时，王选同志吃过止痛片后，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单位，恳切地对科技部的同志讲：“创新型的企业要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企业的技术发展与政府支持是分不开的。网络出版是代表印刷业未来前景的重大方向，很希望能够得到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使这一技术像当年的激光照排一样，在新的技术革命中起到主导作用。”这是王选同志最后一次来办公室，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的直言，他的真诚，包含了对国家无限的深情，表明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家科技的创新和未来发展。
2006年1月3日，王选同志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咬紧牙关拿起笔，颤抖着写下：“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八个字。这是他为《科技日报》7成立20周年的题词，也成了他的绝笔！他用无声的语言最后向人们表达了对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殷切期盼！
王选同志十分关心九三学社的工作，为九三学社的建设和发展，为多党合作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强调要增强九三学社的凝聚力，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把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坚持和落实_，为科教兴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他真诚地支持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同志的工作，经常与韩启德同志倾心交流。当不能出席九三学社的会议时，他会将韩启德同志的讲话拿去认真阅读。2003年3月，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同志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与韩启德同志相互叮嘱：现在我们担任了更高的领导职务，以后我们参加会议、活动等要遵守时间，如果我们晚一点，就会给人家整个系统造成很多麻烦，所以我们说好的时间就一定不要轻易改变。这些看似细小的事，他都想得非常周到。他不是考虑自己，而是考虑社会，考虑别人，考虑九三学社的形象。
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组织的活动，对九三学社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一些九三学社的地方组织特别希望能听到王选同志的报告，对他们的热情恳请，他总是尽量安排时间，满足他们的愿望。他患病以后，九三学社中央不轻易请他出席会议活动，但是，如果需要他出席，包括主席会议，他都抱病参加。2005年9月，九三学社中央召开九三学社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同志出席。按会议安排，王选同志是会议的主持人。他强忍病痛，坚持主持了纪念大会。
王选同志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在北大九三学社同志们的眼里，仍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老师，一位平易近人、值得信赖的朋友。1998年春节前夕，九三学社北大委员会举办新春联谊活动，王选老师高兴地来到社员中间，与大家一起包饺子，拉家常，并对基层委员会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2000年新春前夕，工作繁忙、病魔缠绕的王选老师又一次抽时间来到九三学社北大委员会的新春联谊会上，他在讲话中说：_亲自给他写信，谈到在改革大潮中，科研工作者要淡泊名利，不为金钱、名利所诱惑。2005年初，新一届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成立，很多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授调整到委员会中，为了更好地支持九三学社基层支部(委员会)开展工作，他专门为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题词，勉励大家：北大九三凝聚了一批优秀人才，不仅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积极参政议政，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祝北大九三在科教兴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以自己的威望，团结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并与他们交流自己参加民主党派工作的切深感受，以及多党合作事业的重要意义。他以自己的高尚品质、人格魅力和特有的亲和力，教育、影响广大成员，增强了九三学社的凝聚力，为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和民主党派人士树立了8光辉的典范。在九三学社社员中享有崇高威望，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王选同志在遗愿中表示：“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希望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他深情地表示：“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作了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王选同志的遗嘱，是他的精神、风范、品德和爱国情操的集中体现，字字句句都流露出他对战胜病魔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意志，寄托着他对国家未来和年轻一代的无限希望，表现了他一贯心系国家和人民、无私无我的高尚品德，以及对生死处之泰然、超然豁达的人生观。
感动中国王选院士事迹【篇5】
王选同志不仅是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也是人民教师的优秀典范。他感动人们，不仅因为他的巨大贡献，更因为他追求完美的人格。他以提携后学为己任，甘为人梯，淡泊名利，乐于奉献。他的崇高品德和宽广胸怀，堪称楷模。
在科研成果和荣誉面前，王选同志始终强调成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而是始终努力为年轻人才的成长成才创造各种条件。他曾说，“伏枥老骥”，最好是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今后衡量自己贡献大小的3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
王选同志深刻认识到，经济的竞争在于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在于人才竞争，如何培养造就和吸引一批优秀的年轻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关键。他认为，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这类新兴学科领域内，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思维敏捷，具有明显的优势，应该予以大力支持。
