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声震天巨响，也是面向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下面是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1）
浙江省湖州市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国务院颁发的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作为研制长征二号E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的技术总顾问，参与领导研制试验工作，保证发射成功，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屠守锷1936年毕业于埭溪中学，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1941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获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工厂任工程师。1946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校人之一。从1957年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主任、第一分院副院长。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1982年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任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长期从事火箭总体研究与设计，领导并组织了近、中程火箭的研制，成功地主持了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生产和全程飞行试验。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是中国航空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他先后担任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带领科技人员突破了一系列技术关键，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特别是在洲际液体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中，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独到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保证了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洲际导弹任务的圆满完成。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2）
江苏省吴江县人，1919年生，男，中共党员，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68年后，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
他长期致力于我国科学技术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参与中国空间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是中国科学院早期开展航天技术研究的专家之一。领导和参加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姿态测量系统的研制。是空间技术分系统的设计师，在我国返回式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方案论证和技术设计中，提出一系列先进可行的设计思想。领导研制的返回式卫星姿态系统及数据分析指标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指导研制为原子弹爆炸试验所需的检测技术及设备等重大科研项目。1984年获航天部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3）
1963年春，他告别家人，开创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他坚持深入到車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身为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及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试爆前，已57岁的他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 10月 16日成功爆炸时他流出激动的热泪。1967年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里也有他的心血。
1969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先后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为此，人们称他为 “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核大国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的帽子……青海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对此他着急地白天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又到职工宿舍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参加科研生产。他不顾条件恶劣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以赤诚奇迹般地化解了对立情绪，共同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精诚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核武器研制是一项涉及众多学科、庞大复杂的科学工程。渊博专业知识、丰富基础研究经验和深刻洞察力，使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勾画研制工作的顶层设计，抓住研制核武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学科问题和关键技术，把复杂的系统问题进行分解，列出各个子课题，区分轻重缓急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他随时了解并总结大家的研究结果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分析调整，使两弹研制在选择阶段目标和技术途径上没有走大弯路，进度很快。当时实验条件差，设备仪器都很缺乏。为诊断内爆过程他首先提出并和大家一起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脉冲X光机和相应的诊断探测设备，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两弹突破起到重要作用，开拓了核武器物理实验研究的新领域。继续勇攀高峰求新创造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6兆伏油介质脉冲X光机，在20世纪80年代又研制出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10兆电子伏、29兆电子伏的大型加速器等。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4）
在当时，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计算庞杂的数据，这对西方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中国科学家就能做到。因为祖国期待他们，人民支持他们，这令郭永怀十分感动，也给予他巨大的信心和动力。
为了进行大型爆破实验，1963年7月，中央决定将核武器研究院总部迁往青海高原荒凉的沙漠里，郭永怀受命担任核研究院副院长和卫星研究院副院长。这时已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郭永怀，与科研人员一起转入大西北核武器实验基地，扎帐篷、抬设备、清理场地，在设备短缺、粮食紧张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这里海拔3800多米，一眼望去，是无边无际黄沙漫天的戈壁滩，寸草不生、干燥异常、氧气稀缺、温差极大，加之营养匮乏，郭永怀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但他咬牙坚持工作。在他的帐篷里，只有一张简单的写字台、一张钢丝床、一个烧开水的煤炉子，除此以外再无他物。为了抢时间工作，他抽掉了床铺上的褥子，直接躺在钢丝床上，这样一翻身就会被硌醒。
在工作帐篷里，身体瘦弱的郭永怀亲手搅拌炸药。年轻工作人员要接过他手里的工具，让他在旁边指挥，他说我边操作边讲解，这比你们单从书本上学理论更扎实，爆破物理实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一定要认真来做。他鼓励工作人员说，为了国家大事我们隐姓埋名，但对着山川大地沧海蓝天，我们有资格大声说出我们的姓氏和血缘：“我们是有骨气的读书人，我们是压不垮的中国人!”
