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

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然而，极限深潜试验的风险性非常高。在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中，黄旭华亲自上艇参与试验，成为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希望大家喜欢!

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篇1

事迹简介

黄旭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3月出生，广东揭阳人，中船重工第七一九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员。曾先后担任我国核潜艇工程第一代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主持了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先后突破了核潜艇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七项技术，是我国核潜艇研制工程的先驱者，领导实现了我国核潜艇装备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壮举，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并为我国新一代核潜艇的跨越发展，未来核潜艇的探索赶超奉献了毕生精力，是我国核潜艇科技战线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

事迹材料

一、先后担任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和总设计师，和彭士禄院士等共同主持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实现了我国核潜艇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起步异常艰难，面对各国严密的技术封锁，黄旭华和彭士禄、赵仁凯等总师密切协作、分工配合，带领团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突破了被誉为“七朵金花”的七项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核潜艇技术，解决了我国核潜艇的有无问题，实现了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使我国拥有了海上X威慑和X反击能力。黄旭华主持制订了第一代核潜艇艇体总体和全艇主要设备配置方案，解决了核潜艇总体设计难题，为核潜艇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出并决策采用最先进的水滴形艇体外型，采用X舵和艉舵相结合的操纵方式，通过风洞、旋臂水池和自航模等20多项试验研究，出色地解决了水滴型核潜艇高、低速下的稳定性和操纵性难题，实现了我国“核动力水滴型”的一步到位;应用__塑性稳定等理论，论证了导弹舱的多种结构方案，经仔细计算和模型试验分析比较，决策采用__体双排结构形式，并推导出导弹舱大直径双排大开孔等耐压结构新的设计计算方法，攻克了大直径艇体结构设计与建造等重大技术难题;组织、指挥了核潜艇系泊航行试验、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极限深潜等一系列重大试验，解决了试验中出现的关键技术问题。黄旭华在一代艇研制中做出了卓越贡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排名第一)，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排名第二)，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再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排名第一)。

二、主持完成第一代核潜艇的现代化改装，大幅提升在役核潜艇的综合作战、反潜隐身等技术水平。为提升核潜艇全寿期的技术水平，黄旭华紧跟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主持完成了第一代核潜艇的现代化改装，使艇的综合作战能力大幅提升，声隐身性能显著提高，安全可靠性持续增强，服役期增加三分之一以上，满足了当时形势下海军的作战需求。黄旭华主持了现代化改换装总体方案设计研究，开展了新技术应用于核潜艇的可行性分析，解决了新设备与艇总体的协调匹配性、电磁兼容性和可靠性设计等问题，提出了现代化改换装的总体方案;提出采用新型螺旋桨、指挥台围壳顶部大开口启闭装置等新技术，显著降低了第一代核潜艇的水下噪声，提高了艇的隐蔽性;综合集成了当时最先进的鱼雷武器、水声对抗武器和综合声纳系统，大幅提升了一代艇的综合作战能力;提出了核潜艇延寿论断和经济、安全的退役处理总体方案，解决了核潜艇安全延长服役和退役问题。第一代核潜艇的现代化改换装和升级工程，于2001年和2003年两次荣获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颁发的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型号研制金奖。

三、主持第二代核潜艇预先研究工作，为核潜艇的跨越式发展奠定重要基础。黄旭华组织论述了我国第二代核潜艇研制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二代艇的概念图像，梳理了关键技术，并开展了预先研究工作，为推动二代艇的立项和关键技术的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础。黄旭华决策采用__X高强度钢做第二代核潜艇耐压艇体材料，组织有关厂所联合攻克了应用__X高强度钢的艇体结构设计、艇体结构建造技术和焊接工艺等关键技术问题，为二代艇实现大尺寸战略导弹密集装载提供了技术储备;梳理了战略导弹齐射面临的主要困难，应用系统工程方法，分析了总体、水动力、结构、武备和操艇等多专业间的复杂耦合关系，并组织力量论证了解决方法，为二代艇实现由近程组射向远程齐射的跨越提供了技术储备。第二代核潜艇的研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反响。美国专家认为第二代核潜艇“使解放军首次具备可信的远程海基X力量”、“极大地拓展中国潜艇的作战运用范畴”。

