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健夫的事迹材料
罗健夫事迹材料（精选篇1）
他被誉为“中国式保尔”，他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他是“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9年，被中央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他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71所罗健夫。
罗健夫(1935 - 1982)
1935年，罗健夫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1956年7月考入西北大学物理系，1963年初从西北大学调到西北计算所，从事电子管交流稳压电源的研究工作。1965年7月，调到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71所前身——中国科学院156工程处工作，被分配在半导体非标准设备组并担任组长。
隔年他们便承担起了超声压焊机的研制任务。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但是他并没有畏难情绪，相反，学习更加刻苦，钻研的劲头更足。
罗健夫的学习总是和自己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既重视书本，又重视实践，既有高度的热情，又有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他们搞超声压焊机所用的锆钛酸铅压电陶瓷换能器，是由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协作试制的。声学所不仅提供了两批不同配方的换能器，还介绍了设计公式和频率特性。有的同志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们按设计公式干，省事多了。”罗健夫坐在旁边，左手托着下颌，摇摇头说：“不，古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还是仔细测试验证一下。”
“那，多麻烦……”
罗健夫耐心地说：“搞科学，哪能怕麻烦呢!”
在他的带动下，组里同志把三十多个换能器逐一编号，按加工过程中的两个主要阶段，对频率特性进行了详细的测试，并绘出四十多张特性曲线图。由于做了这项工作，使大家对这种器件有了较深的认识，掌握了它的特点，在以后避免了盲目性，少走了弯路。后来，北京电机厂的一位老工程师指着罗健夫画出的一张张曲线图，向几个青年技术人员赞叹地说：“这才叫搞科学研究，严格、严肃、严密，我们都应该学习老罗这种科学态度、科学作风。”
经过近三年的苦战，国家急需的超声压焊机终于研制成功了。
1969年底，他负责的非标准设备研制组又承担了图形发生器的研制任务。图形发生器是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制作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掩膜版的专用设备。这种掩膜版，是一种高精度、分辨率要求很高的底版。如果用人工，要放大几百倍，画图、刻版、照相、再初缩、精缩成1：1，制作周期须用半年到一年，且质量无法保证。若图形发生器试制出来，只需要给计算机输入设计好的版图对角两点的坐标，按程序曝光形成图形，几小时后，就可以制出需要的初缩掩膜版。在微电子学领域，其意义是重大的。没有它，要研制和发展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要研制它，一无图纸、资料，二无样机，不仅需要尽快掌握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集成电路工艺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精通计算机。这些对于罗健夫来说，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罗健夫在大学里曾学过原子核物理，后来只搞过电子管稳压电源、超声压焊机，对图形发生器，是很陌生的。况且，所在单位刚从北京搬到陕西临潼，许多人思想还不安定，科研和生产条件很差……但为了发展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填补中国电子工业的一项空白，他勇敢地带领全组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
从此，他便踏上了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小路，开始渡过使他生命更加迸发光辉的四千个日日夜夜。在罗健夫的带动下，全组同志忍辱负重，干劲不减，日夜奋战，四个月就制成了控制用的计算机。又经过两年苦战，197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我国微电子学领域的一项空白。为了进一步提高机器的性能，他们于1975年又研制出Ⅱ型图形发生器。
1977年春节，当大家都在团聚的时候，罗健夫和他的几个战友，却守在机器旁。春节放假，动力车间停止送风，他们连续工作，常常感到胸闷、憋气，实在受不住了，便出来透透气，又进去接着干。
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接着罗健夫又和组内的同志向“Ⅰ”型发起了进攻。
这完全是靠他对党的事业的满腔赤诚，在忘我工作的过程中，自修和钻研的结果。同志们敬佩地称他为“罗铁人”，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是个“一心装着工作，惟独忘了自己的人!”
