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人物事迹5篇

樊锦诗人物事迹（精选篇1）

在81岁的年纪，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对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而言，是依然忙碌的生活：虽已退休，却仍在为敦煌四处奔走。

她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大西北，从此与敦煌莫高窟结缘，守护着这座古典文化艺术宝库，大半个世纪再未离开。

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这就是樊锦诗的真实写照。

2004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考察现场。敦煌研究院供图

实习的小姑娘：敦煌我看够了，也不想再来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

1962年，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樊锦诗，按学校的安排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那时，她24岁，还没想到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都会跟它结缘。

第一次来敦煌，樊锦诗被壁画和石窟的美震惊了，在那个仿佛童话一般的艺术世界里，所有的语言似乎变得平淡无奇，她感叹到只剩下几个词反复使用，“太好了!太美了!”

相较洞窟内的美，洞窟外的生活却判若两样。漫漫黄沙中，住的是破房子、土炕，水是苦的，没有电灯，想买瓜子，可连瓜子皮都见不着。樊锦诗很难想到，会有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

想进洞窟，往往还要爬一种“蜈蚣梯”：在一根木头上打上眼，插上很多短木棍。走在上面，颤颤巍巍叫人十分害怕。

可是，尽管条件艰苦，那里却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艺术家。常书鸿是留法的著名画家，段文杰也是知名学者……年轻的樊锦诗并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甘愿留下，“洞里是好，这个地方怎么待?”

资料图：莫高窟。王斌银 摄

由于水土不服，实习期没满她就生病了，不得不提前返校。走的时候，樊锦诗心里觉得，“敦煌我看够了，因为我过去想来看，终于看着了，我也不想再来。”

报效祖国，到zui艰苦的地方去

然而，一年后，樊锦诗拿着毕业分配书，又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之前，父亲曾十分担忧她瘦弱的身体，写了一封信叫她转交给校领导，换个工作地方。

樊锦诗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不肯这样做。在那个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zui艰苦的地方去等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而且，当她再一次看到那些石窟时，也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那么破的一个地方，经过常先生、段先生，他们也没有钱，就这样白手起家初步做了整理，已经不是一个破烂的地方了。”

樊锦诗留了下来，“去了之后觉得这是艺术，我怎么一点也不懂?不懂怎么去管敦煌呢，所以要跟段文杰他们学习，慢慢懂了一点皮毛。”

因为是南方人，个子又小，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里的老先生们就叫她小樊，“他们非常爱护我，给我非常温暖的感觉。”

“受老先生的影响，我也看一些书，也进洞看，越看越觉得敦煌太重要了。”她终于理解了那些老先生，“敦煌跟他们自己的身心连在一起了，所以稳稳当当在这儿待着一直不动。”

2011年8月，樊锦诗检查加固后的莫高窟北区洞窟。敦煌研究院供图

从此，樊锦诗一头扎进了繁忙的工作中，决心用自己所学的专业，好好为敦煌做点事情。

想尽办法为珍宝“续命”

1998年，当年的“小樊”变成了樊院长——樊锦诗受命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眼中，敦煌确实了不起，“一千年的古代艺术家的创造，他们默默无闻，给我们留下这么内容丰富的一份遗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石窟、壁画，总会慢慢衰老。她想尽办法给那些珍宝“续命”。1999年开始，来敦煌的游客们多了，樊锦诗既高兴又担忧，因为“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人一进去，我们用仪器测的，整个的二氧化碳、湿度、温度全变了。”樊锦诗用手比划着洞窟的大小，“就算是中等洞，还有这么小的洞。博物馆是把文物从库房请出来展示，实际上我们开放的是文物库房，大家明白不明白?我当然着急啊。”

她四处奔走，提出要“限流”。樊锦诗和同事们在参观洞窟的路线、洞窟开放的条件等方面，制定了详细标准，改变了以往单一参观洞窟的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我们作为一个成功案例，向全世界推广。”

樊锦诗更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包括要为莫高窟建立数字档案，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等等。

资料图：樊锦诗用紫外线灯在454窟调查壁画题记。敦煌研究院供图

经过十多年努力，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观众可以在线欣赏30个经典洞窑的高清图像，全景漫游这座古典艺术宝库。

由此，它们在另一种意义上得到了“永生”。那一年，樊锦诗78岁。

“给敦煌做点事，是一个文物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在敦煌五十多年，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寸壁画、彩塑。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亦得到饶宗颐由衷赞叹“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2015年3月，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她选择留在敦煌，依旧忙着那些与文物保护有关的事情。