四、指导未来核潜艇的发展，引领核潜艇技术创新超越。作为核潜艇领域的战略科学家，黄旭华始终关注世界科技前沿和国际军事变革，梳理了未来核潜艇装备和技术的发展方向，为我国未来核潜艇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黄旭华指导开展了我国未来核潜艇的发展型谱规划;指导探索了新一代__多用途核潜艇等多个创新概念;面向未来水下战争分布式、无人化、体系对抗的新特点，指导论证了水下作战体系的技术发展路线图。上述研究工作，明确了核潜艇装备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发展方向和发展路线，有力支撑了水下作战领域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论证，为推动我国核潜艇装备的持续创新和跨越赶超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篇2

英雄，无私忘我，不辞艰险者也。古往今来，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英雄，而我心中的英雄是为新中国国防事业默默奉献一生的黄旭华爷爷。

黄旭华，是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主持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也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南海之上，波涛茫茫。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工业极度落后的阶段，参与建设核潜艇的人员只参加过仿制工作，对自主研究的工作实在是无从下手。黄旭华带领团队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自主设计出水下阻力更小的水滴形潜艇。他还大胆地对潜艇构造进行创新，一举突破了当时潜艇研制的技术难点。在潜艇的研究过程中，为了保守国家武器装备的核心机密，黄旭华一直是隐姓埋名。自研究开始直至潜艇入海，近三十年的时间，为了让祖国早一点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他没有回过一次家，是舍小家为大家的英雄。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并交付海军服役。我国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也拥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这是新中国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1988年，核潜艇在南海做深潜试验，黄旭华下潜水下300米，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成为潜艇设计师下水实验的第一人。这体现了黄旭华冲锋在前、敢为人先的精神，更体现了中国人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品质。您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而深邃，有无穷的力量。您虽默默无闻，但功不可没。英雄，是无尽黑暗中的一道曙光。我们正是因为有了像黄旭华爷爷这样的英雄的无私奉献，才有了现在的中国，才有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我们要将英雄的事迹铭记在心，以他们为目标，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为国争光，建设更加美好的锦绣中华。

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篇3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原籍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玉湖镇新寮村，1924年2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田墘镇。194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先后从事过民用船舶和军用舰艇的研究设计工作，1958年开始参与并领导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先后出任第一代核潜艇副总设计师、第二任总设计师，历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曾先后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国防科工委二等奖。他参与完成的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导弹核潜艇研制获1996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4年1月当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 2017年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深海同舟”

1958年，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元年。就在那一年，34岁的黄旭华奉命进京，参加“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这六十年，这一个甲子的时光，只够黄旭华做一件事：为国家设计最好的核潜艇。

30年前的4月20日，中国核潜艇首次出海执行深潜任务。

“300米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核潜艇研制的世界水平，美国和苏联研制的核潜艇深度大都在这个深度上下。”黄旭华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海军尚以近海防御战略为主，那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主要的对手是谁?只能是来犯的敌水面舰艇及水下潜艇，甚至是来犯的敌战略核潜艇。来犯者潜多深，防御者也必须潜多深。“虽然当年我们的科研力量和工业水平在今天回首看去都还是刚刚起步，但我们制定的第一代核潜艇设计目标并不低。”黄旭华告诉记者。

客观地说，我国在六十年前要研制核潜艇，不仅当时国家尚不具备基本的工业制造基础，而且毫无研制核潜艇的科研技术储备。而这个雄心，仅源自一个不能落后挨打、再被帝国主义侵略欺辱的民族梦想!