罗健夫事迹材料（精选篇2）
罗健夫，1935年9月21日生，湖南省湘乡县人，中共党员。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初中三年及高中三年的全部课程。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1959年4月1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北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156工程处(又名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今航天七七一研究所前身)工作。1965年，罗健夫开始研究微电子。1968年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协作。1969年主持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
图形发生器是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制作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掩膜版的专用设备。这种掩膜版，是一种对高精度、分辨率要求很高的底版。研制图形发生器不仅需要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等多方面知识，还要精通计算机。当时，国际上技术封锁，连一张外观照片也从来没见过，罗健夫大学学的还是核物理，困难可想而知。
接到研制任务后，罗健夫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搜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他经常整日不出工作室，饿了啃块馍，困了躺在地板上打个盹。1972年，科研组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1975年，性能改进的Ⅱ型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使我国半导体设备的制图、制版从人工走向了自动化，为研制大型集成电路微处理机奠定基础，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重大贡献。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一年，他又带领研制组成员技入了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工作。
罗健夫平日酷爱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以书中主人公保尔为榜样，身体力行，忘我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利害，从不表现自己。他是I、II、III型图形发生器课题负责人，主要设计者和研制者，但在呈报科研成果时要求不署自己名字，颁发的奖金也分文不收。他多次自动放弃评聘高级职称和提干的机会，单位分房时放弃本应得的好房子，挑最偏、最顶层的房子把方便让给他人。甚至把去香港考察的机会也让给别人，专心致志完成科研任务。罗健夫把荣誉、地位、职称、待遇统统置之度外，有些人对此很不理解。他说：“有啥不可理解的?共产党完全是给人民服务的。我是共产党员，就要少想点个人的事。”
正当罗健夫积极投身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病魔却向他袭来。1981年10月，罗健夫感到胸部隐隐作痛，为了加快正在研制的Ⅲ型图形发生器的进度，他没有去医院检查，忍着疼痛到北京出差去，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折磨一直工作。在临近大年除夕的夜晚，他才踏着积雪赶回临潼与亲人团聚。这是他生平所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82年2月，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面对这样的沉重打击，他想得最多的仍然是手头的科研工作不能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临终前交待，将其遗体献给医学事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当年6月16日，罗健夫逝世，终年47岁。
1982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和航天工业部联合召开表彰大会，授予罗健夫“优秀共产党员”“特等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工人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国家报刊连续刊登其生平事迹，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反响，罗健夫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和楷模。1983年，国务院追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9年，罗健夫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25日被评为“最美奋斗者”。
如今，在罗健夫精神的感召下，航天七七一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多个重点工程配套任务，创造了我國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成功参加了以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为代表的大批国家重点工程发射任务，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崛起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
