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年代先烈事迹材料
伟大的国家不会丢弃过去的历史，挺立的民族不会忘记自己的英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国革命年代先烈事迹材料范文5篇，以供大家参考!
中国革命年代先烈事迹材料1
张舜卿(1908-1941)，女，又名张荣、张庭芳、字重华，现寿光市胡营乡胡营王村人。她在黄埠子和东方小学求学时，就受到进步教员的影响，萌发了革命救国的思想。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至1928年，张舜卿在家乡与陈少敏一起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中共寿光县委的领导下，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动群众参加抗粮抗悦斗争。她曾多次派其兄张韶先去寇家坞、苗家桥、南河等地传递党的重要情报。
1928年，陈少敏在县立女子单级师范班上学，因组织学生反对校长而被开除。其团支部书记之缺，由张舜卿继任。是年，张舜卿还在崔家庄双风小学女子班任音乐教员。她聪明伶俐，能歌善舞。任救期间，积极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经常向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为党培养了不少女干部。她在双风小学任教一年多，便离开家乡到济南从事党的革命活动。1933年7月，她在济南纱厂搞工人运动时，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
1935年8月出狱后，化名张庭芳，考入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高级班读书，与寿光藉学生延云仙、张汉云等一道，积极从事爱国学生运动。
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波及济南后，张舜卿作为山东女师的代表，到济南火车站欢迎南下请愿的东北大学生。回校后，她向学生讲述了东北大学生对日寇的血泪控诉，激起了全体爱国师生对蒋介石消极抗日、卖国投降政策的无比愤恨。她与田瑞莲、王淑贞、延云仙等寿光籍女学生，一块参加了“寿光旅济学生自治会”，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
1936年，张舜卿曾在禹城一带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初她回到家乡，在中共寿光县委的领导下，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参加武装起义。她与田瑞莲、王淑贞、延云仙、王桂兰、孙桂馨等六名女知识青年，一同参加了以马保互为首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被编入宣传队，成为武装起义部队的第一批女战士，马保三赞扬她们是“花木兰从军，抗日救国”。
张舜卿入伍后，化名张荣，是部队优秀的文艺战士。她经常以嘹亮的歌声，生动逼真的演技，演出文艺节目，开展抗日宣传。她演唱的《流亡三部曲》感动得战士和群众声泪俱下。
1939年春，张舜卿调鲁中军区一分区做宣传工作。1941年，张舜卿担任山东纵队一旅后方医院指导员，她对伤病员关心备至.教育他们安心养伤。不久她调到战斗部队任参谋长，在几次战斗中都出色地完成了作战指挥任务。1941年底，她到莱芜的柿子峪检查工作，突遭日军袭击，她为掩护伤员转移而不幸被捕，在沂水城壮烈牺牲，时年33岁。
中国革命年代先烈事迹材料2
李登坦(1909-1943)，生干现寿光市田柳镇崔家庄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从小性格倔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崔家庄双风小学有好几位教员都是共产党员，为了便于从事党的活动，李登坦被介绍到学校当饺工。1930年7月，一支杂牌队伍驻进崔家庄学校，李登坦与李廷奎、李文等人，密谋乘兵士疲倦之饥，冒着生命危险，摸入士兵往房，缴获步枪11支。这批枪枝成为寿光县组建革命队伍后的首批枪支。
1932年8月，寿光党组织遭破坏后，在革命斗争处于困难时期，李登坦始终坚持对敌斗争。他同本村的几位党员成立国术馆、同乐会，以此来掩护革命，并秘密地筹集武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鲁东特蚕和寿光县委着手建立抗日武装，为了筹集资金，他和李廷奎将每人卖壮丁所得的360块银元，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并乘机打入了国民党寿光县警备队。
根据中共寿光县委指示，在寿光县警备队里，他与李廷奎一起，团结争取部分士兵，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并建立了党小组。1 937年12月，党中央派到山东领导抗日斗争的红军干部韩明柱和鲁东特委宣传委员杨涤生来到寿光，被县警备队逮捕。李登坦和李廷奎得知后，便主动请求将韩、杨两人带回本班“看管”。在当天晚上.乘夜行军之机，巧妙地带着县警备队的16个人、18支枪、9匹骡子，保护着韩明柱、杨涤生两人，安全绕道到达第八支队驻地——牛头镇，鲁东特委书记鹿省三对此举大加赞扬。
