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杨振宁素材摘抄

| 吴泽

感动中国杨振宁素材摘抄篇1

杨振宁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致辞:“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诚哉斯言,杨振宁的一生奉献在两国建交和科学研究中,乐得其所。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夏,杨振宁回中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振宁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1971年上半年,杨振宁参加保钓运动。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1971年甫一回美,即应“保钓”学生的邀请,穿梭在全美各高校演讲,以所见中国不屈不挠之精神示于学生,感染了一批热血青年立下报国之念。

他在保钓学生中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轰动异常。他和历史学家何炳棣、数学家陈省身都坚决支持保钓运动,被称之为运动的精神导师。当年中国台湾赴美留学生写的回忆录,谈到杨振宁在保钓运动中的影响力,征服了许多中国台湾学生。

1971年10月,杨振宁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上作证。他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全面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杨振宁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任会长,促进中美关系。同年,他以该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自费8000美金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及其他文章,敦促两国建交。公开信全文用英文发表,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感动中国杨振宁素材摘抄篇2

1975年,杨振宁向周恩来建议加强科普工作,并建议引进《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版权。在等领导的关心下,这本刊物进入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本版权合作的期刊,即《环球科学》前身。《科学美国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影响了数代精英人群。

1978年3月,在杨振宁等人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

1983年12月,杨振宁向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岁较有利。”由此,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1999年5月,在杨振宁等人发起和倡议下,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注册登记。杨振宁谈到,随着国际间科技交流的日益频繁,各学科互相影响日益剧增,国际科技交流越来越重要,希望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成为中国与国际科技交流的一个平台,促进科技交流传播。

20__年9月13日,81岁的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开始为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他说:“现在很多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但我觉得,给本科生上课很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带动更多的人。”他说:“每一次课前。我要花两个小时认真备课。我要了解学生的进度。”

20__年4月2日,杨振宁在海南大学捐资设立“杨振宁特困优秀生奖学金”,用于资助海南大学每年20名品学兼优特困生顺利完成学业。杨振宁20__年11月来海南参加中国科协学术年会开幕式时,表示自己有帮扶海南省高校贫困生的愿望。以杨振宁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为每人1000元人民币。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包括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都曾受杨振宁的资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1971年,中美关系稍有松动,他马上就决定回中国来看一看。回到美国以后,他对中国的情形作了很多报告。由于他的名望和地位,他的作风和为人,他的演讲和报道在美国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先生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杨先生还花了不少时间,尽力为在美国的华人做些事情。譬如,在美国有一些华裔认为美国的华人不够团结,于是组织了一个全美华人协会。杨先生做了这个协会的主席,对他个人做学问来说这是一个牺牲。这个协会建立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宣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中美建立邦交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譬如,在中美建交之前,全美华人协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极力主张中美正式建立邦交。

此外,以杨先生为主席的全美华人协会还尽力去促进美国华人的团结。他花了不少时间,费了不少力,设法来把华侨社会团结起来,一方面能为华侨自己争取福利,另一方面也能为中美之间的交流作出更多的贡献。

感动中国杨振宁素材摘抄篇3

有人说他不爱国,把他和一系列回国为钱学森、邓稼先工作的科学家相提并论。有人说这是奉承,而更多的人嘲笑它与现任妻子吴帆54年的恋情。其实我觉得当时情况变了,未来不可预测。作为一个在世界科学界被载入史册的科学家,或许养老只是选择了一条最适合他继续科研的道路,你我或许没有更好的选择。另外,我们很难知道各种各样的原因。批评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老人恐怕太草率了。杨振宁不止一次展示了他的爱国主义。他把清华大学给他的百万年薪和出售房产的资金,连同诺贝尔奖的一大部分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支持这里的研究工作。

这样的科学家,他用自己的行为让各种难听的话难以立足。至于他和妻子王女士的感情,恐怕别人没资格评论。他们不容乐观的婚姻,已经走过了13年。不管外界怎么猜测,他们都保持着平淡的幸福。

