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人物于敏事迹7篇
功勋人物于敏事迹（篇1）
“我自幼对民族所受欺压有切肤之痛,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于敏
他，叫做于敏，河北宁河人。
你认识他吗?或许你听说过，也可能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位。但你肯定知道在1967年，我国引爆了第一颗氢弹。而这颗氢弹的理论，就是由他带领着一批科技人员，从零开始研究出来的。
于敏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氢弹研究员，他是转岗特批的。一开始，他并不是被他的同事们完全认可。有一次，会议正开到一半，于敏突然起身，把手上的东西往旁人手里一塞，就直奔食堂。自然冷嘲热讽随之而来：“他打的不是饭，是算盘”，但是他也管不上那些声音，还有事没事拿一些干萝卜条。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粮食紧缺，同事批评他说，不应该占国家资源的便宜。
但于敏没听见同事的话，他晕倒了。
原来，于敏有十二指肠溃疡，只要肚子空下来，就必须吃东西缓解。
一段时间后，于敏出院，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拉开抽屉，却发现抽屉里都是同事省下来给他的食物。
氢弹研究的过程和一帆风顺可以说是完全不沾边——进度很慢。于是组织就派了人过来责问。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进度慢，到底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那是不是你们积极性出了问题呢!”
于敏猛然拍桌，他的话犹如惊雷在死寂之中炸响：“科学的事情，只有科学的问题!”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于敏也曾自己给自己鼓劲“什么叫快，什么叫慢，步子你迈的不扎实，你跑得再快，你，你只会摔跟头。”
在确信理论模型正确的那一天，于敏他好像很平静，就算宝贵的机器一开始出了问题，他也只是说，重启，咱们都等了一百多天了，也不差这一会儿。
但是，当模型正确的信息从机器的数据中显示出来的时候，他却不那么平静了。“再算一遍。”
一遍，又一遍。机器的数据无言的证实了他们的成功。整个研究室都欢呼起来，在这欢呼声中，于敏却失力倒了下来。在这时，他的心里只有一句话——成功了。
如果说李延年是“晴天响雷敲金鼓”，那于敏就是“于无声处响惊雷”。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氢弹功勋于敏，山河永远铭记你!
功勋人物于敏事迹（篇2）
2019年1月16日，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院士，在北京因病去世。据了解，于敏院士已经病了许久，一直住在医院，此前曾下过几次病危通知。这一次，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国之栋梁”“共和国的英雄”“中国人的脊梁”……网友们在缅怀与致敬里，又一次回顾起这位科学家默默无闻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于敏，这个曾经被秘密封存了28年的名字，如今成了某种精神的代名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院士生前的一次自白。但在今天，当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它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丰碑。
惊闻于敏院士逝世，与其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杜祥琬院士悲痛万分。但在悲痛之中，他表达了一种希望：“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1.“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他曾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的印象”。此后，于敏考取北京大学，并于1949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看中，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不断取得突破，但在1961年1月的某一天，他的理论研究要暂停了。这一天，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的第一反应是不解，因为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的脑海里很快就回想起了那段“亡国奴的屈辱生活”。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解释。
当时，年幼的新中国正遭受核讹诈、核威慑，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数百倍。更大的威力，意味着更大的核威胁。中国要反氢弹，必须得有自己的氢弹。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心境。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自此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2.“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国际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氢弹，氢弹的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而且核大国对氢弹技术绝对保密。对于于敏而言，不能指望有任何依靠。
于敏带领三十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和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研究问题，而且还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编制了计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关模型，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加快氢弹研制速度，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在上海的“百日会战”里，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本质和关键所在，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守候在北京的电话旁。胜利的消息传来，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突破氢弹后，于敏带领团队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发展战略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当于敏的工作解密后，他的妻子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3.“氢弹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数十年默默无闻，于敏却怡然自得。他喜欢诸葛亮，喜欢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将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奉为圭臬。这个内向又安静的科学家，对“宁静”有着自己的理解：“所谓宁静，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始终守着一片“宁静”，大声说出自己的良知。他曾在“_”期间遭受错误批判，“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30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遇到争论，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
这份“宁静”，让于敏的身影显得更伟岸。当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敏说这是集体的功劳。当人们把“氢弹之父”的称号送给他时，他直言这种称呼不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未曾出国留学，自言是“道地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于敏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想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这种胸怀与情怀，怎能不让人钦佩。周光召院士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陈能宽院士称他“敬业奉献、风高范远”。
此刻，当我们再次回顾于敏为国家“献宏谋”的一生，再好的辞藻也无法完全道出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谢谢您，佑我中华!
功勋人物于敏事迹（篇3）
他隐姓埋名28载，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不为外物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坚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信条;
他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共和国勋章”等多项荣誉的获得者——于敏!
01 未曾留过学的“国产专家一号”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他们之中唯一一位没有留过学的人。尽管如此，这位由我国自主培育的“国产专家”依然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并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中国人用最快速度独立研制出氢弹的神话。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时期作为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1944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
但是在上学后于敏发现，相较于工学院的老师只教授学生知识，却不告诉学生根源，他更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探索之中。彼时，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
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从此，于敏便与理论物理结下了一生的羁绊。
02 一次谈话，开启氢弹研究之路
1951年，研究生刚毕业不久的于敏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开始了他的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生涯。
在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过程中，于敏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同时，他还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渐入佳境，但在与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的一次谈话之后，他开始从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入氢弹原理研究和核武器研制。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正如于敏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转折就是他开始从事氢弹研究，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更是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在当时，我国想要研究氢弹，但是却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氢弹计算的繁复。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被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
可以说，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零开始，不断依靠自己的勤奋，一步一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通过不懈的努力，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
03 “百日会战”，形成氢弹理论方案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于敏和他的团队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与试验后，终于攻克了氢弹研究中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
1965年9月底，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在国庆节前夕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回顾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带领科研队伍不断探索、实验，最终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04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
在于敏的组织和部署下，我国氢弹理论研究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最终检验才能确定是否正确。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正式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也是从那时起，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在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其形状之大在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这标志着我国的氢弹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也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又取得了一个质的飞跃。
纵观全球，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
05 婉拒“氢弹之父”称呼，他表示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却始终不肯接受。
“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曾这样婉拒别人称呼他为“氢弹之父”。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科研历程时，于敏却淡然的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回顾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历程，是完全依靠我国自己的科研力量攻克了核武器的秘密，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战略需要的有自己特色的研制核武器的道路。
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背后无数个像于敏一样，为了国家大义，甘愿“隐姓埋名”、披荆斩棘、忘我奉献的奋斗者们，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脊梁”。
在他们身上，折射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光辉，他们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忠于职守、以身许国，今天让我们向这些共和国的脊梁们致敬!
功勋人物于敏事迹（篇4）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主持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在2015年1月9日。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功勋人物于敏事迹（篇5）
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功勋人物于敏事迹（篇6）
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功勋人物于敏事迹（篇7）
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