1939年10月，李登坦所率寿光独立团五连在小码头被敌包围，他沉着应战，果敢指挥，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率部机智灵活、勇敢善战，从早晨坚持战斗到黄昏，最后性利突围，受到团首长的表扬。1941年，李登坦任清东独立团五连连长。1943年3月，他在山东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被分到清河军区直属团一营一连任连长。同年7月，在攻打广饶斜里巴村敌人据点时，李登坦胸部受重伤，不幸牺牲，时年34岁。
中国革命年代先烈事迹材料3
1940年，清河区《群众报》在显著位置，以“抗战老人”为题，刊载了李植庭的革命事绩。1943年，清河区党委、行署又授予他“劳动模范”和“拥军优属模范”光荣称号。李植庭的名字，在鲁北平原广泛传开。广大人民群众清楚了解：李植庭不仅有从事教育的一生，还有光荣的革命一生。
李植庭(1871-1964)又名李三槐，现寿光市田柳镇崔家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年入私塾，从师于寿北名儒贡生冯毓芳。21岁下学后曾任塾师三年，时值国家多难，新学正萌芽发展。李植庭深感私塾难以施展自己的教育救国之志，遂愤而辞去塾师职务。1903年，他便离家去东北，在那里试办了初等学堂，投入了新学运动，立志改革教育制度。
1912午，李植庭回到家乡。翌年，考入县立王高单级师范养成分所，攻读半年，学业优秀。结业后，即在本村创办了崔家庄初等小学堂，义务教学。1915年，为了满足学生深造的需要，迎着当时封建迷信的世俗压力，带领群众毁掉了村东的娘娘庙中塑像，腾出庙堂办学，同时并捐款200吊铜元和自己的修房用料，增建了校舍，办起了初具规摸的双凤高等小学，李植庭被拥戴为校长。
1925年，寿光早期共产党员张玉山、王云生等在崔家庄，王高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李植庭与其结识，从此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认识到共产党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可靠力量，他不顾当时的白色恐怖，先后聘请了共产党员张玉山、赵一萍(原名马香圃)、李灼亭、李文(原名李汉卿)等到校任教，以便于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对他们的革命活动，李植庭暗中支持、掩护，因而双凤小学遂成为当时寿光革命活动的中心。中共寿光县委和共青团寿光县委曾一度设在这里，全县中共党员代表会议、迎接北伐训练班等一些大型革命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1927年，他又与县委密议，到潍县文美中学延聘进步女教员，在崔家庄、王高举办女生班，提倡妇女识字、放足剪发等。他这样积极办学，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据统计，先后在该校毕业的学生，参加革命后而成长为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仅崔家庄就有20多人。八支队成立后，马保三赞称为“花木兰从军”的六名女青年，就是该校女生班师生。
1929年，李植庭又倡导搬迁校址兴学。他为筹划建校费了不少心血，动员家庭负担了校址购地的费用。学校复学后，改名为寿光县立第八小学，李植庭仍任校长。革命处于低潮时，学校和村党支部共同举办同乐会、国术馆训练青年，联系群众。这些人后来在牛头镇起义中起了骨干作用。1937年，李植庭又调任寿光城里县立第十小学校长。不久，国民党县长宋宪章借用其威望，调李植庭任第七区区长。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李值庭带头组织了“寿光县抗敌后援会”，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牛头镇起义时，他主动将家中的马匹献出支援起义。日寇在县境内安插据点后，到处笼络人才组织伪政权。日寇曾三番五次到崔家庄动员李植庭出来“共商政事”，李值庭坚决拒绝，躲藏起来，最后日寇便烧掉他的房屋和迫害村民，以示威胁。李植庭为了全村人免受伤害，曾想上吊自杀以绝后患。就在这危难之时，中共寿光县委便于1940年4月，派人将他接到了牛头镇。6月，参加了寿光县第一届参议会，当选为副参议长。12月，他又当选为清河区第二届参议长。《群众报》曾于12月23日以“抗战老人”为题，称赞他为“抗战的老英雄”。此后，他随军转战于黄河沿岸，致力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政和拥军优属工作。1943年，清河区党政军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李植庭率先带头开荒种地。在垦利县永安镇创办实验小学，为无家可归的军人、干部、烈士子弟创造学习条件，为革命抚养教育后代。他虽身任名誉校长，但以身作则带领全校师生，一边开荒种地，一边组织学习，一边开展抗战活动。学校在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下，实践了学劳结合，经费自给自足，保证了师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受到干部群众的赞扬。清河区党委、行署授予他“劳动模范”、“拥军优属模范”光荣称号。1944年，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李植庭被选为渤海区参议会参议长。