时至今日,这位90岁的老人依然兴高采烈,与当代年轻人探讨中国教育和未来科学。和老婆谈感情,生活总是很难笑。这种淡而无味的甜味怎么样?为什么不被祝福?正如老阳所说,在如今的思想道德冲突下,这段婚姻可能还是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可,但只要双方真心相爱,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的爱情会成为故事。

我们是听着科学家的故事长大的,恐怕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科学梦。牛顿-爱因斯坦-玛丽·居里,一个又一个顶尖科学家,人尽皆知。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也有一位伟大的世界物理学家。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当代物理学家而感到骄傲,并为他的归来而感到兴奋。

少一些怀疑和无望的指责,多一些理性的评价和对科学的关注,让老阳先生得到了他应得的尊重和公正的评论,也让历史悠久的画家和神仙们少了一些“图灵”的遗憾。

感动中国杨振宁素材摘抄篇4

耄耋之年的杨振宁站着讲完了自己关于冷原子的新发现。工作人员担心他站久了腿会发抖,后悔未能预备一把椅子。更出乎人的意料,有学者因事提前离会,而杨振宁一直坚持听完19日的最后一场报告,并即兴发言,与人分享了自己在治学上“最近几年慢慢想通了”的困惑。人们原本猜测,他做完自己的报告就会离开。

在做完报告被主持人请下台之前,杨振宁还主动询问听众有无疑问。会议间歇,年轻的学生过来请教,他也耐心解答。

“很多人学问很大,脾气也比较大一点,而杨先生,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说。”葛墨林说,杨振宁是位尊重人的忠厚长者,什么事都可与他辩论。

比杨振宁年轻19岁的中国科协副主席赵忠贤院士向同行感慨,每次自己不想多干,觉得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跟杨先生谈过以后,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影响着自己,还得好好干。

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形容,杨先生属于“天生有仙骨”。国外有人称杨振宁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说他在物理上是“建设性的革命家”,朱经武则以物理理论的“炼丹专家”来形容他,认为他就像拥有点金术。

“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朱经武说。

朱经武说,人们常将物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天到晚听人家讲而自己不讲,然后拿回去做得更快更好。另一种是不停地讲话,让人家知道自己多么伟大。杨振宁是第三种,他会认真听别人讲,还给别人提意见。

葛墨林说,杨振宁主张学术上的平等,还体现在,每次到南开参加理论物理讲习班,他都跟学生们一起排队领自助餐,边吃边谈。多年以前,国际会议用餐补助中外有别,国人补助5元,外宾补助40元,吃饭时往往隔着一道屏风。杨先生坚持,在南开开会,无论中外,补助相同。

感动中国杨振宁素材摘抄篇5

“中国年轻人的胆子应当大一点。”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最近在清华大学给予渴望成功的年轻学子这样的建议。

杨先生认为,与中国小孩相比,美国小孩从小就喜欢这样搞一下,那样搞一下,结果是耐心不够。美国小孩可以知道很多东西,但每样东西都不深入。中国的小孩则很听话,让做三角习题就乖乖去做,如果天天做,做了一个星期以后,美国小孩的水平就没法与之相比

了。“中美学生之间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西方的学生从小就不把‘听话’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而中国学生则相反。”杨先生说。他举例,如果对一个美国小孩说,你应当做功课,他会反问你,我为什么要做功课?而让中国的小孩做功课,他就乖乖地听着。美国小孩头脑中没有‘乖乖的’这个观念。”杨先生说。

他认为,美国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从小就让孩子做种种决定,这当然有它的坏处,可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杨先生以清华学生为例,现在的清华学生考进来很不容易,念书都念得很好。但是将来要想取得成就,仅靠念书念得好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能向新的方向发展。中国让小孩“乖乖的”,所得出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小孩比较胆怯,不肯向新的方向走。比较相信所有重要的东西书上都写了,这不是有形的,几乎是下意识的,觉得已经有这么多人研究这么多东西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比呢?这一点是所有跟中国学生有过接触的西方人都认同的现象。

杨振宁先生认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包括所有的中国学生,要想登上成功之舟,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中国的方法去训练,使得他打下良好的根基,同时,能够找到合适的领域去工作,具备了这两点是最容易有成就的。

感动中国杨振宁素材摘抄篇6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感动中国杨振宁素材摘抄篇7

20__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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