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珍惜时间的事迹

| 舒洪

科学家珍惜时间的事迹(精选篇1)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炸药、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炸药,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科学家珍惜时间的事迹(精选篇2)

袁隆平,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人。大学学农的袁隆平因亲身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让他不满足于在农业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于是转向研究杂交水稻。半个多世纪以来,袁隆平将“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个人梦想与“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几十年来他披星戴月,寒来暑往,为我国粮食安全和世界粮食产量增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荣膺“国家科学技术奖”、“共和国勋章”、“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等多项国家顶尖荣誉。

按理说,袁隆平专注水稻研究已几十年,早已功成名就,荣誉无数,完全可以光荣退休,安享余年,享受天伦之乐。然而,他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为自己的人生设置一个又一个更高的目标。这让我又想起2008年,当时已近七十岁的袁隆平在回应有关他落选中科院院士话题时曾说过一句话:“我没当上院士,还是说明我水平不够,所以我今后还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但是有一点,我努力并不是为了当院士,当时我的态度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这些年来,袁隆平不仅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即使耄耋之年,他依然选择坚守在农业科研一线,每天戴着一顶草帽,卷着两只裤腿,在烈日下、在稻田里不分日夜地忙碌着,继续为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梦想不懈奋斗、辛勤耕耘。这些年来袁隆平以解决世界的粮食问题为己任,在不断追求的路上,服务了百姓,也成就了自己。可以说,袁隆平用自己不懈的努力,不仅向世人诠释了一个农民科学家对粮食问题的理解,而且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更用其自身的实践,让我们懂得人生的意义就在不断的追求。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想要仰望星空,灿烂的星河也确实令人向往,但若不脚踏实地,锲而不舍,怎么能到达那些看似不可攀的高处呢?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以袁隆平院士为榜样,始终坚守“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精神,并融于岗位、融于日常,以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敬业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担当,答好人生每一道考卷,走好自己事业追梦路。

科学家珍惜时间的事迹(精选篇3)

“让更多的人吃饱”袁隆平91岁离开。大师陨落,全世界哀悼。他的去世是中国和世界科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国家的脊梁”将被我们永远铭记。

杰出贡献改变世界。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科学家。他是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的杂交优势成功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他发明了“三系”杂交籼稻,成功开发了“两系”杂交水稻,建立了超级杂交水稻技术体系。几十年来,他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解决世界60%人口的吃饭问题,袁隆平的贡献是显著的,“杂交水稻之父”名副其实。

学术态度影响深远。袁隆平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饱受困难和挫折。无论什么情况,他的身体里总是流淌着祖国和世界的血液,他的青春散落在田野里。他还在孜孜不倦的攀登超级杂交稻的巅峰。一路走来,袁隆平的科研有很多疑惑、失败、挫折。他一直埋头苦干,不怕吃苦,闯出一片新天地。他的那句“科研怎么会失败?”一直激励着无数科学家参与游戏科学竞赛;他的那句“做科研不要怕冷嘲热讽,也不要怕别人说你不落俗套”一直激励着青年学生勇闯创新殿堂。

高尚情操受人敬仰。袁隆平的人生原则是淡泊名利、踏实做人。他无数次拒绝了来自国外的高薪聘请,因为他知道他和杂交水稻的根都在中国。他始终铭记投身科学研究的激情与梦想,始终铭记把杂交水稻不断带向更高境界的不渝追求。对待成就,他极富人情味,常怀感恩心,把杂交水稻的功劳归功党和人民。生活中,他既不追逐时尚的消费观,也不把个人的财富看成是负担,曾因为多看了几眼豪车上新闻,却依然选择普通的车子下试验田。“如果老想着享受,哪有心思搞科研呢?”这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袁隆平的卓越人生,就像他最热爱的种子一样,深埋在后人心间,令人从中汲取力量,传承使命。种子优良了,水稻才能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两个梦依然任重道远,但有“杂交水稻之父”的故事相伴,将激励更多的人为科技兴国而战,未来可期。

科学家珍惜时间的事迹(精选篇4)

12月5日,荣成市举行郭永怀画册首发暨“永远的怀念”征文比赛颁奖仪式、“永远的怀念”演讲比赛决赛、“永怀教育奖”发布和“永怀讲堂”开课等6项系列纪念活动,深刻怀念郭永怀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感人事迹,继承和弘扬郭永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伟大精神和红色基因,凝聚新时期创新发展思想共识。