1945年3月15日是李植庭的74岁寿诞。渤海区党委、行署、机关举行盛会为其祝寿，区党委负责人刘其人、行署主任李人凤、军区司令员杨国夫都出席祝寿活动，称他为“真正代表千千万万人民的参议长”、“老年的典范”、“青年的榜样”。同年4月，渤海军区发起讨伐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三师张景月部的战役。李植庭在《渤海日报》发表了《告寿光同胞书》，历数张景月叛国投敌，残害抗战军民的累累罪行，号召全县人民奋力支援。1946年元旦，渤海军区部队全歼禹城拒降日军。李植庭率各县群众代表，冒风雪严寒，跋涉200余里到前线慰军，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渤海画报》刊登了慰问盛况。战地记者铁流同志的《劳军》诗里这样写道：
“……老议长李植庭，
七十五岁的高龄，
冒着大雪，冒着冷风·
冒着200里长长的征程，
率领着各县的人民代表，
还有劳模会上的劳模英雄，
从惠民后方，
赶到津浦前线，
慰劳人民的子弟兵……”
同年1月，国共两党商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4月李植庭被选为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国大代表。代表团在临沂集合时，他曾应邀到山东大学参加开学典礼。会上做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动人讲话，师生深受感动，赠送了“民主长城”的锦旗。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他以75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华社为此发了专电。寿光全境解放后，渤海区党委为表彰李植庭当年办学和革命的功绩，批准修建以其名字命名的“植庭学校”，以示纪念。
新中国建立后，李植庭先后当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委员、政协山东省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此时他虽年逾古稀，办学革命精神不减。1951年，担任寿光中学筹建委员会主任，带头劳动节俭，按时完成建校任务。1956年为帮助寿光二中解决建校用地，主动动员本村本族搬迁祖坟，以供建校。
李植庭一生严于律己，克勤克俭，坚持劳动，学习不倦，教学一生，革命一生，为革命办教育，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仅据植庭完全小学1963年6月累计，捐资兴学达3985元。1964年2月20日，93岁的李植庭逝世时，山东省政府、省政协敬献了花圈和挽联。挽联题词是：
教到老，学到老，教学到老;
勤一生，俭一生，勤俭一生。
后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寿光二中在校内建墓、树碑、立石刻雕像，以作纪念。
中国革命年代先烈事迹材料4
胡寅(1912-1949)，原名胡欣然，现寿光市古城乡古城一村人。1932年入党，1938年入伍。历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政治战士，中队指导员，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三团政治处主任，四旅十二团政治委员，鲁中军区第十二团政治委员，中共章丘县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一二四师政治部主任。1949年1月平津战役中，在河北省喜峰口附近不幸遇难，时年37岁。
胡寅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1920年在本村上小学，智力聪慧，学习优秀，老师常夸赞为“品学兼优之佼佼者”。1926年为避匪患，随父亲去青岛大英烟草公司打工。在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道路上，胡寅饱尝了旧中国工人的悲惨生活，激发了他要求民主、立志救国救民的思想。
1 928年，胡寅奋发自学，考入了寿光城里县立高等小学，翌年因领导学生争民主、闹学潮而被校方开除，后转入崔家庄双凤小学就读。双凤小学是中共寿光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学校不仅有进步校长李植庭和数名共产党员执教，而且共青团组织一直在学生中活动，进步书籍广泛传播，他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书籍，思想受到启迪，从此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1931年夏，胡寅以优异成绩考入青岛市立中学，他利用对青岛比较熟悉的条件，经常来往于大英烟草公司各卷烟厂和铁路机务段等接触工人。1932年在青岛中共党组织培养教育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胡寅开始从一个热血青年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他不仅结交了柴立夫、吴强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丰富了革命理论，而且通过参加工人罢工，组织青岛李村师范、铁路中学、市立中学学生同乡会，开展学生运动，积累了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1934年胡寅升入高中求学。