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陈能宽个人事迹介绍

| 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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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陈能宽个人事迹介绍

“两弹一星”陈能宽个人事迹介绍精选篇1

此时的世界正笼罩在冷战阴云之下,“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美国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自然科学、工程学、医科等学科的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并通过“硬软”两手政策操控:一方面向有意愿回国的留学生出示禁归令,另一方面,调整相关政策使一部分留学生可以长期在美国居留、工作。这期间,参与过留美科协活动的学生相继被传讯、搜查、羁押,1950年9月留美科协被迫解散。

尽管学生组织遭到破坏,但留学生们仍自发组织反抗美国政府的禁归令。当时已经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陈能宽不仅通过书信与李恒德、师昌绪、张兴钤等商量回国策略,还多次带家人参加聚会,共同商讨回国大计。在美科学家的归国筹备活动引起了美国当局的注意,1952年底移民局在搜查李恒德家的时候发现了陈能宽的书信,并由此开始侦查、刺探陈能宽和家人的行踪。每隔两星期,陈能宽的同事和邻居都会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盘问,这样的纠缠令陈能宽感到十分厌恶。为了“曲线回国”,陈能宽还试图通过英国大学聘任的机会绕道回国,但在离美的关键当口,移民局拒绝了他的离境申请,并以他曾是留美科协组织者、订阅中文报纸等理由控告他危害美国安全。

为了防止被羁押,陈能宽与移民局打了半年官司,致使他绕道英国回国的计划未能成行。1954年,陈能宽与移民局的官司胜诉,之后收到了移民局发放的永久居留证。这时的陈能宽已经担任西屋电气公司研究实验室的工程师,在美国有了一定事业基础,妻子和几个孩子也在他身边,但陈能宽对美国政府的拙劣手段感到十分愤慨,他归国的信念并未动摇。陈能宽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这样说,“我和我的爱人都是中国人。我们出国求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学成归国,而绝不是想永远侨居美国的。”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留学生回国问题是中美磋商的议题之一。在新中国代表团的严正交涉下,美国政府撤销了对部分留学生的禁归令。陈能宽一家终于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经香港返回祖国。

“两弹一星”陈能宽个人事迹介绍精选篇2

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物理作业,是一个需要基础理论与具体应用紧密结合的系统工程。当原子弹计划进行到1960年时,理论准备已经有了一定突破,而验证理论所必需的试验进行得并不顺利。我国急需通过爆轰物理实验,对原子弹理论方案加以验证。

1960年6月,37岁的陈能宽由中央选调到二机部北京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担任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当时邓稼先明确地对陈能宽说:“我现有的认识、参数和计算工具都无法单靠理论来解决至为关键的爆轰设计。你来了就好了,请你从实验途径来解决吧。”这也是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的共同看法。然而,在1960年,我国学术界在爆轰物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沉积还接近于空白。

原子弹产生核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枪法”,一种是“内爆法”。“枪法”结构简单,威力小,美国在广岛投掷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就采用这种方法;“内爆法”结构比较复杂,但威力更大,而且更适合原子弹武器化的需要。为了保证原子弹研制成功的可能性,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组织者决定两条腿走路:“把比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同时进行‘枪法’的理论计算”。但是,人们最大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更高级的“内爆法”上面。

“内爆法”要求原子弹组装的常规炸药产生均匀的内向爆炸力,在以微秒(百万分之一秒)计的计时精度内精确聚集到裂变物质的表面,使裂变物质瞬时内达到或超过临界值。同时,爆轰所产生的高温高压使金属变成第四态的等离子体,释放出大量的中子进入裂变芯。要攻克“内爆法”,除理论上需解决一系列难题外,在试验方面也有两个“拦路虎”。一个是炸药的组装形式,一个是点火装置。陈能宽带领的爆轰实验室的任务,就是通过试验来设计炸药的装配方式。

“两弹一星”陈能宽个人事迹介绍精选篇3

回国后的陈能宽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继续做金属物理方面的研究,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盯住了金属单晶体的工业应用方向,不断扩大实验规模。

1960年5月,李觉将军找陈能宽谈话,称“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想让陈能宽负责“爆轰物理方面的研究”。陈能宽理解了这个“新产品”是原子弹,就问:“我是搞金属物理的,搞过单晶体,可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是不是调错人了?”在场的朱光亚、钱三强等人说,中国人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

“以战止战,以核抑核”,新中国发展核武器势在必行。陈能宽接受了这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国防事业,他决定从头学起,全力投入到这一全新的科学领域。

随后陈能宽调入了北京九所,任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他开始接触雷管和炸药,从“实验研究途径”来解决核武器最为关键的爆轰设计。

“爆炸”与“爆轰”跨越了科学发展的两个时代,当时中国在爆轰物理学方面的积累几乎是空白,陈能宽为此“啃了”大量俄文、英文版本的理论书籍和期刊。他还向同事们推荐这些文献,并倡导大家广泛查阅资料并组织研讨,严谨的学术作风为他们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两弹一星”陈能宽个人事迹介绍精选篇4

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使陈能宽一家人重燃回国的希望。面对美国的同事、朋友对自己渴望回国的不解,陈能宽回答道:“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啊。”那份报效祖国,对祖国深切的热爱并没有因远渡重洋而消退,反而确实与日俱增,回国是将这份宏愿加以实现。

在思想境界、学术水平正要接近成熟的时候,却接到了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为院),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那时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上是处于白手起家的阶段,各方面研究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苏联,他们在巨大压力之下接受了任务。塞外风沙弥漫,科技人员克服一切困难,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陈能宽经常亲临一线组织实验。“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两年多数以千次的试验之后,终于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和实验问题。陈能宽和这帮年轻人果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在谈论中国为什么能很快地搞出原子弹时,陈能宽曾说他们的科研组织没有“内耗”,攻关人员都有着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草原、在山沟、在戈壁滩。即使在城市,也过着淡泊明志、为国分忧的研究生活。

陈能宽一生谦虚好学,无论对学友、长辈或年轻人,他均能平等待人,不耻下问。到了晚年,他依然把学习放在首位。他在书本中学,也在实践中学;他向专家学,也向平常人学;他钻研他的科学专业,也研读中外名著;他读正规报刊,也读街头小报。

“两弹一星”陈能宽个人事迹介绍精选篇5

陈能宽1950年—1955年在美从事研究工作,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西屋电器公司研究员。1955年底,陈能宽夫妇返回中国,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1956年回国后与合作者周邦新院士、刘长禄教授、王维敏等研究人员进行矽钢片的加工织构与再结晶织构的研究,并在铁硅合金中获得立方织构的形成。

1960年6月6日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担任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投入了原子弹爆轰领域。1963年被任命为实验部主任和“冷试验”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爆轰物理、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炸药部件和核材料部件研制等任务。1964年2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6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2月到1986年4月的11年间,陈能宽同志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副院长、科技委主任。他组织完成中国首次原子弹空投核试验后,很快又参与到组织氢弹研制攻关中。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由陈能宽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4年,因多次成功领导核武器重大试验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85年,参与的“原子弹突破与武器化”和“氢弹突破与武器化”两项工作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6年7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1987年2月,任国家863—410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专家作了大量跟踪、调研、动态分析、评估等工作。1988年6月任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随后的12月被聘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兼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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