如今，虽然各种荣誉加身，但在许多讲座中，樊锦诗面对着不同身份的人，经常提及的都是敦煌研究院那些老前辈，以及心爱的莫高窟，却很少长篇大论谈自己。

即便在她的新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发布会上，依然如此。那一天，当身材瘦弱的樊锦诗步入会场时，人群中瞬间爆发出雷鸣般地掌声，来迎接这位“敦煌的女儿”。

身处西北许久，樊锦诗的一口吴侬软语早带上了些许爽利硬朗，“我给敦煌做点事情，也是一个文物工作者、敦煌遗产守护人应尽的职责。”“没有什么多说的。”

她感谢国家、领导乃至同事等人对自己的支持，“实际上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没有大家支持好多事情都是做不了的。”

她就是这样一个倔强可爱的老太太，一位简单到近乎纯粹的学者。樊锦诗觉得，钱够用就好，她第一次买房已年过60，还管兄弟姐妹借了钱。名利对她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要计较得失，我早就离开敦煌了。”

是啊，大漠戈壁中，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不为名不为利，为什么?

在她写给北大新生的一封信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得。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

樊锦诗人物事迹（精选篇2）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莫高精神’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樊锦诗人物事迹（精选篇3）

“敦煌莫高窟就是我的宿命”

贾正: 您守护敦煌56年，在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有些枯燥。是什么样的童年或者成长环境，让您与历史和考古结缘?

樊锦诗：我1938年出生在北平，北平沦陷后父母带着全家南下到上海谋生。家里有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只有父亲在工作，还有爷爷奶奶，家庭负担比较重。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他觉得女孩子们也应该去上学，我这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我自小比较懂事，学习成绩还不错，喜爱看书，尤其是小说，《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什么都看。小时候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以至于想学化学，也曾想当名医生，因为救死扶伤非常神圣。由于和姐姐是双生子，还是早产，我从小体质就弱，多病多灾。有人就说，我体质太弱，要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选择了学历史，觉得历史就是看书，不需要体力，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报考历史学系没想要选择考古，后来听说考古很好玩，可以去野外游山玩水，当时也没有什么远大志向，感觉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川大山，就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受父亲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文物都是考古挖掘出土的，所以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分专业，就不假思索的选择了考古。后来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辛苦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贾正：敦煌地处偏远，和您想像中的游山玩水式的考古一定差距很大。当初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并且一待就是一辈子?

樊锦诗：上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我，总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就一直留意与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出版的明信片、画片等等，我都格外关注。包括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很早就知道他们。敦煌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很向往那个地方，我把它想得特别美。

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对我而言敦煌是内心向往的地方，如果能趁着实习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于是，我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来到敦煌实习。当中学课文里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我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精美绝伦，让人几乎可以忘记外面的世界。可是离开洞窟以后就不一样了，敦煌地区食物紧张，条件很艰苦，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咸水。敦煌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随时还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我本来体质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早晚温差大且十分干燥的气候。加上营养跟不上，水土不服，我几乎每天晚上失眠，上洞实习也走不动。实习指导老师宿白先生怕我出事，没到三个月就让我提前离开了。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着再回敦煌，后来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也都没有走了。一想到是国家培养了我，敦煌又是可以发挥自己本领的地方，还有对常书鸿等前辈的敬仰，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敦煌。在敦煌待了56年，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敦煌就是我的宿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得寂寞，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值得。

贾正：从水土不服，到犹豫不决，再到扎根大漠，成为敦煌的女儿，最后视敦煌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半个多世纪您与敦煌一定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

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也就没有打算再去。但1963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敦煌。父亲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嘱咐我转呈校领导和系领导。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困难，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我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因为那一年，国家正提倡学雷锋，我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我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系里也知道我体质很差，而且男朋友彭金章分配到武汉大学，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人才。系里答应过个三四年，再有毕业生分敦煌就把我换出来，这让我有了点儿希望。