此时青岛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屡遭破坏，胡寅冒着极大风险，坚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1937年，他考入山东大学求学。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胡寅再也按捺不住抗日救国的急切心情。常对同学说：“国家危在旦夕，读书何用?”中共山东省委向全省党员发出“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以后，胡寅即带领山东大学部分同学，先后去济南、泰安寻找省委。12月下旬，他们在泰安山区受到省委领导人黎玉、林浩、洪涛、景晓村等的亲切接见。从此，他开始投入波澜壮阔的抗日活动。他怀着革命的激情昼夜编演文艺节目，在群众中宣讲“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的道理，动员群众“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胡寅、孙陶林等流亡学生的朴实作风和宣传发动群众的突出表现，得到了黎玉、洪涛等领导人的好评。
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在徂徕山大寺正式宣布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胡寅是当时百余名起义抗日战士之一，并参加了部队整编，胡寅被第一批宣布任政治战士。1月26日，胡寅参加了寺岭伏击战，他一边教育战士沉着应战，一边率领战士占领有利地形奋勇杀敌。经两小时激战，毙伤日军10余名，击毁敌军车一辆。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用事实教育战士.增强了指战员们的胜利信心。
1938年3月，四支队从徂徕山区转移到新泰县。胡寅参加了谷里、烈庄、刘杜、岔河一带宣传抗日和扩大武装工作。4月，四支队一部在洪涛、林浩率领下，从莱芜插入博山，胡寅率部完成攻打博山县城的任务。在四支队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联合攻打莱芜的战斗中，一举毙俘敌军300多人。胡寅经过多次战斗的锻炼，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5月，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整编为三个团和两个直属分队，胡寅任中队指导员。
1940年12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整编为山东纵队一旅，胡寅调任一旅三团政治处主任。1941年，部队再次整编，胡寅调任该纵队四旅十二团政治委员。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沂蒙山区发生特大灾荒，面对日伪残酷地封锁、扫荡，为了解决后勤供给上的极度困难，胡寅与团长石新多次研究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方案，带头到山沟野岭开荒种地，摘野果、挖山菜充饥。艰苦生活使他得了胃病，他仍坚持让炊事员把生活标准压低。
1942年，胡寅率十二团一部活动在鲁南地区。7月敌人扫荡后，胡寅率部插入敌后，隐蔽在沂水河边的村里，寻机打击敌人。当时，胡寅发现有一股日军常到河里洗澡，把枪架在河边不设岗哨。一天，胡寅率部埋伏在附近丛林中，待日军全部下水后突然冲出，一举歼灭日军40多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敌人《新民报》曾自白称：“鲁南皇军遭匪首胡寅部袭击，伤亡惨重……”
1942年8月1日，山纵四旅改编为鲁中军区部队，胡寅任军区十二团政治委员。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胡寅先后与石新、武中奇等率部转战洒水、莱芜、沂源、章丘等地，为扩大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43年春节前后，鲁中区党委和鲁中军区，为扭转章丘抗日斗争发展缓慢的局面，打通鲁中、清河两抗日根据地的间隔地带，使鲁中、鲁北联成片的战略部署。决定选派胡寅任章丘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春节后，胡寅连日赶到章丘南部山区，带领章丘军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封锁、反蚕食斗争。
