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10篇）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篇1
张衡(78～139)，字平子，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他的出生地在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县的石桥镇。他的祖父张堪做过太守，为官清廉。父亲早逝，因此张衡家里很贫穷。张衡从小就勤奋好学，加上天资聪颖，很早就闻名乡里。
据史书记载，他 10 岁时就“能五经贯六艺”，过目成诵。他兴趣很广泛，常常涉猎自然科学方面的读物，而且写得一手好辞赋。
一天，张衡从一本诗集里读到四句诗，描述了北斗星在各个季节傍晚时的变化：“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他觉得这太有意思了。天上的繁星闪烁，有的像箕，有的像斗，有的像狗，又有的像熊，它们的运行义各有怎样的规律呢?这简直是太美妙了。于是张衡根据诗的内容又参考别的书籍画成了天象图，每夜只要是没有云彩，他就默默地对着天象图仔细观察着夜空。广漠的星空有多少难解之谜呀，他观察着、记录着、思考着，他的脑袋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充满了五颜六色的幻想。后来，他终于确认那四句诗里描述得不够准确，事实上斗柄早春指东北，暮春却指东南。
少年时代对日月星辰的观察，激发了张衡努力探索天文奥秘的决心。后来他两度出任中央政府专管天文的太史令，在这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辞海》所记：他首次正确解释月食是由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观测和记录了中原地区能看到的 2500 颗星星，并且绘制了我国第一幅较完备的星图;他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候风地动仪;创造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和能飞行数里的木鸟。
渴求知识的张衡总是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满 17 岁时，他辞别父母独身一人到外地访师求学。在古都长安，他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考察了周围的山川形势、物产风俗和世态人情。在当时的京都洛阳，他结识了不少有学问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崔瑗，精通天文、数学、历法，还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家。张衡登门向他求教。正是由于他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使得他在各方面获益匪浅。除了在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外，在地震学的研究上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创制的候风地动仪比欧洲相类似的仪器问世早 1700 多年。他还是东汉六大画家之一，他写的《二京赋》“精思博会，十年乃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河南省南阳县的北面有张衡墓和平子读书台，墓碑上有郭沫若的题词：“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篇2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经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境，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期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景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忙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我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之后不仅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向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篇3
竺可桢一代的留学生归国后，很多人成为了学科奠基人。丁文江、翁文灏开创中国地质学，是现代科学中国本土化的先锋，后来生物学方面也出现很多开创性的学者。继地质学与生物学之后，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气象科学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体制化，1930年元旦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开始发布我国领土领海的气象预报，结束了由外国人垄断中国气象预报的历史。
“他们归国后，办刊物、学会，建系教课都是从无到有，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走出那么一大批大师”，樊洪业说。
“几乎空白”是竺可桢这代留学生归国后面临的科学上的大环境。不妨先梳理一下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对第一代科学家当时的处境大致有个印象。“世界史上的近代科学是16到17世纪科学革命的结果，最早是随着天主教及古希腊的东西传入中国，晚明时期中国人跟着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科学，看到了世界地图，知道了地圆说。”樊洪业说，现代科学传入中国是一个渐变过程，这个过程断断续续，时有波折，自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算起，西方科学的传入历经300余年，一直到1840年的战争，西方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人才意识到，要想船坚炮利，就得有理化知识，现代科学这才全面引入中国。
可以说，等到竺可桢等人归国，中国已有了一些科学传播的土壤，比如一些崇尚西学教育的新式学堂，但早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依然占据着很多人的头脑。“竺老一生除了研究气候、气象，专注更多的是科普，尤其对看风水、祭祀祈雨这些封建迷信非常痛恨，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思想没有解放，不想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反而寄希望于神灵，这是没有走出中世纪。”何亚平说，竺可桢为此写了许多科普文章，他一直提倡科学文化就要用科学精神来改造国民性，也一直在为科学扎根中国做着“土壤改良”。
“第一代科学家引入现代科学，是一个群体的作用，竺可桢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樊洪业说，竺可桢回国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那时中央集权比较弱势，实业不发达，经济上比较困难，要想做些科学研究与传播，只能靠学人自己找门路，好在当时教授个人的地位高，收入较多，有些人会自己贴钱办刊物、办学会。
这一时期科学传播的主角是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一个以唤醒国人科学意识为己任的同人团体，由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等人在康奈尔大学创立，竺可桢曾在其中任第四任社长。1918年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归国。在1915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科学社吸纳科学家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成为居于中国科学界首位的代表性组织。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中国科学社社员们热情地在《科学》杂志和其他场合进行着全方位的科普宣传。1916年和1917年留学期间，竺可桢就在《科学》上发表了16篇作品，1917年写就的《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和《食荤与食素之利害论》，现在看来已是常识，但在当时，有许多国人对此还比较陌生而且不能接受这些科学知识。
“当时，有一种氛围，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留学生回来，都想把外国在用的那一套搬回国内，各种学会随之涌现”，樊洪业感觉当年的学术氛围好也与之有关，学界同人间彼此砥砺、互相援助，一起办研究所、图书馆，印杂志，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许多事。“就群体特点来讲，第一代科学家敬业精神非常强，办一件事认认真真，这一点竺可桢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篇4
早在40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寻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这些语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早在SO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青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5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问，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刚结束的，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某些部门，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导致了学风败坏。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1978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实际上提出了科学发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客观规律，即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他宁肯暴露弱点。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实际上，前一句话是要人隐讳缺点，不要暴露。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对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华罗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等必到班门”。早在50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康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君子”与“丈夫”。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也可以说是他以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在华罗索第二次心肌梗塞发病的，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昼多做工作。”生病就该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但他这种顽强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篇5
黄旭华，男，汉族，1926年3月出生于广东海丰县，祖籍广东揭阳市，客家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一直从事舰船研制工作。
黄旭华同志为某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作为卓越的技术专家和杰出的技术组织管理者，在某型号产品横空出世、从无到有的光辉事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79年，黄旭华同志任中国某型号工程副总设计师，1983任总设计师，负责我国第一代两型产品的技术抓总工作。其间，他主持制订了长征1号和长征6号首艇与动力协调总体方案，提出并决策采用水滴型艇体，为某型号艇总体研究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同其它同志一道，共同领导、组织协调审定了某艇方案论证、研究设计、施工建造、航行试验等各个阶段的重大技术问题。作为总技术负责人，成功执行了某产品水下发射试验任务。作为总设计师，在某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身体力行，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创世界首例。《人民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湖北日报》等多家报刊先后争相报道过黄旭华同志的先进事迹，盛赞黄旭华为“中国某艇之父”、“中国的脊梁”。
