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蒋筑英事迹

| 吴泽

蒋筑英事迹材料

蒋筑英,勇攀科技高峰的光学专家,1939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56年,蒋筑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期间,他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5门外语。1962年,蒋筑英大学毕业后来到长春,成为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并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

1965年,年仅26岁的蒋筑英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上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与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成功的背后,更多的是汗水与辛劳。蒋筑英的妻子路长琴至今对他从未陪自己完整地休过星期日“耿耿于怀”。一到星期日,蒋筑英就让路长琴带着孩子去她的哥哥家玩,而他自己则早早就去了实验室。

“有追求,头勤、嘴勤、手勤、腿勤”,这是蒋筑英的同事史光辉对他的评价。在攻克变焦镜头技术难点的时候,由于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次对这项技术进行攻关,因此,当所有技术攻关结束后,要把国内生产的仪器和日本的仪器进行对比检测。蒋筑英做得非常仔细。结果发现,我国研制的镜头和日本的相比,传递函数质量差距不大,但是颜色偏红,有点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蒋筑英对所有数据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终于发现,他们使用的玻璃质量存在缺陷。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对以后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常说:“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党的事业是永存的。”他爱帮助人,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很少想着自己。他总说:“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愿意别人踩着我顺利走好人生之路。”

在利益面前,蒋筑英总是最后一个想到自己。所里盖了一个小楼,当时分给蒋筑英一套,但是他三番五次找到所里,说还有比他更困难的同志,他不想要;几次提职和提工资,他也都主动打报告说要往后排;蒋筑英掌握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

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4天里,他收拾好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3段路程到达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

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因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蒋筑英于第2天下午去世。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蒋筑英个人影响

中国著名光学专家母国光在唁函中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以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

他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一些领导人呼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蒋筑英是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把科学态度和献身精神融于一身,是精神文明的典范。他虽然生前未被批准入党,家庭也受过错误的冲击,却从新旧中国两重天的巨大变化中,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国家的希望,个人也愿为祖国富强、为科技现代化奋斗不息。作为中国光学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中年科学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当代知识分子的奉献之歌。正如人们在给他的挽联上所写的———“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中国著名光学专家母国光在唁函中也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以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

蒋筑英去世前几年能在科技事业上大展身手,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下得以实现的。他的英年早逝,更引起了社会上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他去世后,聂荣臻、方毅、胡乔木等领导同志先后发表文章,呼吁各级部门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生活上切实关心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蒋筑英主要荣誉

196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蒋筑英远离家乡杭州,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考上了王大珩的第一个研究生。王大珩是中国光学第一人。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长春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光学研究生产基地。师从王大珩先生,是蒋筑英最大的向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研究课题。在王大珩所长的指导下,1965年,蒋筑英带领的4人小组,设计并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建成了国内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那一年,蒋筑英只有27岁。

光机所原第四研究室主任史光辉,回想起第一次见蒋筑英的情景时说:“那是1963年的元旦,室里开晚会,他当时用法文朗诵了一首歌颂居里夫人的诗,而且当时他就说,自己非常佩服居里夫人。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人。”蒋筑英的一生都是在追求着知识与光明。

_到来后,蒋筑英尽管没有工作可干,但他还经常到实验室,把实验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大多数人放弃知识的时候,他依然每天读书,“几乎是书不离手”,妻子路长琴说,“他和我说,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社会进步还得靠知识,别人不学,我就学。”正是靠着这种韧劲儿,他在科研道路上创造出了许多成绩: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蒋筑英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一次,吉林省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蒋筑英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事们使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其中的镜头进行检查,发现质量不符合标准。他把拍摄下来的照片和材料交给有关部门,主张向外商索赔。外商看了检验报告后,佩服地说:“中国有内行!”不仅使国家免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声誉。国内十几个省和长春市的光学产品生产厂家,都留下了蒋筑英的足迹。长春的几家光学仪器厂,都把他当作参谋和顾问。王大珩说:“他是科学界的雷锋。”

蒋筑英善于攻关。过去,中国彩色电视彩色复原技术还不过关,电视显示出来的颜色很难看。蒋筑英经过艰辛努力,编写出《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一文,提出了解决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终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能够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1982年6月的一天,在成都出差的蒋筑英,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多种疾病,经医院多方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4岁。他被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蒋筑英逝世的近30年里,他的名字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大家淡忘。聂荣臻曾说,蒋筑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2019年9月,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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