罗健夫事迹材料（精选篇3）
湖南湘潭人，1935年9月5日出生在湘乡县南正街(今湘乡市昆仑桥办事处南正街)。他从小喜欢阅读历史故事、剑侠小说、传记等各种文学书籍。1948年7月，罗健夫趁父母外出，准备偷奔峨嵋山“练功”，幸亏母亲回家发现，经规劝，未能出走。1949年8月，家乡解放，罗健夫以优良的成绩考入县立中学。1950年被吸收为校内首批新民主义青年团员。1951年上初中三年级时，带头报名参军。不久，进入军校学习。毕业后，在甘肃山丹县军马场工作。
罗健夫在马场工作期间，利用三年时间，以惊人的毅力自学完高中的全部课程，于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虽然罗健夫的基础较差，但是通过勤学苦练，他的成绩很快提高了。他一直担任班干部，工作积极，1959年4月14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后在母校、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
1965年，他开始研究微电子技术。1968年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协作。1969年底，开始参加国家攻关项目——图形发生器的研制工作。“--”中研究工作一度中断，但他努力排除干扰，以顽强的毅力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两门外语，攻读完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学、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
为了早日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罗健夫白天紧张工作，晚上刻苦攻读，到了周日，新华书店像块大磁铁一样紧紧地吸引了他。有一次，他从酒仙桥书店出来，乘车返回住地。他一上车就看书，下车后，才发现自己已过住地三个站了，只好返身往回走。路上，他又把书掏出来边走边看。三辆公共汽车从他面前过去了，他都没有察觉，因为他在深深思索着自己苦心钻研的问题……
为了发展祖国的微电子事业，罗健夫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外地出差，每天坚持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一连许多天不回家，在工作室里连轴转。饿了吃块馍，喝口水;困了就随便倒在地板上睡一会，醒了接着再干。1968年，他和一个同志在北京电机厂做超声压焊机试验，在装备调试的几个月里，每天晚上只睡四个小时，而且要分两次睡。有一次，他离开实验室上厕所，迷迷糊糊地把厕所当宿舍，准备睡觉。当解开钮扣，脱衣服时才发觉错了。
1980年4月，公司要罗健夫和几个同志一道去广州验收一台进口计算机，当时因为缺乏检验手段，对外部设备无法进行程序检验。有的人主张不检验了，干脆先弄回来再说。罗健夫不同意，提出一定要想办法先验后收。为此，他不辞辛劳，乘公共汽车来到渭南的一个基地，经多方了解，终于找到了检验仪器和资料，一切准备就绪，才上路去广州。
广州，这颗南国明珠，古往今来曾使多少游客陶醉。罗健夫第一次出差到这儿，又适逢“五一”佳节，有的同志提议说：“先休息两天，出去玩玩。”可是老罗摇了摇头，他想，要搞好这次验收，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在外面多待一天，不仅要多花钱，还会影响科研生产的进度。不过他考虑到多数同志都是头一次来广州，出去看看也是应该的。于是，他让同志们上街，自己留在招待所，查资料，看图纸，搞汁算，作记录……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出国学习，这是很多人向往的事，可罗健夫却总是把这种机会先让给别人。1978年，组织决定要他带一组人去日本实习，随后接收一套进口设备，他又多次推荐要别人去。由于时间紧迫，领导坚决要他去，他才带领一个实习小组出发。
出国后，他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事，处处注意节约。他多次叮咛同志们：“这儿的生活水平比咱们国家高，要尽可能吃得便宜点，多节约一些外汇。”当时，在日本学习的有几个组，食宿也在一处，其他组的生活费用都达到了甚至超过了标准，而罗健夫带领的小组不仅一文不超，还节约了40%的经费，回国后罗健夫将节约的经费全部上缴给了国家。
罗健夫出国回家，带回一台电视机，孩子们多高兴啊，可有谁能想到，这台黑白电视机，是他路过北京时在一家寄卖店掏二百多元钱买的。
按规定，常在外面出公差的人，超过年度，家属可以享受探亲假。1968年，爱人陈显万第一次去北京探亲，当时罗健夫正忙于超声压焊机的研制工作，陈显万看到罗健夫很瘦，十分心疼，从早到晚帮他抄抄写写，整理资料，一个月探亲假，竟比平时工作还忙。临别时，老罗才抽了点时间，与爱人合了一张影，作为纪念。在探亲的日子里，爱人生怕给罗健夫添麻烦。一个月时间，夫妻二人没有游过一次公园，没有去过一次王府井。
罗健夫对爱人这样“无情”，可对别的同志却体贴入微。1975年冬，他和一位同志在北京出差。一天，当他得知这位同志的爱人要来北京探亲时，就主动提出帮助去接。他们头天晚上赶到车站，在车站整整等了一夜，直到凌晨4点，回到住地后他又帮助同事安排好食宿，然后才放心地回到自己的住处。
百人百性，各有不同。罗健夫就是一个很有个性、与众不同的人。他长期从事半导体设备的研究工作，是Ⅰ、Ⅱ、Ⅲ型图形发生器的主要设计者和研究者，工作成绩显著，业务扎实。领导和同志们都说，按照他的贡献和实际水平，晋升高级工程师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1980年和1981年两次考高级工程师时，他都悄然避开了。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黄敞同志亲自动员他报名，他谦虚地说，水平不够，还没做出成绩，让别的同志考吧。以后，动员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只好说：“等Ⅲ型图形发生器研制出来以后再考虑吧!”
