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
于敏，核物理学家，曾毅然服从国家需要，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隐姓埋名28载，从零开始探索氢弹理论研究，与时间赛跑，守护国防安全，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希望大家喜欢!
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篇1
1967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伴随震耳欲聋的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说：“我这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无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选中，来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苏联等国相继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核竞争，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也全面上马。毛泽东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组织决定让正在研究原子弹的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这让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初露头角的于敏始料未及。“涉及的学科很多，并且搞氢弹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说，好!我转!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敏说。
原子弹和氢弹一个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们对氢弹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美国甚至公开表示，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于敏说：“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氢弹。”
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从此一起成为了国家最高机密。面对技术封锁，他们从零开始、四处奔波。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前往华东计算机所，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著名的氢弹原理突破“百日会战”。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计算机每周只有十个小时能留给氢弹计算，并且大多数是在深夜。与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今都对于敏表现出的扎实的物理功底、敏锐的科学直觉印象深刻：“每一个时刻的计算结果打印一张纸，一会就是一大摞纸。我们就盯着这个纸，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有一天于敏就很敏感地发现这个量不对了。他脑子里面非常清晰地知道这些概念该增加了还是该减少了、该正的该负的。”
于敏是“两弹一星”元勋里少有的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国产”科学家。谈到他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将他比作“足球场上总能临门一脚、应声入网、起关键作用的人”。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发达国家能做出来的，我们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于敏说。
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敏锐地分析，美国核武器的设计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限制他国发展，美国很可能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他和邓稼先立即上书中央，建议我国应加快核试验步伐。杜祥琬介绍：“我们还有哪几次必须要做的实验，否则我们的核武库就停在一个半截的发展，他用了一个词，叫‘功亏一篑’，就是不要差这么一点，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此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199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核试验条约。于敏、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时间。于敏说，核武器，不是用来杀人，而是要自卫。争分夺秒研制核武器，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说：“美国现在在做反导，一般的武器很难突破它的防御。如果把对方的武器完全控制起来，它就能为所欲为。做那种控制的是不行的，我们的这种研究是对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有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请于敏同志领奖”……
这是20年前的今天、199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表彰现场。这是于敏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公开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做着“惊天”的事业，于敏却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多年来，面对“氢弹之父”的赞誉，他一直婉拒，他说，“这不符合科学”。“这话不科学，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团结。”
于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厅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于敏：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敏：我觉得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态度，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
于敏：一个人总有思想，总有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中华民族，学好真本事，给国家做点事，给民族做点事。
73岁那年，于敏曾以一首题为《抒怀》的诗总结自己，其中两句，“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凡的一生的写照。
今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随着他的逝世，“两弹一星”获得者目前仅3人健在。
在儿子于辛眼中，科研工作以外的父亲，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国即将迎来70岁生日之际，得知父亲获得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于辛最想替父亲表达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父亲一人的荣誉。他说：“我们为他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而感到骄傲，也为他获得这一荣誉而自豪。但是我父亲一定会认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这一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因为他始终认为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篇2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领军人物、中科院院士于敏被授予了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只要国家需要，于敏都欣然从命，并不断在新的领域取得突破。于敏说，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人生足矣!
时间回到50多年前。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为核弹家族的一员，原子弹，中国有了。但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威力更大的氢弹，氢弹成为新中国核弹家族亟待补充的重要一员。当时正在中国近代物理所进行理论研究的于敏，接受了一项国家重任，在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于敏：氢弹既有工程问题，又有技术问题，又有科学问题。是三者都有的一种尖端技术，所以要学的东西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很多。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于敏很快扎进去掌握了氢弹的相关知识。一年后，于敏根据上级指示调入核武器研究院，带领部分同事去上海出差，利用那里的计算机集中力量攻克氢弹原理。他带领大家选择出了三个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模型进行验证。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杜祥琬：有一天就很有趣呢，他就说这个物理量不对了。我们去查了查没有错误啊，逻辑上、指令上有没有错误，查也没有错误。就这么追。最后发现了一个晶体管坏了，把这个晶体管一换全部这问题就解决了。
于敏洞察入微的能力对氢弹模型最终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测算，一个无可挑剔的运算结果出现了。这三个月，也成为中国氢弹史上最著名的“百日会战”，载入史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于敏：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我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成为世界上研制出氢弹速度最快的国家。
在于敏的床头，我们能看到他摆放整齐的各类专业书籍和他最爱看的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成为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于敏：我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这个淡泊名利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这个态度，这个不会被物欲所惑，外面有什么物欲，不要被它所迷惑，不为权势所屈。
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篇3
“于敏”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因为他曾经“隐姓埋名”30年之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于敏才进入公众视线。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秘密”和“隐身”背后，是我国的核武器氢弹研究。正是“于敏”组织领导的攻关小组，找到了氢弹技术的突破途径，完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氢弹方案。今天，88岁的于敏院士，坐在轮椅上，接过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项。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于敏的一生，或许“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最贴切的。
今年88岁的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少时凭借聪慧勤奋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像很多有抱负的莘莘学子一样，大学为于敏开启了一扇物理之门，然而不同的是，走过这扇门，这个由本土培养的科学家带领着他的攻关组，又为祖国推开了“氢弹”之门。
1967年6月，我国西北罗布泊上空，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滚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中国人从此拥有了氢弹，当量330万吨级，于敏这个名字从此也与中国氢弹技术紧紧连在了一起，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说起当年，于敏淡淡的笑着：
于敏：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我当然也很高兴。
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人物事迹篇4
两人都为中国核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少年于敏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在那个内乱外侮的国土上，尽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驰骋沙场，但他相信，总会有诸葛亮、岳飞式的盖世英雄出现，能够荡寇平虏，重振河山。
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自己会成为这样的“盖世英雄”。
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战乱中度过。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此时，他遇到了两位恩师。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为何会倾心于《三国演义》里的恢宏场面和弘大背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是源于其开阔的视野以及善于把微观的事情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分解和缕析。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尽管只有一年，却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谢。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
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三十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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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他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所说的“欺负”，并非仅指过去而言。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报纸上说说玩儿的。”于敏回忆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了“赢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请客的还有另外一人。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
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