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物理学家事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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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物理学家事迹介绍（篇1）

2004年，在理论物理专款10周年纪念会上，光召先生强调“必须要有学术争论”“要在年轻科学家之间，在年轻和年长科学家之间，要有真正的毫无保留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只有在争论过程中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很有可能在反对的意见中产生新的科学成果”。光召先生曾针对国内的学术氛围指出，“进行学术批评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国内却行不通，特别是批评权威，几乎成了真空”。

在“四唯”气氛的加持下，当前类似的问题愈发严重，我们依旧应该反思，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文化和制度中，是否正在失去和已经缺失了学术民主和自由争鸣的科研氛围?例如，在一些重要项目评审中，过度的程序规制限制了甚至禁止了必要的学术争论。各种学术会议变成了学术“表演秀”，怎么会有公开的批评和辩论?在规制中不能畅所欲言，科学评价被异化了，不仅阻碍了创新，而且滋生了非学术的利己主义。显然，这些做法大大背离了光召先生所践行和宣扬的学术民主和自由争鸣的精神。如光召先生所言，“学术争论、学术批评不能够在中国的科学界真正开展，要做出很好的科学研究成果，大概是办不到的”。

无论是核武器研究所(今天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亦称“九院”或“中物院”)，还是在中国科学院，光召先生一直大力提倡学术民主风气。周先生亲历了突破原子弹和氢弹攻关时期的学术鸣放，他积极参与学术讨论，曾与程开甲等前辈科学家大胆争论，也鼓励刚参加工作的科研人员发表自己的看法，留下许多佳话逸事。周先生一直很怀念两弹突破时期的学术气氛，2007年12月，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深情回忆：“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他进而呼吁：今天科技界的民主气氛太少，搞自主创新，首先要营造民主讨论的风气。

周光召物理学家事迹介绍（篇2）

1977年，光召先生主动找到郝柏林院士、于渌院士以及苏肇冰院士，建议合作研究闭路格林函数。于渌院士回忆，与光召先生的合作研究中，经常是他们一起讨论一篇论文或者一个问题，下次见面时光召先生就会从闭路的框架出发，在稿纸上演示如何推导出预期的结果。于渌院士谈到，与光召先生的合作是有压力的，“因为他走得快，自己经常跟不上”。

通常商量了下一步计划后，还没来得及做完计算，光召先生就有了计算结果，但光召先生始终充满合作的热情、毫无保留地分享最新的研究心得。光召先生认真负责、亲力亲为的科研态度可见一斑。自1984年光召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坚持每周在理论所与两名研究生讨论，直至他们毕业，此后光召先生就不再招收研究生，也没有再用“博士生导师”的头衔。当了院长，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骤减，最终甚至停止了研究论文的发表。

他认为，行政工作和科研工作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不可兼顾，必须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光召先生对于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负责的态度。有一次，笔者向光召先生汇报自己的工作(图1)，提到这些年与一些优秀的学生所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光召先生敏锐地批评我：“你现在还年轻，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还是要亲力亲为，不能过分地依靠学生。”光召先生强调的这种专注精神，提醒我们只有在科学研究上专心致志、全力以赴，才可能在科学研究上达到一个高度，才能积跬步于千里，做到真正的原始创新。

周光召物理学家事迹介绍（篇3）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吴岳良回忆：在苏联期间，一次学术会议上，年轻的周光召对一位苏联权威的粒子自旋成果提出了异议，那位苏联教授回应：“你的观点没有道理!”周老师没有直接辩驳。会后，他默默地研究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严格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先后把研究结果写成“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和“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两篇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实验和理论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就是高能物理领域著名的“相对论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

这个理论问世后，就有科学家说，假如以后周光召得诺贝尔奖，我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可见他此项成果的重要意义。在莫斯科学习的4年时间里，周光召两次获得了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论文30多篇。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学螺旋态理论，又提出了若相互作用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直接促进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

