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希望大家喜欢！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篇1

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篇2

国产土专家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与邓稼先的暗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靠古诗词安眠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篇3

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这是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大会上发言。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 摄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篇4

2019年1月16日，惊悉于敏先生逝世，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为中国失去了氢弹主要的一位研究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失去了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科学大家，为我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道德高尚的良师益友。

于敏先生曾在原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进行氢弹原理研究。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师长。

记得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所工作。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所里开大会，钱三强所长向全所职工介绍所里工作情况，谈到人才培养时，就表扬了于敏，“于敏就是我们国内自己成长起来的优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希望刚到所里工作的新大学生向于敏同志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于敏的名字，心中就产生了敬意。

1961年，于敏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一个国际核物理的会议，我负责照料于敏在杜布纳期间的生活，并在开会时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于敏。我发现于敏接受的能力很强，有一些我没翻译的地方，他也都听懂了，这源于很深的业务功底。

1982年，全国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于敏应邀在会上作了激光核聚变的主旨报告，王淦昌先生等当时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原子能院从事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团队和王淦昌先生一起合影照相，距离我们不远的于敏先生听到了，他也跑过来，主动参加我们的合影，大家拍手欢迎，可见他对原子能院的感情是很深的!

于敏先生对我的工作帮助也很大。1965年，我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后，被调往青海工作，从事核试验中近区物理的测试工作。为了验证武器理论设计的正确性，在热试验中要测量核武器设计中许多关键的物理量，要进行很多探测设备的设计和安排。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理论部对物理测试有什么要求，物理测试的精度和量程要如何去满足检验理论的要求。这时于敏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

有时候，我们从青海、四川到北京来专门向他请教，回到青海和四川后有时有些还没有彻底弄明白，或许还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就专门跑去找于敏讨论、请教，每一次他都是那么谦逊、耐心地和我们讨论，直到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在氢弹研发突破的过程中，我们和于敏的接触就更多了。在向领导和技术骨干介绍突破氢弹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邓稼先和于敏同志介绍的理论方案，当时心情都十分激动。我们近区物理测试的工作也按照理论的要求，准备了物理测试的方案。于敏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这些都对后来取得重要成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氢弹原理性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测量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它不仅达到了原定的设计指标，而且还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当量。

于敏不仅精通理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视实验、理论联系实验的典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和于敏等人在一个小组，当时有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它直接影响着我测量数据的修正效果，我想解决它，也看了好多书，请教过许多同志，都没解决。有一天在会议休息的时间，我把问题告诉了于敏等人，他们说可以帮忙。在散会的那一天，他把写了好几张纸的推导给了我，我当时又感动又佩服。

在国家高技术主题专家组中，于敏的真知灼见对我们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工作规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有很好的理论物理基础、渊博的知识，又熟悉许多具体的实验技术。在小组会上，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其他同志的发言，又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发表他的见解和分析。我们听了后，总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彻，他最擅长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剖析分解，找到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对立面，并加以解决。这可能是他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我和于敏最后一次的交谈是在一次人民大会堂春节茶话会上。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在远处看见了他，就急忙地往他的方向走去，我们高兴地相互问候，并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讲话的声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响亮。

今年，这样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这样一位品德高尚、为人师表的师长和我们永别了!我们爱戴他，敬仰他，他将毕生的经历都奉献给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事业，并作出了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学习于敏的光辉榜样，将他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思想铭记心中，继续前进!

愿于敏先生安息!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的先进事迹篇5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

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

当年吴钩，申城淬火

十月出塞，大器初成

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

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

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给于敏院士的颁奖词。在新中国的成长历程中，这位没有任何留学经历、土生土长的“中国氢弹之父”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51年至1965年，于敏在原子能院(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先后从事核理论研究和核武器理论研究。2019年1月16日，这位改革先锋在京去世，享年93岁。就在9月29日，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中国的氢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百日会战”：跪在地上做研究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

1965年9—11月，上海。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为了真理，他曾拍案而起：

1971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于某型号试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军管会定性为“理论长期脱离实际的恶果”，进而在“学习班”上对理论部横加批判。时任理论部副主任的于敏分析出实验失败是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从模型和原理上提出修改设想。

然而，这却完全违背了军管会定下的表态基调，在变本加厉的威逼胁迫下，一向温文尔雅的于敏竟拍案而起，“我不会同意你们的说法，那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后，他对一同工作的胡思得说“顺了他们的意思，的确很好过关。但那是对不起真理，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事实胜于雄辩，后来按照于敏的改进建议，实验得到技术上的修正并实现了成功。

对《出师表》，泪流满面：

1984年的12月，新疆核试验基地。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早起刷牙拖鞋都会被冻在地上。

这次实验，参试人员都倍感压力。一次讨论会，大家刚刚坐定，心有触动的陈能宽忽然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场的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狭小的会议室安静得没有其他声响。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那次原理实验的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对新知，探究其所以然。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透过现象抓本质的功底、善抓“牛鼻子”的见解，深入浅出的表达……于敏的学术报告很“火”，头一天就有人占座位。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于’。作为后辈，我们竭力沿着前辈们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

人，总有憾事。

老于说，亏欠妻儿很多;妻走了，他想补偿，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