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张伯礼事迹心得体会范文
在获得“人民英雄”称号之前，张伯礼已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人民英雄张伯礼事迹心得体会范文五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民英雄张伯礼抗击疫情先进事迹心得1
进入3月，好消息传来，3月10日，湖北武汉的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3月17日，各地援鄂医疗队开始撤离。但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却仍坚守武汉，继续在抗疫一线战斗。
“现在工作的重点是继续进行新冠疫情恢复期患者的中医药康复治疗指导，并对意大利、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如何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及时进行指导，让中医药更好地走向世界。”张伯礼告诉《中国人大》记者。
2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前排左三)在湖北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指导工作，至今，张伯礼仍坚守武汉，继续在抗疫一线战斗。
1月27日，农历大年初三，正在天津指导疫情防控的张伯礼被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急召飞赴武汉。从这天开始，他就一直坚守江城，战斗在最前沿。
2月14日上午，张伯礼率领来自5个省的209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医医疗团队正式进驻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参与新冠疫情的救治工作。这是武汉市首个以中医为主的方舱医院。
“根据以往的经验，轻症的患者，吃中药就可以治好。”张伯礼说，病人在方舱医院进行集中收治，集中标准化治疗，把大医院的床位留给重症患者，这种做法是落实中央决策的一个重要抓手。
张伯礼介绍，从2月14日开舱，到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在26天运营中，共收治新冠疫情轻症和普通型患者564人，其中治愈482人，82人包含14名有基础病的患者按照休舱要求转至定点医院，所有患者中没有1例从轻症转向重症。
张伯礼说，当前中国的疫情防控还有三大隐忧，分别是：防海外输入、危重症救治、出院康复。
“恢复期的病人里有相当一部分肺里的阴影没有完全吸收，应该抓紧治疗，还有一部分是免疫功能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下往往一场重感冒对他们也是种打击，所以一定要调节好。这些阶段中医还是有方法，在积极调理以后，帮助他们完全修复。”他说。
“中医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世界关注。现在，中国生产的连花清瘟、金花清感等中药都已在国外新冠疫情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伯礼介绍，3月18日晚，一场中美中医师网络交流会在武汉举行。张伯礼会同国内中医界专家和美国中医师们，就中医治疗新冠疫情进行远程视频交流指导。
在武汉抗疫期间，张伯礼曾因劳累过度做了胆囊摘除手术，术后第三天就又投入抗“疫”工作。张伯礼说：“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武汉了!”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张伯礼抗击“非典”时的誓言至今依然不改，在为自己还是为人民的这道选择题面前，张伯礼毫不犹豫作出抉择，展现了一名医生代表的医者仁心与大局担当。
人民英雄张伯礼抗击疫情先进事迹心得2
在本该迎接新年到来的欢乐日子中，突然传出武汉正在与病毒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消息。
害怕吗?广播里一遍遍喊着的“士兵守则”，每个村子门口的警戒线和路障，每家每户的人员行踪登记，新闻报纸上铺天盖地持续了两个月的报....
战场上的士兵不能临阵退缩，“领导阶层”的人站起来了，医生护士，他们在我们缩在保护我们的小房子的时候，向前走，从安全区到方舱医院，从普通衣服到防护服。
冒着极大的恐惧，推迟临期的婚礼，瞒着担心的父母，他们本着个医护人员救死扶伤，不能漠视生命被摧害的这一基本原则，一点点往前冲。
张伯礼校长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在生死关头，冲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最前线，他穿起防护服，面对病毒，不言恐惧。这种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大爱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感谢张伯礼校长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事情;什么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逆行的时刻;什么是一个学者该担当的责任。也感谢您在抗疫一线的无私奉献，为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年，这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按下了“暂停键”。春节原本是团圆的日子，却依旧有许多勇敢的战士们写下请战书，不顾一切奔向抗“疫”—-线的队伍中。多亏有了他们，我们将要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每当看到有关医务工作者的报道，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心中五味杂陈。有担忧、期盼、感动，但更多的，我觉得是“感恩”。
经过这次考验，我更加体会到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感受到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人民英雄张伯礼抗击疫情先进事迹心得3
“大疫当前，医生就是战士，就要往前冲”