“1988年我们进行了首次深潜，但我们不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想起来深潜的，早在我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研制初期就有了深潜的目标。”黄旭华说，“我们设计时就提出，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401’艇应该既是试验艇，又是战斗艇。”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下水时，艇上核燃料尚未安装就绪。“核潜艇下水后，首先要进行系泊、设备联调、启堆，完成系泊试验。系泊试验成功了，核潜艇才能出海，进行航行试验。航行试验的主要内容是核动力堆的性能以及核动力和应急动力的转换试验，以及潜艇的操纵、导航、声呐、武器等各个系统和噪音测试试验，等等。”黄旭华说，“‘401’艇下水以后，我们所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和潜艇部队解决试航、试验中发现的一切问题，提出不断完善的方案，力争尽快完成该型核潜艇的设计定型，使我们的核潜艇尽早形成战斗力。”

“我们三方经过4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将近600次的核堆启堆、提升功率、发电、主机试车等系泊试验;以及20多次、累计6000余海里的出海航行，完成了水上、水下高速巡航200多次，不断优化设计，终于在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将‘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黄旭华清楚地记得，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的命令，首任艇长杨玺亲手升起的“八一”军旗，在碧海晴空中迎风招展。被命名为“长征一号”的“401”艇缓缓地驶离军港码头，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潜入波涛之中。人民海军由此跨进了“核时代”。

“‘401’艇解决了中国‘有没有’核潜艇的问题。黄旭华说，“我们在后续的‘402’‘403’艇上又不断改进。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404’艇终于可以向‘极限深潜’这个目标冲刺了。”

时任“404”艇副艇长、退休前为海军某潜艇基地副司令员的薛法玉告诉记者：黄旭华的工作非常严细。“在深潜前的准备工作中，他要求把核潜艇的主要设备，如通海阀门、蒸汽管等八大系统的关键部位都挂上牌子，写清楚这个设备正常情况下应该怎样、应急情况下如何处置，海军艇员是谁在操作，719所是谁在监控保驾，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是哪位师傅负责维修，都一目了然。”但是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周全，大家的精神压力也就越大。

“404”艇艇长王福山请黄旭华去帮助做艇员思想工作，缓解一下过分紧张的情绪。上艇后，黄旭华也感觉到气氛有点沉重。他当即对艇长说:“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

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深潜!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总设计师的职责里也没有这一项。很多领导得知后，都劝年已64岁的黄旭华不要亲自参加深潜了。

黄旭华坚持这么做。他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是，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了我现在认知水平之外的问题;而且，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

中国人有句形象地表达“生死与共”的成语，叫作“风雨同舟”。黄旭华的深潜，是现代版的“风雨同舟”，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别紧张，兄弟，咱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和你“深海同舟”!

“404”艇和后续艇，成为我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定型艇。从此，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成了719所的“光荣传统”。

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篇4

时光回溯到六十年前，时任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潜艇科长的黄旭华，突然接到去北京出差的通知。走进了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联合组建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他这才知道是“天字第一号”绝密工程选中了他。当时设计组只有29人，分为船体组，以及动力、电气三个专业组。

黄旭华至今记得，报到时领导找他谈话说了三条：一是“你被选中，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你”;二是“这项工作保密性强，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出不来，即使将来万一犯了错误，也不能离开，只能留在里面打扫卫生，因为出来了就泄密了”;三是“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

黄旭华毫无犹豫。“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这与“党和国家信任你”相比，算得上什么啊?当年，他加入地下党，不就是无名英雄吗?“党和国家信任你”，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最为看重的荣誉。“当无名英雄，是小事情!”黄旭华风轻云淡地说。

1956年年底，黄旭华因公出差广州，顺道回老家海丰田墘镇三天，探望父母兄妹。此后三十年，对父母而言，黄旭华只是一个会按月给他们寄生活费的神秘的北京信箱号码。“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从此都没有联系了。此后三十年里，他们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他们。”黄旭华说。

1958年6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原子能事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两天后，周恩来总理对这份绝密文件进行了批示并呈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签批后，中国的核潜艇事业正式启动。鉴于当时中苏两国的关系，最初我国曾希望核潜艇事业也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然而，无论是中方参观苏联核潜艇工程，还是请苏联提供核潜艇的技术援助等要求，都遭到了苏方的漠视和回绝，苏方还提出了“成立联合舰队”“在中国建立与苏联核潜艇通信的长波电台”等一些中国领导人认为无法接受的建议，被激怒的毛泽东留下了穿越时空的名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我们必须拥有核潜艇。我们只要还有一艘战略核潜艇潜在海底，帝国主义就不敢按下核按钮。”黄旭华说，“正是这个信念激励着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一万年太久，必须只争朝夕地完成核潜艇的研制任务。”