1977年，有的人为了调资大肆争吵，而罗健夫完全具备了升级条件，却一再找领导表示：“我是党员，家里经济不困难，把名额让给别人吧!”实际上，他工资不高，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家庭负担很重。这一年他弟弟不幸去世，留下两个孩子，他每月还要给弟媳寄20元。当党委批准他主动让出升级名额时，他高兴地说：“我感到这是党对一个党员的信任，也是我最大的光荣!”以后两次调资，他又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别人。
1978年，组织曾打算提升他为研究室主任，1981年又要提升他为制版中心副主任、主任工程师。他说，我能力不行，不是不服从分配，让我集中精力在技术上为党的事业多做点贡献吧。组织上了解他的心情，同意了他的要求。
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而他作为这个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却不争功，不争利，大谈其他同志的成绩，惟独不谈自己的贡献。3000元的奖金，他一分钱也不要。
罗健夫把荣誉、地位、职称、待遇统统置之度外，有些人很不理解。他说：“有啥不可理解的，要当共产党员，就要少想点个人的事!”
罗健夫的大女儿在中学时就提出入团要求，她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爸爸。老罗对孩子说：“你还不到15岁，思想不成熟，要努力学习，接受教育，好好锻炼。”1981年女儿上大学后，再次对爸爸说她要求入团。老罗反复考查她对入团的认识，最后严肃地说：“我以一个老共青团员的身份告诉你，入团一定要懂得为共产主义献身。”他要孩子学好团章，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并把自己保存了30多年的《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本书送给女儿看，要她知道苏联当时的共青团员是怎样工作、怎样生活、怎样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的。
一次，他得知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撒了一次谎，他让孩子写了书面检查。不久，孩子从学校拿回一张奖状，他让孩子把检查抄在上面，贴在床头，以作戒鉴。他教育孩子，要做三种人：诚实的人，正直的人，靠自己本事自立的人。他对女儿说：“你们都懂事了，不要受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现在有些人喜欢走后门，爸爸没有后门，有也不走，要遵纪守法，靠本事为人民服务。”
1980年10月，正在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时，罗健夫病倒在了实验室，被送往医院时发现已患癌症。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为修改Ⅲ型图型发生器的图纸，强忍病痛又一头扎进了资料堆。往返奔波，每天总是干到下午7点钟，有时连晚饭都忘记吃了。看到他经常手拿图纸，忍着病痛，吃力地爬上四楼，有的同志感动得落下泪来。公司领导为了让他安心养病，为他分了一处新房子，但他执意不要，说有个住处就行了。
病魔是无情的。当罗健夫得知自己已到了癌症晚期时，明白留给自己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他再三嘱咐去医院探望他的人，不要把诊断结果告诉他爱人和别的同志，以免影响大家的工作。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不要做切片检查了，时间对于我来说极其宝贵，尽量让我多工作一天吧!”
1982年4月，组织上送罗键夫住进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他顽强地与死亡作斗争，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住院期间，他承受着剧烈的疼痛，胸骨都痛得无知觉了，也没有呻吟一声，没有主动要求医生打过一次止痛针，他想能为国家节约一分算一分。晚上去厕所，他跌倒在地上爬不动，可他不愿意打扰护士和别人。他还再三鼓励医生说：“征服癌症也是一场革命，革命还没有成功，总是要死人的，你们就大胆在我身上做试验吧。”现在一提起这些事，在他住院期间曾护理过他的医护人员就伤心地流泪。大家说，罗键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疼痛，一日日加剧;病情，一天天恶化。罗健夫明白，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即将到来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罗健夫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过得有意义。
在临终的前一天，他还尽力做好事。他对医生说：“不要为我再花钱了，把省下来的钱和药给别人用吧!”他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可惜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他饱含热泪，恭恭敬敬向党交了最后一次党费。临终前他嘱咐说：“丧事从简，我死了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属于党的”。
渭水呜咽，骊山默哀。1982年6月16日10时35分，罗健夫同志——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拼搏一生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工作者终于停止了呼吸。他去世后，家属按照他的遗嘱，一切从俭，将遗体献给了医院解剖。他像一支通红的蜡烛，为了人民的利益，燃尽了自己;他像一条春蚕，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吐尽最后一缕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罗健夫那颗红亮的心，像珍珠一样，将永远放射出耀人的光辉。