那几年正赶上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广大科技人员同样遭受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日子。可大家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消极沉闷，每天在食堂都吃不饱，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饿得受不了，冲一杯酱油汤喝，增加体力继续工作。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断炊问题，戈壁滩上植物贫乏，就连稀少的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好在有全国人民全力支持，他们没有出现太大的生活问题。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5）
1979年底，周光召调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在这前后几年，周光召曾短暂回归他心心念念的学术领域。
一天，周光召找到苏肇冰，要把理论物理所的两位科学家郝柏林和于渌请来一起做闭路格林函数，郝柏林和于渌后来均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周光召和苏肇冰有深厚的量子场论功底，郝柏林和于渌在平衡态相变和临界现象方面有研究经验，周光召决策把闭路格林函数首先用于动态临界现象的分析，开启了不少后继工作的研究方向。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科院外籍院士李政道曾总结他们的工作：周光召与合作者一起系统地发展了非平衡态统计的闭路格林函数，并尝试把所发展的方法应用到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力学、随机淬火系统等方面。
有关合作研究长达八年。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学术委员会几度准备推荐这项研究到院里评奖，遭到周光召反对：“我担着院、所领导，叫人家怎么评?”这组工作一直拖到周光召卸去科学院院长职务之后，1999年获得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次年，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周、苏、郝、于”四人1985年发表在国际综述杂志上的长篇文章颁发了“1981~1998年度经典引文奖”。
1980年，刚入选中科院院士的周光召应邀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完成在美国一年的访问计划后，周光召又受邀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访问，担任研究员。
正在欧洲访学的周光召突然被召回国。“与1960年代主动要求回国不同，这次多少有些不情愿。”曹效业分析。据当时中科院院士钱三强的秘书葛能全回忆，钱三强在办公室与周光召就此事谈了很长时间，周光召出来时眼圈有些红。
“那时中科院已经危在旦夕，需要周光召，也只有他能主持中科院的改革。”郭传杰认为，周光召的回归离不开彭桓武的推荐，和时任中科院院长卢嘉锡的信任。就这样，周光召再次告别学术研究，回到行政岗位。1984年，周光召担任理论物理所所长，同时任中科院副院长，1987年1月任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1998年，周光召被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老师的思考方式与众不同，他总是从第一原理出发，自己推导，不轻信权威结论。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彻夜未眠来想这个问题。他一直关心理论物理前沿，贡献了很多卓越的学术想法，但他决不在他没有做出实际工作的论文上署名。”周光召的学生、理论物理学家吴岳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光召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自觉精力和时间不足以完成具体的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自己署名的学术论文。
1990年代，周光召组织筹建了中国工程院。当时中科院有人反对单独成立工程院。一次晚饭后散步时，周光召与郭传杰谈起这件事，周光召说：“欧美发达国家在成立科学院后也都成立了国家工程院，工程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社会重视，这是经济发展必然趋势，我们理应支持。”
2003年，国务院决定启动制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陈佳洱担任基础研究专题第14专题组的组长，他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带着专题研究组的几个成员到周光召家求教。周光召提出的一些战略思考，后来帮助陈佳洱等人理清了基础科学战略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框架。
2011年11月15日下午，正在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顾问组专家会议的周光召，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抢救，此后长时间躺在医院病床上。
四个月后，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将首个“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周光召，以表彰他无可争议的学术成就，高山仰止的科学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6）
浙江省浦江县前吴村。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50年代他研究苏联汽车用钢40X的代用品，以锰、钼代铬成功，对我国合金钢体系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60 年代领导研制成功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为原子能工业和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后又指导开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硅材料的品质因素以及高温超导氧化物中氧的扩散行为和作用的研究，致力于发展我国高技术材料和材料科学，并培育了大批科技人才。
吴自良他幼年丧父，由母亲和兄、姐抚养成人;1926年就读于浦江县浦阳小学，1929年毕业后赴杭州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初中学习，1932年考入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935年毕业后，考入北洋工学院(吴自良)，先读矿冶，后转学航空机械。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北洋大学内迁陕西省城固县，与焦作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学院。1939年吴自良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设计科任设计员。1942年工厂遭日机轰炸后解散，撤退到昆明，他任中央机器厂副工程师。
1943年他在大姐的资助下，自费赴美留学，在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冶金系读研究生，师从物理冶金学家C.S巴瑞特(C.S Barrett)教授和物理学家R.斯莫洛柯夫斯基(R.Smoluchowshi)教授。留学期间，他悉心钻研物理冶金学，1948年完成题为《片状铝单晶中滑移机制和内耗的关系》的学位论文，获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卡内基理工学院金属研究所作博士后。1949年，吴自良应聘到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任副研究员，主持“软钢中阻尼和疲劳”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0年冬，抱着发展中国冶金科技事业的愿望，取道香港回国，任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1951年夏，他应聘为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今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研究员，负责物理冶金方面的科研工作，先后担任物理冶金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等职，现任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
作为材料科学家，吴自良一直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关键实用材料的研制工作，以及有关材料科学的基础研究。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金属、半导体和氧化物超导体等各个方面。40多年来，他和他所指导的研究集体，硕果累累，成绩卓著：50年代率先完成的苏联低合金钢40X 的代用品的研制，对建立中国自己的合金钢系统起了推动作用;60年代自力更生研制成分离铀同位素的核心部件甲种分离膜，打破了核垄断，为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作出了重大贡献;70年代提出和指导了大规模合成电路用硅材料品质因素的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近年来，吴自良不顾年逾古稀，满腔热情地投入高温超导氧化物中氧的扩散行为的研究，发表了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数篇。
鉴于吴自良在材料科学方面的突出贡献，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吴自良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几十年如一日、不倦地耕耘在科研第一线，切实为祖国建设作贡献，而深受大家的尊敬。他是上海市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中国金属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7）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钱学森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就要立刻回国，他情愿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也要回归祖国。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希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低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让他离开。”读到这里，我想大家气得心里咚咚跳，牙齿咬得咯咯响，太可恶了!