但是，当时中国人谁也没有见过核潜艇。之前，黄旭华虽是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的潜艇科长，但当时苏联交由我国“转造”的都是常规潜艇，而他在上海交大读造船专业时学的是民船设计。

曾有人建议，将已经引进的苏联常规潜艇中间剖开，加一个核反应堆，但后来很快发现没这么简单。“我们认为还是要从情报入手，从国外报刊资料的点点滴滴中寻找蛛丝马迹，弄清核潜艇究竟是什么。”黄旭华于是提出了他的“骑驴找马”理论:“我们没有马怎么办?那就先骑上身边的驴子找起来!核潜艇在任何国家都是绝对机密，要在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材料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说，我们找资料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

就在黄旭华他们艰难地摸索时，1960年年中，苏联突然宣布中断对中国所有的技术援助，还撤回了全部专家。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又遭受严重困难，国家进入生活困难时期，伙食很差，一个人一个月也只有1斤肉、3两油。大多数科研人员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而每个人的办公费才8分钱。但即便如此，留下来的科研人员依然“不改其志”，啃着咸菜窝窝头搞科研。

1965年的春天，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第11次中央专委会议，正式批准核潜艇研制重新列入国家计划。中央决定成立719所，黄旭华和尤子平担任副总工程师。而719所正与核潜艇总体建造厂隔山而居。

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篇5

“现在有了计算机，只要把数字输进去，一个软件一下子都算好了。当时我们只有算盘和计算尺，后来才有了手摇计算器，”黄旭华说，“但是即使现在有计算机，最原始的数据录入，依然要人一个一个输进去的，同样一个数据都错不得。”

当年只有算盘和计算尺的黄旭华他们，经常为得到一个正确数值而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如果三组人的计算结果都一样，那OK，通过;只要三组数据有一个不同，就必须重算，必须算到三组人得出的是同一个数值。

计算之难，还因为设计时很多配套的设备尚未研制完成。更何况，设备粗制滥造十分常见，一台设备运进厂里，才发现原来说是七八百公斤的，现在1吨多重了。只要一个数值变化，所有的重心、力矩都要从头算过。

黄旭华发现，核潜艇的重量和浮容积很难控制。没等潜艇造完，在施工中很快就发现全艇总重量将超重近200吨，核潜艇面临着超重、重心无法确定、无法平衡下潜的问题。

黄旭华和大家反复研究，并吸取了其他设计师的意见，终于想出了控制潜艇的总重和稳性的多项措施。其中一条就是“斤斤计较”，采用最古老又最管用的办法，在施工时，所有设备、管道、电缆上艇都要称重备案，安装完毕切下的边角废料、剩下的管道电缆拿下艇时也要过秤，并从总重量中扣除。

如今走进“401”艇，就会发现核动力舱的过道是舷侧布置的。而美、苏核潜艇核动力舱的过道都在核岛的上部，那为什么改用舷侧布置呢?钱凌白说，最初我们也打算将过道设在上部，因为核潜艇采用的是两次屏蔽，第一层屏蔽是核堆，第二层屏蔽是核动力舱的舱壁。为解决稳性问题，采用了舷侧走道的方案，艇的稳性指标也相应得到了提高。“401”艇最后总装完毕，实测下来重心与原来的设计基本一致，海军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年的老同事，至今非常怀念与黄旭华一起攻关的日子，感激他“还为我国的核潜艇事业带出了一支队伍”。尊重每一位科研人员的贡献，充分发掘大家的智慧，在智慧的“众筹”中激荡创新，是黄旭华的创新智慧。

黄旭华带领719所的核潜艇设计专家团队，从最初的方案论证开始，到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他们总共画了多少张图纸?

“我知道他们719所的专家总共为‘401’艇画了45000张设计图纸。如果把它们一张一张连接起来，大约有30公里长!”行业的一位资深专家透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