郭永怀是我国著名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他早年留学海外,致力于声障研究,1956年突破阻挠回国,在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研制中作出重要贡献。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牺牲,同月被授予烈士称号。1985年被追授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纪念郭永怀的光辉一生,10月16日,荣成市政府建设的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开馆,并将每年12月5日定为“郭永怀牺牲纪念日”,开展系列纪念活动。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为了让更多人知晓永怀、学习永怀,更好地弘扬和传承郭永怀精神,本报集中刊发郭永怀部分同事、学生、亲友访谈及郭永怀的真实故事,共同缅怀这位大国工匠。

科学家珍惜时间的事迹(精选篇5)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球好像变小了,人们犹如住在一个村子里。而航天器则载人登上月宫,人们往返于天地间已不再是新闻。中国的航天员杨利伟也于2003年10月16日首次航天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国人的航天梦。然而这一辉煌成就的到来,是无数人为之奋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大量的实践提醒人们,看来声速是飞机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出现“声障”一词。如何从理论上揭示这一现象的本质,如何从技术上突破这一障碍,便成了那个年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要攻克的堡垒。但是要攻下这个难题绝非易事,连以航空大师冯·卡门为首的,号称世界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的著名的古根汉姆航空实验室(GALCIT)的诸多精英人物也不愿意去碰它。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GALCIT师从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永怀同志因问题对技术发展有重要意义,故知难而进,下决心攻关。”(钱学森语)这一课题的最大难度主要是数学问题,郭永怀凭借其坚实的数学功底和对物理问题的透彻了解,经过刻苦努力,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一研究发现了对解决实际问题有重要意义的“上临界马赫数”,为高效气动外型设计指出了方向,钱学森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此后,郭永怀选择了一个更为困难的课题。钱学森说:“这时郭永怀同志已对跨声速气动力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既然超出上临界马赫数不可能有连续解,在流场的超声速区就要出现激波,而激波的位置和形状是受附面层影响的,因此必须研究激波与附面层的相互作用。这个问题比上临界马赫数更难,连数学方法都得另辟新途径。这就是PLK方法中Kuo(郭)的来源,现在我们称奇异摄动法。这项工作是郭永怀同志的又一重大贡献。”PLK方法提出后得到了广泛应用,郭永怀也因此名闻世界。

在短短几年中,郭永怀先生就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是偶然的。资料表明,郭永怀先后在南开大学预科、北京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聆听了数理名家申又枨、周同庆、朱物华、郑华炽、孙家蠡、吴大猷、饶毓泰等教授的高水平的和不少当时学科前沿的课程,如吴大猷在国内首开的量子力学等,并领略到名家的治学方法。这些名师都很重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教学。因此当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在郭永怀日后的研究中,显示出了攻无不克的威力。他在北大期间,虽跟随饶树人先生学习过大气物理,但真正走上空气动力学的学习研究道路,还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听周培源先生的流体力学课开始的。周培源先生与当时多数教授一样,都希望能为抗战救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因而放弃原来的专业广义相对论,转而研究弹道学、流体力学等与战事有关的科目。老师影响学生是自然的,跟随周先生学习流体力学的还有林家翘、胡宁等,他们后来也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家。

名师出高徒,一点不假。郭永怀有幸遇到一系列名师的教导培育。

数学被认为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郭永怀经南开、北大、联大诸多数理大师的长期熏陶,其数学基础扎扎实实,他能运用一切已有的数学方法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他能研究和发展新的数学方法以满足实际问题的需要。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年轻同志“一定要学好两门课—数学和外语”。具有深厚数学物理基础和渊博工程技术知识的郭永怀也把科学和技术、理论与实际、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就是郭永怀的学术风格,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的研究紧跟国民经济建设需要,他看到筑路、水利和国防等工程需要定向爆破,就提倡并指导爆炸力学和爆轰学的研究。

他根据我国国情,认为应尽量少花钱而作出高水平的产品,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中,提出并指导实施结构的轻型化和通用化研究,效益显著。

他认识到人类未来一定会向受控热核反应要能源和航天器返回大气层时必然遇到气体电离等等问题,因而提倡并指导关于电磁流体力学的研究。

他根据计算机的巨大潜力,提倡并指导了计算空气动力学研究,不仅减少了试验次数,节省了大量经费,因为起步较早,有些先进的计算格式如NND等还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他根据国家发展航天事业的需要,曾于1961年在科学院第四次星际航行座谈会上作《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发言,对气动、烧蚀、轨道设计等方面作了阐述。此后他对我国高超声速流动研究、空气动力学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如今我国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已成为技术力量雄厚、研究手段完善、试验设备齐全、测试数据可靠的享誉国际的航空航天器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基地。人们称郭永怀先生是该项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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