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樊锦诗事迹和颁奖词
感动中国樊锦诗颁奖词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感动中国樊锦诗事迹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这是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栏目写给樊锦诗的颁奖词。
樊锦诗，1938年7月生，198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是最大的幸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耄耋之年的樊锦诗还在为编写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殚精竭虑，她跟记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
当记者问她，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自己，她会怎么说?樊锦诗停顿了片刻，轻轻说出7个字：“我心归处是敦煌。”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孩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登上开往西部的列车。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年轻的樊锦诗根本没想到自己毕业后会到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工作，更不会想到一去就是50多年。
回忆起最初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我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我就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
敦煌莫高窟是诞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无价之宝，是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是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古人用智慧创造出的文化艺术宝库，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在石窟艺术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从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常书鸿，到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老一代莫高窟守护者们大多是名校毕业生，他们舍弃了大城市的安逸生活，自愿来到戈壁沙漠中，一待就是一辈子。
那时候，莫高窟几乎是废墟，洞窟里堆满黄沙，有的根本进不去。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交通工具，信息也特别闭塞。
当樊锦诗的父亲知道女儿工作分配的消息后，担心她羸弱的身体无法适应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就给学校写了封信，恳请北大不要派她去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
可这封信被樊锦诗悄悄扣下了。
樊锦诗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我选择去敦煌，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敦煌的美震撼人心，敦煌的苦同样令人心惊。
“初见敦煌，惊艳无比。可只有真正留在这里才知道，洞内是神仙世界、艺术殿堂，洞外却是飞沙走石、黄土漫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樊锦诗感慨，“和北京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这些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那夜晚的黑，让她一个20多岁的姑娘头皮发紧。没有电，莫高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厕所离宿舍有五六分钟的路，她不敢自己去，晚上也不敢多喝水……
衣食住行苦，工作更苦。每天进洞去做研究，都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在大城市长大的樊锦诗，哪里见过“蜈蚣梯”啊!一根斜立在崖壁上插着树枝的木杆就是“蜈蚣梯”。每次爬它，樊锦诗都心惊肉跳，在梯子上左摇右晃。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油油的大眼睛正瞪着她。樊锦诗吓坏了，以为是只“狼”，赶紧关上房门。等到天亮，开门一看，才发现原来那不是狼，而是一头驴。
不过，最令她难以置信的是，前辈们已经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工作生活了20余年。
樊锦诗深受触动。“他们治流沙、搞临摹、做研究，为研究院打下了坚实基础。”樊锦诗说，“他们也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从此，守护敦煌是我一生的志向。”
“我为敦煌尽力了”
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后，樊锦诗最初的任务是编制莫高窟考古报告。毕业离校前，时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曾专门找她谈话。他郑重地对樊锦诗说：“你去敦煌一定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对考古而言非常重要。打个比方，如果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汉书》没有，研究考古，人家肯定还是要你以考古报告为证。考古报告之于考古，就像二十四史之于中华历史一样。”
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些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又是谁做的……
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走遍了735个大小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2011年，她历时40年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目前，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正在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修改，这是樊锦诗现在最惦记的事。
“光阴荏苒，没想到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也没有想到，我承担的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樊锦诗说，“到新世纪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第二卷的编撰工作才快结束。”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金章结婚，当时的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虽然成了家，但夫妻二人过着天各一方的日子。
樊锦诗说：“我丈夫明白我对敦煌的感情，他知道我已无法舍弃敦煌。”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1986年，彭金章决定舍弃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事业，陪妻子扎根敦煌。结婚19年后，他们一家终于团聚，那时的樊锦诗年近五旬，每天仍忙碌不休。
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牵头负责莫高窟的申遗工作。“申遗给了我莫大震撼，直到那时我才对国际上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和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等理念以及文物保护与法律等知识有所了解。”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樊锦诗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间莫高窟的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看着日益消逝的壁画、塑像，樊锦诗很焦虑。
如何在抢救性保护的同时，尽可能地把这些文物的原貌保留下来呢?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数字化”。“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但是‘数字化’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他们的原貌。”樊锦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经过不懈努力，2016年5月“数字敦煌”上线，高清数字化的敦煌图像向全球发布。游客坐在电脑前，就可以看到莫高窟的清晰全景，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
西部旅游发展如火如荼，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与日俱增。樊锦诗为此十分头疼：“游客多了，莫高窟的窟内温度湿度都会发生变化，这会加速壁画的退化。”她开始顶着压力控制游客数量，可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旅游和文物保护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在中国文化遗产地中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实行“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窟”的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双赢。游客可以先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洞窟领略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慧心妙笔。
将敦煌文物“永久保存，永久利用”是樊锦诗给“数字敦煌”的定位。而在这项巨大工程最终落地时，樊锦诗已经78岁。
劳累奔波半个多世纪，樊锦诗用尽一生守望着莫高窟。在她瘦弱的身躯里，包裹着一颗倔强的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樊锦诗用一生的痴守，诠释了她这一代人为国家担负的使命，也诠释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有的精气神。
她对记者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守护敦煌，其实是一场依然在进行中的“接力赛”。
20世纪初，藏有5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这触动了学术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开启了守护敦煌的这场“史诗级”接力赛。
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中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被彻底扭转。
在此过程中，樊锦诗的付出和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在樊锦诗坚守大漠的半个多世纪里，她获奖无数。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到“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从201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她“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到2019年9月_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她“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再到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荣誉虽多，但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淡然与谦逊。
在樊锦诗看来，这些荣誉是属于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事的。她只是作为代表，代表一代代坚守大漠、以莫高窟为家、以保护为天职的“莫高窟人”去把荣誉领回家。
樊锦诗说：“‘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16个字是我概括的‘莫高精神’。这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护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相较于莫高窟的伟大，我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莫高窟是历时千年的文化瑰宝，而我才仅仅守护了它50多年。”樊锦诗说，“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我，我们一直在接力，把守护莫高窟这根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樊锦诗说，“更多的事业还要靠年轻人去做，我希望年轻人能继承‘莫高精神’。只要莫高窟存在，敦煌研究院就要陪伴它，不断探索前进。接力棒总要一代代传下去，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感动中国樊锦诗人物经历
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八月十四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建国七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邀请了七位不同时代杰出的“北大新生”亲手写下书信 ，为本科新生表达祝福，讲述他们的“北大情缘”，作为给新生的特别礼物 与全新改版的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1958年北大历史系新生樊锦诗是这七位“北大新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