1982年9月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罗健夫为革命烈士。1982年10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向罗健夫同志学习的决定》，次年《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相继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1983年，罗健夫被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
罗健夫事迹材料（精选篇4）
人物介绍：
罗健夫(1935-1982)，湖南湘乡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被誉为“中国式的保尔”。1982年下半年，《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及其他国家报刊连续刊登其生平事迹。他的事迹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反响，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和楷模。1983年，国务院追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人物故事：
1969年，罗健夫主持开展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的科研攻关。
面对填补国家空白技术的艰巨任务，罗健夫没有退缩。多年间，他的周末都是在书店和图书资料室度过的。胡培德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任何时候见到罗健夫，都见他腋下夹着或怀里抱着学习资料。有时，他整日不出工作室，饿了啃块馒头，困了就躺在地板上打个盹。
正是在罗健夫这种刻苦钻研精神的引领和感召下，1972年771研究所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国内电子工业的一项技术空白，为我国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罗健夫并未就此停下脚步，为了提高图形发生器运行的精度和速度，他决定继续向“Ⅱ型图形发生器”和“Ⅲ型图形发生器”冲刺。到1975年，他带领团队又研制成功了“Ⅱ型图形发生器”，并继续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
人物语录：
“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最崇高、最有意义的，在它面前，个人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
图形发生器，这个今天早已被淡忘的普通电子设备，却承载了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一段辛酸历史。如今这个“大家伙”，早被先进的CAD技术取代，但它的研制成功为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镌刻着一位英年早逝的科技工作者的名字———罗健夫。
罗健夫事迹材料（精选篇5）
图形发生器，这个承载了我国电子工业发展一段辛酸历史的电子设备，在今天看来，已显粗笨，但在30多年前，它的研制成功，却填补了我国电子工业的一个空白，让中国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图形发生器!从此，在中国航天电子工业发展史上，也永远地镌刻下了一位英年早逝的科技工作者的名字—罗健夫。
“中国式保尔”的罗健夫
“罗健夫学习刻苦，工作忘我，道德情操高尚。”曾与罗健夫共事过的胡培德老人至今依旧不能忘怀罗健夫昔日的一幕幕往事。
1969年，罗健夫主持开展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的科研攻关。
面对填补国家空白技术的艰巨任务，罗健夫没有退缩。多年间，他的周末都是在书店和图书资料室度过的。胡培德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任何时候见到罗健夫，都见他腋下夹着或怀里抱着学习资料。有时，他整日不出工作室，饿了啃块馒头，困了就躺在地板上打个盹。
正是在罗健夫这种刻苦钻研精神的引领和感召下，1972年771研究所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国内电子工业的一项技术空白，为我国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罗健夫并未就此停下脚步，为了提高图形发生器运行的精度和速度，他决定继续向“Ⅱ型图形发生器”和“Ⅲ型图形发生器”冲刺。到1975年，他带领团队又研制成功了“Ⅱ型图形发生器”，并继续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时年47岁。1983年2月，罗健夫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生前，他多次自动放弃评聘高级职称和提升干部的机会，颁发奖金分文不受，被同事誉为“中国式保尔”。
激励后人交出爱国奋斗新答卷
在罗健夫忙于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1982年2月，他被医院确诊为“癌症晚期”。面对病情，罗健夫选择了隐瞒，并更废寝忘食忘我的工作。而除了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别人，他不止一次告诉主治医生可以在他身上做实验，死后可以把他的身体捐献给国家，以解剖分析希望对以后其他人的治疗有帮助。
同时，在Ⅱ型图形发生器申报国家科技成果时，作为项目负责人的罗健夫却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最后，并多次主动放弃评聘高级职称和提升干部的机会……在职务、名利面前，罗健夫甘愿当“普通一兵”，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直至罗健夫去世多年后的今天，曾与罗健夫共事过的胡培德老人都还不能忘怀其昔日的一幕幕往事：“罗健夫学习刻苦，工作忘我，道德情操高尚。”
虽然去世多年，但罗健夫所凝聚的精神却代代相传。作为新一辈的科研人员，刘芳和他的同事们表示，罗健夫为中国科研事业做了伟大贡献，他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始终以国家需求为己任，交出爱国奋斗新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