结果“____”开始了，学校承诺的三四年期限已无人问津，我也不再奢望，每天就是在洞窟里反复地观察，并开始做洞窟断代分期的研究。1967年我和彭金章结婚了，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担心我体弱多病，怕分娩的时候出意外，力主我申请到武汉待产。况且我在敦煌一个亲人都没有，上海买的婴儿衣服用品，婆婆从河北老家带的红枣、小米、鸡蛋营养品等等所有生孩子的用品都在武汉，去武汉是最合乎常理的。可是就在临分娩前一个多月，我向单位请假，没有批准，还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孩子出生后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只能用我自己穿的“棉猴”裹着孩子。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老彭发了加急电报，收到电报后老彭立刻从武汉出发。他挑了一扁担的东西换了5次车，行程3000多公里，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周了。孩子还没有满月，老彭就因工作原因离开了敦煌。我每天上班就只能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每天下班回宿舍，我就要听听，如果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就很放心，孩子肯定没事儿，要是不哭我就提心吊胆。由于敦煌的特殊环境，第二年我就把老大送到亲戚家寄养。1973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依然没法带回敦煌。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就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那时候我一直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去工作，没想着待在敦煌。我先生在外地，孩子也在外地，我又是南方人，肯定要走的。1986年组织同意我走了，但我却犹豫了，感觉不能就这么走，应该给石窟留点儿什么，不甘心，不愿意走。感觉到哪儿也是工作，只要能发挥自己作用，在哪儿工作都是一样的。经我们夫妻二人商量，最后还是老彭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事业，把家安置到敦煌，解决了我们一家19年的两地分居问题。那时老彭已经快50岁了，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当他知道我不愿意离开敦煌，就主动做出让步，放弃了他亲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是非常大的事业牺牲。后来我们就一起专心在莫高窟工作，老彭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从事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87个增加到735个。老彭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樊锦诗人物事迹（精选篇4）

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从此，就扎根黄沙漫天的大西北，在敦煌的莫高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当同龄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樊锦诗和恋人彭金章，却不得不面对两地分离的苦楚。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的彭金章，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同事道别时，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使袭击千年的黄沙，远远地停在摩根山后面。 但防砂只是缓解了壁画病害的影响，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当时，摩根壁画和彩色中，已经出现了一半以上的空鼓、变色、脱落等病害，樊锦诗也日趋中心。

为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实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她在进一步思考，如何用更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窗。

与此同时，范锦诗决定通过恋人彭金章的建议拍摄全面介绍敦煌的海报。 工夫无心人，十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自创摩根数字展示中心，发表了010-3010和立体球幕010-3010两部电影。 从那以后，模拟电影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观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游客的参观时间，还可以增加洞穴的装载量，一举两得。

樊锦诗人物事迹（精选篇5）

莫高窟记录了自十六国，北朝，隋唐等至清朝，近代的兴衰。它记录这王朝的繁盛，记录着文化的交融，记录着清末近代的屈辱。莫高窟像一个阅历深厚的老者，为我们慢慢讲述着这历史长河，这荣辱兴衰。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莫高窟的兴衰与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作为中外交流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莫高窟大量的壁画中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

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后日本，俄国，美国都曾盗窃了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

藏经洞的发现是因王道士，损毁也因他。藏经洞内文物的遗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忘怀的。这屈辱的教训更加让我们自强自立。

飞天壁画

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

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事融合为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它是不长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云而不依靠云，主要凭借飘逸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飞天壁画虽然人物不带翅膀但从其飘忽的衣袖，人物轻盈的姿态，婀娜的动作即可感觉到其飞翔之感。这也与中国传统的绘画特点形似相符合。

敦煌飞天舞就是根据其壁画上女子的人物形象，动态，衍生出来的一种飘逸自然的舞蹈。有机会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除南北大像是依山而建的石胎泥塑外，其余多为木架结构。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最高34.5米，最小仅2厘米左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17窟唐代河西都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有持杖近侍等，都惟妙惟肖，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中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莫高窟中沉淀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藏着无数人的心血结晶。“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将青春热血洒在了护卫敦煌莫高窟的事业上。而今的我们也应感悟莫高窟的精神，守护中华文化之瑰宝。

樊锦诗人物事迹（精选篇6）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这是莫高窟保护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樊锦诗不会忘记，一份她亲自参与事关敦煌文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协提案，终于作为莫高窟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

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

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为了保护敦煌遗产，又能更好服务游客，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的大型遗址中，还率先启动了参观预约制，并开展了游客承载量的研究。樊锦诗提出，要把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不断增加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与服务功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光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经改变。

“国家的命运决定了莫高窟的命运，国家独立了，国家强大了，国家发展了，我们的文物也就得到更好地保护了。”樊锦诗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把一切的成果和荣誉归功于国家和集体，在她的内心深处，心甘情愿，只想做一个“敦煌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