“我是中国人，我要报效祖国。”最后，钱学森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投入了祖国的怀抱中，和人民共同呼吸，共同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心只想着报效自己最挚爱的祖国。
然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了天空，第一枚州际导弹发射成功。”钱学森倾注大量的心血。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里至少向前推进20年。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导弹之王”。
“我是中国人，我要报效祖国。”我想：钱学森爷爷一句简单而普通的话，却让我们大家读完这故事后从心底涌出天大的自豪感，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钱学森爷爷的敬佩之情。当然，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少年更要努力学习，长大后向钱学森爷爷一样报效祖国，把祖国的.明天建设更好!
无论你是怎样的人，心里都要眷恋着祖国，心里首先要想着报效祖国，热爱祖国。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8）
陈芳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1938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45年赴英国科索无线电厂研究室从事电视和船用雷达研究。1948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中科院物理所、电子学所，国防科工委第26基地，国防科工委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工作，当选为中国宇航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1980年增补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84年任中国科技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教授，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0年被推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他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
陈芳允长期从事无线电电子学及电子和空间系统工程的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曾参加英国早期海用雷达的研制试验工作。研制了电生理测试仪器。在北京电子研究所提出并指导研制出国际上第一台实用型毫微秒脉冲取样示波器。1964年和李力田等研制出飞机用抗干扰雷达，投产后大量装备我国歼击机。1964年至1965年，提出方案并和徐建平等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仪器，参加了卫星测控系统的建设工作，为我国人造卫星上天作出了贡献。1970年他提出并和共同工作者于1980年完成了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成为支持我国通信卫星上天的主要设备，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因航天测量船上电磁兼容问题的解决，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曾荣获国防科工委先进科技工作者标兵称号。
著有《无线电电子学的新发展》《卫星测控手册》等，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1986年，他和部分院士联名建议发展中国的高技术，受到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促成了我国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9）
在航天领域有着累累硕果的孙家栋，在生活中却非常俭朴。他喜欢穿布鞋，妻子魏素萍说：“他总是天天跑，穿皮鞋太累，我每年给他买四五双布鞋，他都能穿出洞来，你说他费不费。”
孙家栋家里有一只牛皮箱和一个牛皮公文包，陪伴了他几十年，尽管已经颜色斑驳，却被他视为珍宝。有一次搬家，有人提议把旧箱子扔掉算了。孙家栋习惯性地眯起眼睛笑着说：“这个可不能扔。再说这房子也不缺放它的一块地方嘛。” 妻子魏素萍赶紧解释说：“别看这个箱子旧，但千万不能扔，这可是我们老孙的宝贝疙瘩，我可是一直都没敢怠慢它。”
原来这箱子和公文包有着不凡的来历。
20世纪50到60年代，中国向苏联选派了近万名留学生。1951年7月，经过层层选拔考核，孙家栋以优异的工作业绩被选送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读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孙家栋要参加的是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专业学习。
去苏联之前，尽管当时物资匮乏，空军方面还是专门选择了质地最好的毛哔叽料子给他们做了合身的军装。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亲自与他们单独谈话，并专门下令给他们每个人添置两件当时的“奢侈品”：牛皮箱、公文包。这一箱一包，随着孙家栋从北京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相伴几十年。
岁月会冲刷一切，但有些东西越冲刷越具有价值。如今看来已经陈旧的牛皮箱和公文包，其实承载着孙家栋近乎一生的学习、工作经历和人生记忆，那里面装着的是一颗沉甸甸的报国心和一名科学家的情怀，也装着勤俭质朴的作风。
曾经有人问孙家栋，如果我们实现了载人登月，可以把一件自己的东西带到月球上留念，你会带什么?孙家栋的回答是：“我是这样看的，假设将来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人登上月球的那一天，带上月球的每一克载荷都是非常宝贵的， 我相信我不会带自己的东西，肯定要根据我们国家整个事业要求来带更重要的东西。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嫦娥一号’卫星， 它本身的重量是2350千克，所携带的推进剂就占到1200千克，所以要把这颗飞行器送到月球，它的代价相当大。你可以想一想，载人登月每一克载荷的价值是多少。我们绝对会精打细算，让每一克都用得非常有意义。你问我自己想带什么上去，这个我绝对不敢设想。”
“我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很清醒。”孙中亮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只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孙家栋有一儿一女，他们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没有依靠孙家栋的名望和地位，而是自食其力，有着自己的事业。年轻时他们对父亲的记忆就是忙碌，经常见不到父亲，甚至连他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理解了父亲和他的事业，在理解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敬佩。
孙中亮快人快语，传承了父亲教给他的低调朴实家风，同样也是一个工作上闲不住的人。他曾从事过不同行业，可能是命运的安排，现在也从事卫星导航领域研究与应用。他创立的公司专注导航定位芯片、算法及产品的自主设计、研发等，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10）
任新民曾任多项航天型号工程总设计师或技术负责人，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属于家常便饭，都需要他分析、判断和决策。他肩负重任，不辱使命，适时果断地做出决策。
1982年12月，经过反复研究与论证，制定了解决氢氧发动机缩火问题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必须通过发动机试车进行检验。为此，安排一次试车顺理成章，也比较稳妥，但要耗费一笔经费。更主要的是，研制进度将为此拖后，赶不上1983年秋至1984年春的发射窗口。
