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屠守锷功勋事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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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屠守锷功勋事迹材料篇1

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后辈的耳边。

屠守锷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57年9月，屠守锷作为聂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

1958年，屠守锷调任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二设计部主任，领导地空导弹的仿制与研制工作。在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的艰难历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这使得他在研制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的过程中成了行家里手。

1961年，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屠守锷走马上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参与领导一分院型号研制等科技工作。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屠守锷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经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议批准实施后，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弹一星”屠守锷功勋事迹材料篇2

1957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导弹技术，开启了我国第一枚导弹的仿制工作，屠守锷成了地地弹道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陆地目标)研制大军中的主力干将。第二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研制团队同时启动了导弹发动机仿制生产和试车台设计。可是，屠守锷很快就发现，苏联专家的指导有所保留。导弹部段生产出来后要进行检验弹体结构强度的试验，然而，试验所需要的专用实验室还在建设中。时间不等人啊!能不能找一个现有的场地代替一下呢?屠守锷急得在基地四处打听，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地——废弃了的飞机库。

“这个飞机库又高又宽，我们再改造一下，应该就能进行导弹强度测试……”屠守锷兴奋地拉着苏联专家来到飞机库，比画着说道。“不不，”谁知苏联专家一点都不着急，他绕着飞机库走了一圈，连连摇头说，“高度不够，设施也不齐，做不了。”说完，苏联专家转身扬长而去。望着苏联专家的背影，屠守锷愣了许久，然后坚定地对身边的同事说：“我们自己干!人家能做到的，我不信我们做不到。”

说干就干!可高度不够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总不能把天花板给捅了吧。”同事们看着飞机库顶，发愁地说。“捅不了，那就掘地三尺啊!”屠守锷意味深长地望着大家。同事们猛地领悟过来：对啊，挖地坑也能增加高度，就这么干!为了弥补设施不足，屠守锷带着同事们从旧飞机上拆下5个液压传动筒等旧部件，建造了承力地轨。

“两弹一星”屠守锷功勋事迹材料篇3

1980年5月18日，屠守锷迎来了自己航天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作为中国第一枚远程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字的时候，他看上去非常平静，就像是任何一次普普通通的签名一样。然而，当导弹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目标的消息传来，原本内向的屠守锷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手捂着眼睛孩子般地哭了，继而又孩子般地笑了!

这一哭一笑，是20多年刻苦钻研、艰辛奋斗、忍辱负重后，各种情感凝聚在一起后的宣泄和释放，是多年执着追求得到报偿后的大喜悦，是少年梦想得以实现后的大欢乐。只有对屠守锷有着深刻了解的人，才能体味蕴藏在这一哭一笑之中的深刻情感……

1917年12月5日，屠守锷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虽说家境不富，但屠守锷的父亲还是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屠守锷在家乡上了小学，后来又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就读。曾在上海亲历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奠定了屠守锷一生追求的基调。那天清晨，父亲携屠守锷从上海回南浔老家过春节。走到半路，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几十架日本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地面俯冲下来。父亲意识到大事不好，拉着小守锷往轮船码头疾跑。炸弹像雨点般地落下来，繁华喧闹的大上海，瞬时间房倒屋塌、血肉横飞!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少年屠守锷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两弹一星”屠守锷功勋事迹材料篇4

屠守锷是浙江人，清华十二级的，也就是1936 年入校。他进人清华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机械系，那时候机械系有一个航空组，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学校迁到长沙才正式成立了航空系，屠守锷就成为航空系的学子。他1940年毕业后到成都的航空研究所，在那里工作。

我们都是当年参加步行团去的昆明，当时我在第一大队，他在第二大队，也都是小分队长，但那时我们并不熟悉，真正熟悉起来是一起考取公费赴美留学资格以后，他和我一起入学麻省理工学院，而且同屋。

屠守锷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部攻读航空工程，1943年他向麻省理工学院提交了论文 《横向加强筋薄板的强度》，获得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

1945年9月份日本投降，他10月份就辞去了工作，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是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国的。他说学航空的人，得把自己所学的用于祖国的航空事业。

回国以后，他发现以前的航空研究所也没有了，那个时候抗日战争刚结束，还是比较混乱，他的老师建议他回学校教书，培养航空人才。这样他又回到清华的航空系。1952 年院系大调整的时候，要成立一个航空学院，大概在1954年，成立北京航空学院，也就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前身，他离开了清华，到北京航空学院当教授。

“两弹一星”屠守锷功勋事迹材料篇5

20世纪60年代，当时正值美苏军备竞赛加剧之际，除了国际上的压力之外，当时的中国，在导弹技术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尤其是洲际导弹所需的先进发动机技术、制导技术、材料科学等方面，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像这种先进的技术，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支援，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完成。

了解到导弹科研人员的缺乏后，屠守锷临危受命，表示愿意放弃自己所学的飞机技术，研究导弹技术，就这样屠守锷和钱学森成了同事。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上手工作，屠守锷又拿出了年轻时候的那股拼劲儿，没日没夜地埋头在学习中，一边孜孜不倦的向钱学森请教有关导弹研究方面的知识，一边没日没夜的做研究，同时将这些知识消化吸收，传递给学员中年青一代的学生，好为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培养更多的人才。

最终在总设计师屠守锷的带领下，我国逐步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然而在此过程中，屠守锷团队不止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甚至有人声明，如果他们继续研究下去，就要杀死他们。面对这种公然胁迫，____马上表示要派军队保护他们的安全，军队更是出言：谁敢动屠守锷，格杀无论!这样屠守锷团队才得以继续安心研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