胡寅为了掌握章丘的实际情况，便于有的放矢的工作。他一面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各地调查情况，一面实际察看地形，听取基层干部和抗日群众的意见。然后，召开县委会研究制定了斗争策略：一是加强独立营的武装力量，实行上下结合，先打薄弱之敌，争取主动权;二是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坚决打击日伪军;三是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调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扩大人民武装。胡寅到任不久，认真分析了垛庄敌伪的兵力部署，在泰山军分区部队的支援下，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拔除了垛庄据点，毙伤俘敌2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通过处决叛徒、汉奸，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943年春，土顽王启贞部公开投降日寇，在庄科、小龙堂安设据点，充当日寇的马前卒，残杀抗日军民，危害极大。为狠狠打击投降派，经上级批准，他与廖容标分头率部将两处敌人分割包围，激战一夜，消灭王部两个营，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胡寅在章丘3年多的时间里，采用声东击西，灵活机动的战术，指挥对日伪作战数十次，消灭敌人千余人，使抗日根据地由章南山区扩大到绣江河畔和胶济铁路沿线。敌人十分怕他，汉奸特务常用“出去叫你碰上胡寅”的话，作为互相对骂的咒语，可见他的声威使敌人闻风丧胆。
为争取各阶层团结抗日，胡寅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做了大最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带领县区干部，深入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亲自调查，及时解决。当时清港泉、大射垛庄的群众发动不起来。胡寅通过调查发现这两个村在处理“红枪会”问题上有偏差，对操纵“红枪会”的坏人未受打击。胡寅立即代表县委向群众赔礼道歉，严惩了隐藏幕后的汉奸分子，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一次参军达20多名。
为争取中间势力和瓦解伪顽势力，胡寅做了大量争取教育工作。国民党乡长刘兰圃有爱国之心，他就登门拜访，晓以民族大义，两人交朋友之后，刘兰圃为抗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伪顽头目，胡寅则分别不同情况通信联系。有的列其罪状，指明出路：有的阐明政策，解除疑虑;有的则投石探底，还有的交待任务，考验其态度。国民党地方部队翟毓蔚、周长富、刘振东等部，在胡寅的争取教育下，与章丘独立营建立了交往关系，减少了摩擦，相互通报了不少日寇扫荡的情报。这样，既孤立了日军，又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为发展扩大抗日力量提供了条件。1945年春，章丘县不但为泰山军分区输送了大批兵员，而且独立营扩大到三个整编连，300余人枪。抗日根据地扩大到七个区，每区建立了30—50人的区中队。经过几年的生产救灾，发展生产，彻底改变了原来依赖泰山专署统销供应的经济状况，达到了自给自足，每年还向上级缴纳公粮30余万斤。
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了，胡寅奉调任鲁中警备三旅七团政治委员。9月，部队奉命从龙口渡海去东北。胡寅征尘未洗就投入了部队的动员教育工作。通过教育使部队顺利完成渡海任务。12月上旬，三旅七团进驻辽宁鞍山地区，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投入了土改建政工作。1947年2月，三旅七团整编为辽南军区独立师一团。胡寅率部参加了解放长春、四平街等重大战役。战斗中，他两次负重伤，仍坚持战地指挥，为广大指战员做出了表率。在辽沈战役中，他率部英勇冲杀，捷足先登，被誉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指
挥员。1948年10月，胡寅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四师政治部主任。
辽沈战役结束后，胡寅所在部队奉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1949年1月，同政委李辉乘坐汽车，在河北省喜峰口附近不幸遇难，以身殉国。
中国革命年代先烈事迹材料5
朱剑秋(1901-1942)，又名朱护农、朱崇潮，现寿光市大家洼镇石桥村人。他9岁入村塾读书，16岁下学。青少年时期，他就对当时旧社会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现实非常不满，与青少年伙伴们谈论时，经常流露出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兴亡的种种忧虑。1928年，经人推荐，朱剑秋到昌乐县硝磺局任局长。在任职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当时那种军阀混战、官场腐败的国家政局，更使他增加了救国救民之志难伸的苦闷彷徨。但当他闻听祖国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时，又使他萌发了追求光明的希望。1929年，他毅然辞去了硝磺局长的职务，到益都、济南一带去另谋实现心愿的出路。