由于出色的工作业绩，黄旭华同志先后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1993年两次获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特等奖;1985年、1996年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6年获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授予的“劳动模范”称号;1988年荣立一等功;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黄旭华院士在国家海洋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海洋成就奖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十大海洋人物”。同时，在中宣部等11部门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已被提名为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
黄旭华同志为我国型号产品研制事业、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仍为国防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孜孜不倦、献智献策。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篇6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元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篇7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为导弹之父。
钱学森3岁时就有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大家称他为“神童”。
5岁时，他已可读懂《水浒》了。他对爸爸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爸爸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领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
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篇8
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篇9
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袁隆平的5尺之躯也直接经历了饥饿的痛苦。
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睡。他想起旧社会，人民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受战争的痛苦，缺衣少食，流离失所。人民当家作主人，但仍未摆脱饥饿对人们的威胁。他决心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800斤、1000斤、2000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他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对试验田里的退化植株仔细进行观察和统计分析，不仅论证“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而且从其第一代的良好长势，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交优势现象，试验结果使他确信，搞杂交水稻的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可是，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自花授粉，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这样就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这是一个难解的世界难题。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了水稻的莽莽绿海，去寻找这从未见过、而且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时间一天天过去，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袁隆平欣喜若狂。
他和妻子邓则，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和科学数据的分析整理，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文中还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 (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 (恢复雄性可育能力)，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又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袁隆平公开声称现阶段培育的杂交稻的缺点是“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并组织助手们，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心中再一次萌发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大胆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试图解决更大范围内的饥饿问题。
1985年，袁隆平以强烈的责任感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提出了选育强优势超高产组合的四个途径，其中花力气最大的是培育核质杂交。可是多年的育种实践，却没有产生出符合生产要求的组合。他便果断迅速地从核质杂交研究中跳了出来，向新的希望更大的研究领域去探索。
袁隆平凭着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认真总结了百年农作物育种史和“三系杂交稻”育种经验，以及他所掌握的丰富的育种材料，于1987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高瞻远瞩地设想了杂交水稻的二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交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交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交优势利用。这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理论发展的又一座新高峰。
在袁隆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继湖北石明松1973年在晚粳农垦58自然群体中发现一株不育的光敏核不育材料之后，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不育期在安江稳定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关于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的进展，也使一系法远缘杂交优势利用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景，充满必胜信心。
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国内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从1985～1988年的短短4年内，又连续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从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里走来，从一个山村中等农校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名人，登上了“杂交水稻之父”的宝座。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方兴未艾，正朝着袁隆平新的战略设想的方向迅猛发展!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篇10
1919年9月2日，黄昆出生于北京，黄昆父亲黄徵是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母亲贺延祉也是银行职员。母亲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人严肃认真，对黄昆少年时期的成长，有过很大影响。黄昆小学就读于北师大附小、上海光华小学，中学在燕大附中、北京通县潞河中学。他从小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优异。1937年，黄昆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在大学期间，他就对量子力学非常喜爱，毕业的时候完成了论文《海森堡和薛定谔量子力学理论的等价性》，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任助教。1942年，黄昆考取西南联大理论物理研究生，获得了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的指导。1944年，完成了《日冕光谱线的激起》论文，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昆明天文台任助理研究员。1944年8月，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读研究生，1947年获博士学位，期间还完成了3篇论文。1947年5月，黄昆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与当代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M.玻恩(Born)合作，共同撰写《晶格动力学理论》专著。这部书的诞生影响了几代的科学家。
1948年初，黄昆接受英国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50年，黄昆与合作者首次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即“黄—佩卡尔理论”。1951年，黄昆首次提出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及有关的基本方程。1963年被拉曼散射实验所证实，被命名为电磁声子，后来发现其他物质振动也有类似的与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统称为极化激元。现在极化激元已经成为分析固体某些光学性质的基础，黄昆当时提出的方程，被称为“黄方程”。1951年，黄昆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黄昆在利物浦大学期间，认识A.里斯，并产生情感。1952年4月，里斯来到中国，与黄昆结婚，后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
在20世纪60年代，在动荡的十年时间里，黄昆依然奋战在科学的第一线，在北大任教期间，编著出版了《固体物理学》。对我国固体物理的研究和教学起了重要的作用。与其他科学家一样，黄昆受到许多不公正对待，但是，他依旧坚守了下来，花了多年心血编写了《半导体物理基础》和《晶体管—晶体管数字集成电路》。
1977年，黄昆调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1988年，发表了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黄-朱模型”的理论，198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2001年，黄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7月6日16时18分，黄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物理学家王昆一生为国家的科学而奋斗，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这动荡10年里，依旧为科学而献身，完成许多成就，学术贡献上有两方面杰出的贡献，一项是提出著名的“黄方程”和“声子极化激元”概念，另一项是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里斯共同提出的“黄-里斯理论”。都影响了好几代科学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位伟大的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