事态严峻，任新民心急如焚。在已定的研制计划中，12月13日有一次长征三号的简易试车，如果能在此次简易试车后，氢氧发动机不下台进行分解、清洗和重装，而直接进行检验解决缩火措施的试车，不仅能节省人力、财力、物力，还能争取到一个多月的研制时间。
当时能否进行连续试车，成为任新民亟待考虑和决策的重大问题。他详细查阅了氢氧发动机历次试车的数据、总结报告及发动机拆装情况的记录，并同有关设计人员、工艺人员、试验人员进行了分析讨论，初步形成了可进行连续试车的设想。
但要真正统一思想，形成决策，并非易事。大多数科技领导和科技人员认为风险太大，不大同意连续试车。任新民深知，这一决策的分量，他暗自思忖：“单独进行一次试车，同样存在失败的可能。但这无可指责，只分析故障原因，改进措施就是了。但如果连续试车出了问题，就如同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时，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可能会被冠以违反科研程序之罪名，声名狼藉。”
思量再三，任新民告诫自己：“应该相信自己和有关人员的分析、判断，如果一点儿风险都不敢冒，那是私心杂念在作怪，是懦夫。”最终，他决定采用连续试车的办法。
在讨论连续试车任务书的总师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任务书上应写明经任老总决定。”任新民同在场的人都清楚，这样的表述隐含着责任问题，也是不赞成连续试车者意见的一种表达。有人打圆场说：“还是写经总师扩大会议研究决定为宜。”这时，任新民腾地站了起来说：“就写任新民决定，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连续试车取得圆满成功，氢氧发动机一、二次点火启动干净利落，火焰均匀、平稳而明亮，缩火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试车成功后，欢呼声、祝贺声响彻试车台所在的山沟，同事们争相同任新民握手祝贺，赞扬他“无私无畏，敢于决策”“艺高人胆大”。他只是频频点头，连声说：“大家辛苦了，谢谢。”
还有一次更为惊心动魄、风险更高的决策。那是1986年2月1日，任新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持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甲的发射，火箭三级氢氧发动机已进入射前地面预令的程序，下达了射前15分钟准备的口令，在塔架上的最后一批人员已撤离。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11）
1934年，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次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两年后，先后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38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尽管在美国有着优厚的工作和生活待遇，然而，功成名就的钱学森却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发展。1955年10月，钱学森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祖国。回国后，他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出任该所首任所长。不久后，他就全面投入到中国的火箭和导弹研制的工作。
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提出了长远规划。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
也在这一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从那时开始，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以他在总体、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中国航天之父”的美誉。
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钱学森是举世公认的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20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他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毕生实践着科学报国信念的奋斗历程中，钱学森淡泊名利，人品高洁，充分展现出一位科学大师的高尚风范。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事迹材料（篇12）
王淦昌，1907年 5月生于江苏省常熟县。1920年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物理系。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实验物理研究道路。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和当时政府软弱无能的亲历，逐渐使他成熟起来。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北平多所高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上街游行却遭反动政府大屠杀，游行队伍中的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学惨遭杀戮，深感义愤填膺。他找叶企孙倾诉时承蒙启迪：“归根结底是因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若我们像汉朝、唐朝那样先进强大，谁敢欺侮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师言有如醍醐灌顶。他发奋学习，不再是为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拯救中华民族。他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聪颖、勤奋刻苦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决定回国。有的教授想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他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留学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回国后他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战乱中在浙大教书14年。1950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6年被派至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先任高级研究员、后任副所长。1959年他在苏联的研究中，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援助中国的协定。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搞核工作。1961年 4月 1日，王淦昌奉命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他毫不犹豫表态：“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毅然放弃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一个全新领域秘密研制核武器，开始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对此，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当时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他和郭永怀走遍靶场的每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