“是武汉人民和支援武汉的全国医务工作者们，众志成城，共同奋斗，才取得了目前抗疫的成果。作为医生，大疫当前，我们就是战士，就要往前冲，这是尽我们的本职工作。”在火车站，张伯礼院士深情地说，“让我们感动的是，武汉老百姓非常给力，全国志愿者奉献的精神也令人感动，他们自己开车，自己加油，一直坚持了几个月。众多志愿者为保证战疫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武汉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例。这也反映我们中国人，在疫情面前，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取得这次胜利。”
张伯礼院士多次谦逊地说：“我们作为医务人员就应该做这些事。我是一名中医，此次新冠疫情主要损害免疫功能，中医治疗正好能很好地提高免疫功能，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作为一名医生，我就是干了该干的事，说了该说的话，很普通很平常，受到大家这么热烈的欢迎，我觉得受之有愧。”
回首两个多月的战“疫”经历，张伯礼院士感慨良多。现场一位书法家把张伯礼院士作的诗《归辞》写成书法：“山河春满尽滌殇，家国欢聚已无恙。两月敢忘江城苦，十万白甲鏖战茫。黄鹤一眺三镇秀，龟蛇两岸千里黄。降魔迎来通衢日，班师辞去今归乡。”
这首诗是张伯礼院士在4月8日武汉解封时有感而发，在诗中，他祝愿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春满华夏，英雄的武汉人民云开月明、平安康宁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人民英雄张伯礼抗击疫情先进事迹心得4
在武汉深入一线探索，运用中医药诊治患者的过程中，张伯礼感触很深，对于如何加强中医药防治疫病也有了更深的思考。
他直面问题，“第一，虽然中医有了定点医院，但数量及床位仍较少，缺乏系统全面的中医诊疗体系;第二，中医药诊疗方法的顶层设计有待完善，临床诊疗和研究力量的协同性需要优化，形成综合性力量;第三，对中医药的偏见或者说是信心不足还是存在，包括一些患者、医生及管理人员，中医药在非中医院的使用有待推进。”
他总结经验和教训，“第一，我们不但要整理归纳中医药对新冠疫情的临床疗效，更要做理论层面的思考。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以湿邪为主，潜伏期较长，病情发展相对温和，但又存在病情突然加重现象。这些都符合湿性黏腻、重浊持久的特点;同时湿邪易转化，可以化火化毒，所以我们在中医理论方面应该有所创新。第二，在体制机制方面，国家和各地区发布了很多中医诊疗方案，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则，但也需要中医在第一时间介入防治工作，掌握临床数据，研究归纳疾病的证候规律，基于证候变化特点优化中医诊疗方案就会更有临床指导性。第三，应该成建制地组建医疗队，设置更多的中医定点医院，以后一旦有新发的传染病疫情，中医应该尽早成建制介入。此次疫情中医虽然与SARS时相比参与得更早，但还是晚了一些，以后有类似情况中医一定要早介入，这也需要制度方面的保障。”
人民英雄张伯礼抗击疫情先进事迹心得5
“新冠疫情有点狡猾。”这似乎是许多一线医务人员的一种共识。
新冠疫情的治疗无章可循，临床上更是没有特效药物可用，同时面对成千上万的患者，张伯礼率领的中医“国家队”压力山大。
关关难过关关过。为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生命健康，具体了解患者情况后，经专家组讨论，张刘二人决定在江夏方舱医院采用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使用西医设备检测)的治疗手段，对患者除了施以汤剂，辅之理疗、按摩、灸法等，同时还教患者练习太极、八段锦，以利疏经活血。
在此期间，武汉疫情进展焦灼，因病毒较为陌生，即使疫情得到一定的缓解，真正痊愈出院的患者却凤毛麟角。患者焦虑，医生着急，市民恐慌，疫情防控走向低迷。
就在此时，在张伯礼和刘清泉亲自参与救治和指导下，2月3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首批以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治疗的8名确诊患者康复出院。2月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武汉市中医医院两家新冠疫情定点医院的23位患者“组团”出院。
两天31位患者的痊愈出院极大地鼓舞了医疗队员的士气，对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说更是一剂“强心针”。
中西医协同救治的效果立竿见影。在新冠疫情防疫治疗最关键的时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建立了中西协同救治巡诊会诊专家组，12个专家组每组配有一名西医专家，一名中医专家和一名武汉当地专家，对武汉所有住院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进行巡诊巡查指导用药。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巡诊后，患者情况明显好转，死亡率逐步下降。
在临床救治的同时，张伯礼与刘清泉还共同承担了科技部应急攻关专项——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临床研究，对一些具有抗病毒作用的中成药进行筛选与评价。通过研究发现：六神胶囊/丸、连花清瘟胶囊等多个名优中成药显示体外能够显著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细胞病变。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再结合临床辨证论治的经验作为参考，中医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更有针对性地治疗新冠疫情。
冬去春来，武汉樱花悄然绽放，武汉也终于迎来了新的生机，越来越多的患者符合出院标准。3月10日，江夏方舱医院收舱那天，天空晴朗，阳光洒满大地。26天时间里，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564名患者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
据后来卫健委发布数据显示，在全国新冠患者治疗过程中，中医药应用的病例高达九成以上，武汉方舱医院患者服用中药的比例更是达到了99.9%。
“中国没有特效药，但有特效的治疗方案。这是中西医协同救治的生动实践。”江夏方舱医院的“三零”答卷令刘清泉骄傲又欣慰。但他事后接受《医师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回想起建舱之初立下的“零感染、零转重”的军令状，自己颇感压力。“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只想着赶快治病救人;事后仔细想想，要保证500多名患者零转重有很大风险，真的很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