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事迹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事迹【篇1】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2019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上的颁奖词，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生动写照。从繁华旖旎的都市走向黄沙漫天的大漠，深居敦煌50多年，樊锦诗只做了一件事——用爱和生命守护莫高窟。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小时候一篇课文让她开始向往敦煌。1963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25岁的樊锦诗毅然奔赴敦煌。
住土屋，睡土炕，用土桌，坐土凳，喝咸水，吃粗粮……本就体弱的樊锦诗咬牙坚持着，最苦的还是至亲分离。从敦煌到武汉，两地相距2500公里，夫妻天各一方，孩子寄养在农村。19年后，樊锦诗的丈夫来到莫高窟，他们才得以团聚。
“戈壁沙漠，环境闭塞，物资匮乏，但一走进洞窟，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樊锦诗回忆说，“在莫高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看过去，我完全沉浸在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彩塑艺术中。”
50载春秋冬夏，樊锦诗走遍大大小小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作为一名石窟考古学家，樊锦诗主持编写的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被学者盛赞“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退休多年，樊锦诗每年大半时间还留在敦煌，历时10余年编写的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是她心中最大的牵挂。
在敦煌莫高窟，每个洞窟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物馆，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为什么在遥远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璀璨的石窟艺术?这些画是如何画出来的?它们经历了什么?又该如何保护它们?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一头扎进繁忙的工作中，反复进洞、调查、临摹、记录、查阅资料，撰写考古报告。
1985年至1986年，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负责撰写申报材料。那一次的经历让她深刻认识到，“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管好”还需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樊锦诗的发起和直接参与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颁布实施，首次将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管理纳入政府法制治理体系，敦煌研究院还联合国内外3家机构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给敦煌莫高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游客量。如何让莫高窟得到有效保护，樊锦诗忧心忡忡。
一天，樊锦诗刚到一处洞口，就被一阵浓烈刺鼻的香水味呛得直打喷嚏。过多的游客进入，会破坏洞窟中稳定的小环境，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超标，包括游客身上的汗味、香水味，都会对壁画和彩塑产生不可逆的腐蚀。
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对比100年前拍摄的照片，莫高窟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看来，保护不是为了把观众拒之门外，而是“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沉思。
一次偶然的机会，65岁的樊锦诗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提上议程。2016年4月，“数字敦煌”成功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游客只需轻点鼠标，即能一览无余。
2021年7月1日，樊锦诗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半个多世纪坚守大漠，她最为公众所知的称谓还是“敦煌的女儿”。
“我和敦煌有割不掉的缘分，我这一生注定属于敦煌。”84岁的樊锦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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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个人事迹
大学毕业后奔赴敦煌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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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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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草不生，满目荒凉……”故事在樊锦诗对敦煌的第一印象中徐徐拉开帷幕。从她口中，敦煌那时的样貌渐渐显露：土砌的房子，被污染的饮水……我还了解了那里的大环境：漫天飞舞的风沙，狂风盘踞的恐惧“地狱”，沙尘尽情肆虐的“家园”……当时在那儿实习的北大的科考队，生活就如同在水潭中挣扎的鱼一般，痛苦艰难。因为严重水土不服，她们不得不停止工作。但就在樊锦诗回乡调养身体不久，由于敦煌急需专业人员，她又听从祖国的召唤，来到莫高窟工作。
然而这一去，就是大半辈子。为了这段瑰丽的画卷，樊锦诗与丈夫分隔两地，两个儿子出生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樊锦诗——这位敦煌“女侠”，却将一切的儿女情长都抛至身后，视敦煌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为敦煌而忙碌，从未间断。
这些事迹，不只是向我们展现了樊锦诗老人为敦煌作出的奉献，更展现了她身上为了敦煌永不放弃的精神。五十七年，一个人的大半辈子啊，独自坚守，只身担负光阴中的自然轮回，任谁都受不了吧!但她眼中，这些不过是白驹过隙，尘灰一粒罢了。她甘愿用生命作城，守护敦煌。正如她所说：“我的心好像一直就在敦煌，要去守护好敦煌，这就是我的命!”是啊，“敦煌之女”用她一生的执着，写下一篇平凡而伟大的诗歌。
在给她的颁奖辞中写道：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我也曾经疑惑过，明明有更好的选择，樊锦诗老人为什么会选择隐居尘世，一心向敦煌?我忽然联想到我的书法老师，全国第一位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却有着“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阔达。当老师了解我的疑惑后，只是对我说：人这一生，为了利益与欲望拼命，最后得到的只有头破血流;相反，坚持自己的喜爱，不管周遭会发生多大的变故，也能活得称心如意。是啊，或许，这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所秉持的清静坚守吧。
看完“感动中国颁奖盛典”之后，我倍受鼓舞。虽然成功的路上总有很多荆棘，但历史总以乐观的态度宽慰我们。我会向樊锦诗老人学习，坚持自己心中所爱，努力做出成就，即使前路一片阻碍，我也会披荆斩棘，为梦而坚持。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事迹【篇5】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作为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领军人物之一，樊锦诗获得过很多荣誉。1963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至今仍在继续做着贡献。樊锦诗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作出重要贡献，是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
在宣讲中樊锦诗介绍了敦煌文化灿烂辉煌的成就，强调了敦煌保护的重要意义，她从“守一不移”“担当使命”“探索进取”“留住根脉，我们永远在路上”四个方面讲述她与敦煌之间的“情缘”以及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的研究、保护、管理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她带领团队致力于莫高窟的科学保护，敦煌学的深化研究，在全国文博系统率先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制定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办法、建设数字敦煌档案。通过多方面努力创新性解决了莫高窟旅游开发与永久保护之间的矛盾，积极利用现代技术真正做到了让莫高窟走出去、火起来。樊锦诗强调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要性，敦煌研究院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几代莫高人的付出。樊锦诗表示，敦煌研究院成立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莫高人传承着“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研究、保护、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成绩。“新时代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不忘过去、把握现在、面向未来，莫高窟的保护乃至全国文物的保护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探索创新，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王吉德指出，“莫高精神”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是国家强盛、社会进步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精神财富，是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和强劲持久的精神动力。要大力践行“莫高精神”，深入开展向樊锦诗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她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扎根一线、爱岗敬业、择一事终一生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敢于作为、使命在肩的担当勇气，改革奋进、矢志不移、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将“莫高精神”融入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践，争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传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