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之父”于敏事迹

于敏，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氢弹之父”于敏事迹(精选7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氢弹之父”于敏事迹篇1

于敏，1926 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氢弹之父”于敏事迹篇2

于敏，1926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展现出了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在物理学方面。然而，由于当时国内战乱不断，于敏无法继续深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得以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1957年，于敏加入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开始研究原子核理论。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氢弹原理的关键性突破，为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为了保护国家和科研人员的安全，于敏的名字和成果被严格保密，甚至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28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于敏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据统计，他曾经三次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第一次是1965年，他在试验氢弹的过程中遭遇意外，差点丧命;第二次是1972年，他在一次实验中受到辐射伤害，生命垂危;第三次则是1985年，他在一次飞行器爆炸事故中再次受伤。尽管如此，于敏从未放弃过对科学的追求，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终于，在1999年，于敏荣获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的名字也得以解禁。此时，距离他发现氢弹原理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的默默付出，换来了中国的核力量迅速崛起，使我们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2019年1月16日，于敏院士因病逝世，享年93岁。他的离去，让整个国家陷入悲痛之中。然而，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让我们铭记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以及他为祖国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氢弹之父”于敏事迹篇3

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氢弹之父”于敏事迹篇4

1961年1月12日，北京飘着雪花，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把于敏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相继研制出比原子弹威力大几十倍、几百倍的氢弹。

“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于敏回忆说。

1960年，苏联又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决定自主研发核武器。

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的研制。作为二机部的科学家副部长，钱三强很了解有哪些“将”可遣“兵”可用。

为什么选中于敏?

1957年5月，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发表文章称，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仅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于敏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2022年6月9日，于辛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但对于这个影响一生的抉择，于敏当即就答应了。

“爱国主义压过兴趣。”于敏回忆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全力以赴把氢弹搞出来。”

从此，于敏的名字就在原子核理论界，乃至整个物理学界“蒸发”了。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回忆道。

“氢弹之父”于敏事迹篇5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氢弹之父”于敏事迹篇6

于敏，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60年底，开始参与科学家钱三强组织的氢弹技术理论探索。  

对于业界公认的“中国氢弹之父”这一美誉，于敏本人并不乐意承受：“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相比较，他更喜欢“国产土专家”的称谓，因为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  

于敏的低调正是其座右铭“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折射。应国家需要，他于上个世纪60年代放下即将取得重大成功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从零开始投入氢弹的研制。相比原子弹，氢弹性能更优越，为了粉碎核大国的武力威胁，中国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氢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空投氢弹爆炸成功。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成功的喜悦只能藏在心里，出于保密的需要，哪怕是对最亲近的家人，于敏也不能透露自己是做什么的。30年隐姓埋名之后，直到1999年，于敏才第一次公开露面，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又过了16年，2015年1月9日，他第二次公开露面，摘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桂冠。  

他已经习惯隐匿在鲜花和掌声的背后。“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这既是他的淡然，更是他的超然。

“氢弹之父”于敏事迹篇7

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