1933年，朱剑秋在济南裕祥银号任经理时，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对改革社会、拯救民族的宿愿看到了希望。他以银号经理的特殊身份，积极为党工作，宣传革命主张。因之，曾被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逮捕入狱，后经党组织的各方营救始获出狱。时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朱剑秋就于1935年受党组织派遗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他回家后改名朱护农，以表个人开始投身于农民革命的心愿。当时有些人质疑说：“30多岁了，为啥又改名?”他笑而回答：“我虽然30多岁了，但生活刚刚开始。”人们听了都怪而不解，他就说：“日后自知。”他在家经常出入于贫苦农民之家，长工的住处，穷人的茅舍，是他的落脚之处，与他们谈心交朋友。过去一个旧官府的局长、济南大都市的银号经理，一回家竟一点架子没有，当时人们无不感到惊奇。朱剑秋回家后立即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接上了组织关系，并秘密在道口附近各村，发展党员，协助建立党的组织。在莱州湾畔又增添了一炬革命的火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剑秋与侯镇一带的杨少心等同志，即在西黑冢子村开会研究开展抗日救国的工作。根据形势需要和上级要求，为便于隐蔽，参加抗战干部都改名换姓。朱剑秋又改名朱崇潮，他说：“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潮流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全民抗战，我就是崇拜这个潮流的。”这个名子叫出去以后，又引起了不理解人的非议：“朱剑秋在济南大掌柜的不干，回家组织抗日，冒这个险，受这份罪，真是名符其实的‘嘲’了。”他听后笑笑说：“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心甘情愿当这个‘嘲巴’。”
1938年秋天，博兴县土匪周胜芳，挂起抗日招牌拉起一支数百人的武装队伍。朱剑秋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博兴去争取周胜芳投靠我党，扩大抗日武装。他偕同本村的李洪恩、朱树棠等前往博兴，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了解到周胜芳已死心踏地投靠国民党，他们就转做分化瓦解工作，争取其副司令孙振海弃暗投明。当孙振海筹划组织起义时，不料被周胜芳侦知，孙振海被杀害，并通令缉捕朱剑秋。朱剑秋的身份已暴露，在当地无法工作，为避免敌人的追捕，党组织指示其返回原籍。
1938年冬，朱剑秋回到寿光后任九区区委负责人。当时，日本侵略军已侵占县境，国民党寿光县旧政府人员早已逃散，伪装抗日的土顽张景月控制了寿光县，西黑冢子、周疃都有其部队驻扎，面对内外敌人压境，他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复杂斗争。
1939年春，张景月率领数百人到石桥村，其政治部主任王念根，借在济南时与朱剑秋有来往交情，对朱剑秋利诱劝降，到其家中一面婉言劝说家属，一面留下亲笔书信。事后，朱剑秋见信立即撕掉说：“我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他是-卖国，我是抗日救国，为了国家民族，我是海枯石烂心不变!”
张景月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同年秋天，又派其副官长朱玉生，带领200余人到石桥村，以同宗关系拉拢劝降朱剑秋。朱剑秋就与区委研究，决定将计就计，智取敌人枪支发展武装力量，借以绝其后望。朱剑秋一面自己出面应付敌人，一面安排区委武装人员，乘其下属部队不明了真象之际，将张部驻周疃的保安队杨武道部的30支枪枝及1000余发子弹全部缴获。朱剑秋以国家民族为重，以长辈身份指责朱玉生说。“杨武遭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专门制造磨擦，在这里民怨极深，国共合作实不能破坏啊!”这样，朱玉生只好灰溜溜地溜走了。
朱玉生劝降未能得逞，还丢了枪支，张景月闻知后勃然大怒。立即指令其海防大队长杨盛三捕杀朱剑秋。
1939年冬，杨盛三处心积虑地派其中队长王杰三执行捕杀任务。王杰三是太平村人，素与朱剑秋相识，朱剑秋了解他有强烈的爱国心，是可争取的对象。当王杰三到石桥村去执行任务时，朱剑钬就甘冒风险只身约见王杰三，对其晓以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劝其处此是非的十字路口，应当机立断，弃暗投明。王杰三就在朱剑秋的启发开导下，幡然悔悟，率领30多人起义，被我人民政府任命为八路军海防大队大队长，经常转战在莱州湾畔，英勇顽强地坚守着胶东与清河两大根据地的中间走廊。1941年在一次与敌人殊死战斗中，一人打死十几个敌人，最后弹尽殉国。张景月几次对朱剑秋巧施阴谋，均遭失败。于是黔驴技穷，于1940年勾结日寇，将朱剑秋家的房屋全部烧毁，以示余威。
1940年春，朱剑秋任九区区长兼区中队队长，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基础上，他带领区中队活跃在寿北广大地区，为建立渤海走廊做出了贡献。同年秋调任博兴县县长，在这里他率领全县军民转战在清河平原，巩固扩大了博兴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寇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942年3月15日在博兴县五区东郑王庄与日伪军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4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