好景不长，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并撤回了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专家和设备。离开时说，没有他们的技术和设备，中国20年内都无法造出自己的原子弹。由于周光召所在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在苏联境内，所以没有受影响。不久，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悄悄地跑到苏联向中国科研人员通报情况，了解到情况后，周光召马上召集了研究所的中国专家开会讨论一件大事：没有外国人的援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否研制出原子弹?经过讨论，周光召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随后，在苏联的20多名科学家联名请缨：回国参战。他们在信中这样写到：“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就这样，周光召回到了祖国，开始进行核武器的研究。周光召回国之后，主要从事高能物理核武器理论等方面的科学研究,这一块刚好就是原子弹的基础课题。可以说周光召的工作对原子弹的研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周光召等人的参与为我国原子弹的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杨振宁后来说道：光召兄的回来，使得中国1964年爆第一颗原子弹早了一两年。

周光召物理学家事迹介绍（篇4）

老天不负苦心人，成千上万参加这个工程建设的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没有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和小平同志的期望，经过近1500个日日夜夜的顽强拼搏，中国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如期在1988年10月实现了正负电子束的对撞。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我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仅用了4年就完成了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设施，它标志着我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能加速器的建成。它的建造质量是国际一流的，对撞机和谱仪的主要指标和性能参数均达到或超过了设计指标，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它的建设投资只有国外的几分之一，不仅是当时国内大中型项目中惟一不超投资并提前完成的工程建设项目，而且在国际加速器建设中，能这样如期建成并达到设计指标的也是极少有的。这在国际高能物理界引起了很大震动，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进步，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里程碑。"

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后，光召同志立即要我向领导小组其他三位同志及谷羽同志通报，并马上起草了给小平同志的报告。报告经他两次修改后，急件报送给小平同志处。很快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中南海开会，研究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前往视察的有关问题。我开会回来即向光召同志做了汇报，他十分高兴，嘱我认真安排好视察线路和议程及安全、卫生等等各项准备工作。两天后他又亲自听取了汇报，还到现场做了检查。

1988年10月24日，小平同志又到了4年前他亲自奠基的地方。这里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群，地上地下安装着我国自己研制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内最大的加速器和探测器。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在工程领导小组光召、谷羽、张寿、宗棠、百发等同志陪同下，边走边看，十分高兴。在接待厅里，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光召同志的汇报。光召同志汇报后，随即请小平同志做指示。小平同志即席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

周光召物理学家事迹介绍（篇5）

中国核武器原理为什么能这么快取得突破?

周光召曾总结过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当年国家抽调了彭桓武、邓稼先以及包括他本人和于敏在内的多位在基础研究上已经做出了高水平成果的科学家。虽然大家都没搞过核武器，但他们带着一批年轻科研人员，从基础研究开始逐步探索，最终搞清楚了复杂相互作用的物理过程，才能很快实现核武器的原理突破。

可见，周光召深刻认识到基础研究在应用研究中的重要性。

对科学的发展，他强调长远性、原创性和开放性，“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队伍要精干，要把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推到科学研究前沿，给予稳定支持。若只顾眼前利益，“不保留精干的科学研究力量，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并创造性地提出并在中国科学院遴选建立了全国第一批开放实验室、交叉科学中心，要求以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机制运行，指出“开放实验室是未来科研组织的雏形，是‘国家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多年实践，完全证实了他当年的预判。

在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看来，周光召是一位极富远见和理性思维的战略科学家，也是一位帅才难得、位高望重的高层科技领导人。

面对社会上“科学无用论”“科技同一论”等各种看法，他首先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双动力”论，并据此强调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规律，要按不同的价值准则和运行机制确定不同的政策措施;面对国家急迫重大的经济建设“主战场”，调动科研主力，在全国与企业、地方组成紧密合作的研发中心或基地，以项目为纽带，攻坚克难;对技术开发类工作，他强调要按市场经济规律，积极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工作，发展高技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