作为一名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王选同志十分注重通过教学为实践锻炼学生攻克技术难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勤奋的工作习惯。他特别重视为学生选择好正确的科研方向和技术路线。鼓励和帮助他们选择国内从未做过、具有挑战性且未来应用前景光明的课题，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使科研成果通过方正集团实现商品化，最终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在成果署名上，王选一直提倡：导师做的工作如果不如学生，名字就应当放在后头；假如没做什么工作，想法都是学生提出来的，就应当不署名，不要拿学生的成果当作自己的成绩，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年轻人出头。
王选同志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56岁时，就认为自己已经过了创造高峰，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放手交给年轻人去做，自己甘当铺路石子。退出科研第一线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优秀人才方面。平时只要一有时间，他会走进机房和大家聊天。他随手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他的抽屉里有一个花名册，每个学生和员工都附有照片，他不但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还把了解到的每个人的在校成绩、得奖情况、个性特长、不足，其至家庭背景写在旁边，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都是经过深入调查和接触后才抓住的个性特点。
由于他的杰出贡献，王选同志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1998年11月，中共北京市教工委、市科委分别作出“关于向王选同志学习的决定”。
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王选同志多次在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民主协商会上提出建议，要给优秀青年科学家一个安定的环境，让他们安心去做研究。他说：“计算机这类新兴学科，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应该重点支持尚未成名的、有才华、有潜力的小人物，为他们创造平等、和谐、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好环境。”患病后，他无法经常到单位，便在家中通过电话向骨干们了解情况，给他们加油鼓劲儿。他的一位博士生曾说“王老师的谈活太有感召力了，每次听完，我都像打了强心剂一样，充满信心和干劲！”
王选同志一生虽然荣誉无数，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科研大奖，但他依然如故，谦逊平和，朴实无华，视名利如浮云，始终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创造。他始终强调“做个好人”是成就事业的首要因素，并把“为别人活着”看作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
王选同志最推崇的一句话是：“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力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他说：“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决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他曾坚持自己不申请院士，后来因北京大学积极推荐，他才去填表。
王选同志说过，名人和普通人不应该有什么区别，名人要保持普通人的心态，别人尊重你，无非是自己过去有点贡献，仅此而已。早些年他不愿上电视，后来接受采访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他不愿担任没有实职性工作的各种职务。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名。在方正和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大家都亲切随意地叫他“王老师”，就是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老师”这一称谓也没有改变。若听到别人叫自己“主席”，王老师会很认真地说：“不要叫我主席！”他最常用的名片，印着“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王选”。他说；“这张名片是永恒的。”
2000年，王选同志身为两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但仍然居住在北大分配的70平米的单元房里，地上铺着地板革，最主要的家具是书柜，没有什么摆设。他始终不愿搬入院士楼，他说：“我已退居二线，住这个房子就行了。若有可能，应尽量改善在一线工作的年轻人的居住条件，现在都是在靠他们出成果。”
他夏天一身白衫黑裤，冬天外罩一件夹克，为数不多的几套西装只在正式场合穿，很长时间领带也只有一条。他写字打印的纸张都是两面使用，他的手稿大多写在废纸背面，而且写得密密麻麻，不留空白，一些内部文件传送使用的也是旧信封。
王选同志对待自己近乎苛刻和吝啬，但是，对学校和方正，对科研事业，却慷慨大方，一掷千金。2002年，王选用获得的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及学校的奖励金共900万元，设立“王选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和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从事具有基础性、前沿性的中长期科技创新研究。他在海内外获得的其他奖金，也捐赠给了北大的有关院系。
他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对他人、对同志充满了关爱。他对许多同志的家庭情况都很熟悉，叫得出他们爱人或孩子的名字。不知有多少人得到过他的帮助。王选同志患病以后，不仅自己对战胜病魔充满信心，而且经常鼓励和帮助其他病友。有位同事爱人久病不愈，王选同志热心地为他介绍大夫；有位业务骨干的父亲得了和他同样的病，他不但介绍治疗经验，还买了药品送去。当得知九三学社有位同志的爱人也患肺癌时，王选夫妇不仅热情地鼓励患者与疾病作顽强的斗争，还用自己的钱帮助从国外购买一种很贵的新药，每个月要2万多元。王选同志和夫人不仅记着什么时候药快吃完了，什么时候该把药送过去了，而且每次送药都要附上一封信，劝慰患者和家属不要在5意费用，费用由他们来承担。这件事一直坚持下来，除了几个当事人，知道的人很少。
2005年岁末，王选同志已经不能进食，靠鼻饲营养液维持生命。他想到不能出席北大计算机所每年一度的年终大会了，便在夫人的帮助下，艰难地录下一段话：“我知道有不少同志在日夜加班，奋力拼搏，在此，我要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向你们深深地鞠躬！今后我们还要坚持科研为应用、为社会服务的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短短不到3分钟的讲话，他竟一遍遍地录了20多分钟！这听起来不够清晰的话语是他留给同事们最后的声音！
王选同志心里惦记的总是别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求不再抢救自己、不再为自己输血，把血源留给最需要的病人。他要求去世后捐献角膜，捐献遗体，不要给他人带来“麻烦”。他在遗愿中要求“安乐死”，提出“不愿意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并且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人”。直到去世前三天，王选同志还在看关于研究所发展建设的工作汇报，并艰难地让秘书转告有关负责同志，要开展好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