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获奖者周光召事迹

“两弹一星”功勋获奖者周光召的事迹是怎样的?周光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有关“两弹一星”功勋获奖者周光召事迹(集合5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两弹一星”功勋获奖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1

光召院长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早在20 世纪50年代，年轻的光召先生就提出了粒子自旋的螺旋态以及流代数理论，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了巨大震撼。然而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验物理当——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在我读高中、上大学的时候，我坚定地选择理论物理作为就读大学的专业，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受到了许多爱国科学家感人事迹的影响，光召先生是对我影响颇大的物理学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书时，我相信不少同学、系友来读理论物理，就是受到了光召先生的影响。

他的事迹和言论给我以启迪，他的行动和成果给我以激励。首次有幸见到光召院长并近距离聆听他的教诲是2004年的事了。还记得那天是他从瑞士出访回来的第二天，光召院长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应该是非常累的。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的郭传杰教授把我带到光召院长家里，让我向他汇报和介绍我们研究小组在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方向上的研究进展。光召院长对此兴趣颇浓，原来安排半个小时的谈话，延长到一个多小时。他对量子科学的关注和对我们科研进展的重视，让我深受鼓舞。后来，他对我们小组的研究工作颇为认可，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名誉校长，提名我为“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的候选人。在此之前，获得该奖项的多是包括“两弹元勋”和“神舟五号”功臣在内的杰出科学家，光召院长的鼎力推荐让我倍感老一辈科学家对年轻人的呵护和关怀!

2005年，中国科协在新疆举办年会，光召院长是我“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的科学成绩介绍人，在我获得该奖之后，他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从此以后做事情要低调一点，安心做学问，不浮躁，要潜心于你的研究工作。”在荣誉面前如何保持本色，在成功面前如何去迎接更大的挑战，他当时跟我耐心地谈了很多。转眼又是4年过去了，每当我在科研上克服重重困难，在量子信息和量子物理的理论前沿和实验前线获取成绩时，我都能体会到光召院长谆谆教诲的内涵，而且我也时时感受到光召院长对我的关怀。

“两弹一星”功勋获奖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2

周光召在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领域做出过一系列独创性工作：他首次引入相对论螺旋散射振幅概念和相应的数学描述，并应用于分析高能散射振幅和雷吉理论;严格证明在电荷共轭宇称时间联合反演不变的情况下，时间反演不守恒可导致它们对不同过程的衰变分宽度不同;解析地推导和证明了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推进了弱相互作用理论发展。他在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领域也成就卓越，与合作者一起发展了描述非平衡态统一理论的闭路格林函数方法。

此外，周光召致力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过重大贡献。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2000年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9年编号为3612号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为“周光召星”。

1957年，肩负着国家的重托，周光召远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投身于高能物理与粒子物理的基础研究之中。在那里，他以非凡的勇气和独立的精神，挑战权威，对“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研究结果”提出了独到见解，并通过不懈的努力，首次在国际上提出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膺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当时有外国科学家说：“假如周光召将来得诺贝尔奖，我不会感到惊讶。”

突破原子弹后，周光召又深入到氢弹原理的探索中去。1965年夏，周光召举办了一系列报告会，阐述对氢弹结构和爆炸原理的思考和认识，吸引了理论部许多科研人员参与讨论。后来，于敏带领的研究小组率先提出了氢弹设计原理。在明确氢弹设计原理之后，理论部的科研人员很快地融合在一起，在邓稼先、周光召等组织领导下，投入到氢弹理论模型的完善与细致物理设计工作中。于是，在突破原子弹后的短短两年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又突破了氢弹原理，取得了我国核武器研制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周先生为此突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弹一星”功勋获奖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3

“先生走了，他是中国科技界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科技界的‘掌舵者’之一。”

8月17日晚，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周光召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作为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吴岳良回忆恩师时深情地说。

周光召是一位顶尖物理学家，视野开阔，影响深远，总能快速洞悉新思想，更是一位备受尊重的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等作出了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正是周光召人生的注解。

家国情怀是周光召身上最厚重的人生底色。因为国家需要，他三次放弃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57年1月24日至1961年2月20日，周光召被派往位于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当时的粒子物理学正经历深刻变革，物理学家陷于如何处理实验发现的诸多新粒子的困境。在杜布纳，周光召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获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他的工作处在科学前沿，与同期做相关工作、后来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处于同一水平。他如果继续做，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突破。”吴岳良说。

“两弹一星”功勋获奖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4

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曹效业记述，1984年前后在中科院流传着一个故事：当时一位领导指责中科院“不冒泡”，为此中科院院长卢嘉锡拍了桌子，说我头上有两顶帽子，一顶叫院长，你们可以拿走，一顶叫先生，那是拿不走的。

当时中科院面临的外部压力除了高层对其脱离国民经济建设的批判，还有高校取代中科院从事基础研究的呼声，“取消中科院”的舆论传了一波又一波。同时，重理论轻实践、重基础轻应用、人员不流通、管理体系僵化等内部问题也逐渐暴露。“卢嘉锡在1985年工作会议上击案疾呼：中科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先路写道。

1984年4月被推任中科院副院长时，周光召已经55岁，颇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当时，我对自己承担这个工作是否合适，心里一直在打鼓，直到现在还在斗争。”周光召在1985年1月11日上午的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说。7个月前，他刚到中科院就感到了“危机感”，经过大半年调研，他犀利地提出，“按现存的模式，中国科学院能否继续存在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科学院，而苏联模式是“一个与工业生产相脱离的而且本身不流动的模式”。周光召很清楚，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某些理论领域达到世界前列，但它的很多科学技术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一模式的弊端也逐渐在中国显现。

周光召把问题症结引向了体制层面。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对科技发展有更大的激励。假如中国所有的企业都不是30年一贯制，而是从市场、从顾客的要求出发，就必然要更新产品，必然对技术革新提出新要求，这就必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机会。

“如我们科学院的同志不从思想上、观念上，管理方法上来一个根本性变革，那在全国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研究所可能会走向萎缩。”周光召随即介绍了美国、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还有中间的德国、日本模式，并提出“思考中国的模式”。

“两弹一星”功勋获奖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5

60年代初，他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并参与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

1964年，周光召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周光召在致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61年，周光召启程回国，抵京后被安排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工作。作为理论部副主任，他辅佐邓稼先突破原子弹原理，领导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开始了长达19年的“秘密工作”。

据《科技日报》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周光召曾连夜送上“定心丸”。

1964年10月15日深夜，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预定时间已不足24小时。一封来自罗布泊试验厂的急电对原子弹的设计提出了疑虑。上级希望负责核武器理论物理研究的周光召等人做一个认真的估算，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周光召和同事们紧张运算了整整一个夜晚，次日上午，将一份联合签名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报告认为，经计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除了一些人为不可控制因素，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报道说，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周恩来总理正式批准10月16日15时起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