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革命故事（10篇）
井冈山革命故事篇1
刘仁堪，江西莲花浯塘村人。为秉承祖业，自己读了几年私塾，就随父亲学医了。本来想做一名悬壶济世的郎中，然而，医得好人们的身子却医不好人们心头的创伤。为此，在大革命时期，他曾以行医为目的，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担任过莲花县农协委员。1924年，刘仁堪来到了长沙，并且做起了搬运工。就在做搬运工时，刘仁堪有幸结识了毛泽东，并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秘密工农运动会，他还光荣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来到了莲花县。自“马日事变”被反动派“通缉”，一直躲在湘赣边界山岭中打游击的刘仁堪与同志们连夜赶到县城，与工农革命军会合，并参加了毛泽东在莲花城南的宾兴馆大祠堂内主持召开的会议。
刘仁堪听说毛委员要带部队上井冈山，便主动说：“毛委员，我是莲花本地人，对永新宁冈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就让我随部队行动吧。”
毛委员征求了一下莲花党组织其他同志的意见后说：“好吧。我们也需要培养一批地方干部，刘仁堪和朱义祖两位莲花的同志，先随军行动，为部队作向导，上山以后就到军官训练班去学习，回来后好重新打开湘赣边界斗争的局面。”
此后，按照湘赣边界特委以及毛委员的指示，刘仁堪领导莲花县的的工农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在全县普遍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和党的组织，同时还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武装。而在当选为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的那天，刘仁堪就在南门洲作过一次精彩的演讲。
因第三次反“会剿”的失败，整个边界沦为白区，革命斗争只有转入地下。有一天，刘仁堪同县委妇运部长颜清正下乡检查工作，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在南村被捕。
敌人对刘仁堪施以种种酷刑，踩杠子，灌辣椒水，用香火烧，用铁铲烙，结果都没有得到一点所需要的东西。敌人就将他押到南门洲。刘仁堪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气得暴跳如雷的靖卫队暴力分子，用匕首割掉刘仁堪的舌头。顿时，鲜血在他全身流淌，刘仁堪不能讲话了。他没有屈服，也没有倒下，而是咬紧牙关，忍着剧痛，用脚趾头沾上直流的鲜血，在站立的方桌上隐隐约约地写下了“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
紧接着，他与颜清正便被踉踉跄跄地推倒在一片草地上。刹那间，枪声一响，整个沙洲出现了可怕的沉寂，好像连空气都已经凝结了。过了许久，围观的人群中才爆发出悲痛的哭声。
时年仅34岁的刘仁堪就这样英勇就义!
在革命先烈刘仁堪身上，充分体现了革命先辈坚定信念，忠贞不二，至死不渝，并始终坚信革命必定成功。今天，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更加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并持之以恒、决不动摇。
井冈山革命故事篇2
伍若兰是湖南耒阳人，1906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92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产主义青年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县农会妇女部部长。 1928年3月参加红军。湘南暴动期间与朱德结为夫妇后上井冈山。
1929年1月，伍若兰从红四军军部调到前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科担任科长，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下山。
2月1日，部队途经江西寻邬县吉潭，天没亮，遭国民党军刘士毅一个团包围。朱德率警卫排同敌人展开了激战。她为保护朱德和毛泽东等军部首长的安全，率一部分战士从敌人侧翼进行突击，将火力引向自己。朱德和毛泽东等军部领导脱离了危险，而她却陷入敌军重围之中，因弹尽负伤被俘，押往赣州。
抓住了朱德的妻子，敌旅长刘士毅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当天，就把伍若兰押到赣州城连夜审讯。
踩杠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施尽了各种刑法，把伍若兰折磨得死去活来，敌人却毫无所获。
无奈，敌人又用雪水把伍若兰再次浇醒，由刘士毅亲自来审问她。
“你一个女人家，死心眼地跟着共产党，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怕死我就不会参加革命，告诉你吧，共产党员为了打倒你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只要你能自首，或公开声明一下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我就可保你不死，还可给你官做。”
听到“朱德”二字，一股暖流涌进了伍若兰的心房。是的，朱德是她的良师益友，是她心爱的丈夫，也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敌人的问话中，她知道，丈夫和红军都已安然无恙，她感到无限的欣慰和自豪……
对于刘士毅的引诱，伍若兰嗤之以鼻：“要我和朱德脱离关系，做梦!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不为你自己着想，总得为你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嘛!”
伍若兰大声说道：“告诉你吧，我们的孩子同样是你们这帮家伙的掘墓人!”
费尽心机，毫无所获，恼怒的刘士毅命令对伍若兰处以极刑。
2月12日，刽子手们剖开了伍若兰的腹部，取出胎中的婴儿……最后又砍下她的首级，将身子劈成四块，浇上汽油焚烧，还把她的首级悬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
噩耗传来，地动山摇。朱德仰天长叹，泪如雨下，悲痛至极。
1962年3月初，朱德重上井冈山，临走时，他特意在井冈山选了几株粗壮的井冈兰花，从培育她的红土地带到了北京城，以纪念伍若兰这位曾和自己朝夕相处、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
伍若兰像许许多多的革命先烈一样，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英雄气概。我们今天缅怀先烈，就是要学习他们这种精神，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努力创造，为建设秀美幸福新吉安作出新的贡献。
井冈山革命故事篇3
吴仲廉1908年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城。她在衡阳女三师读书时，正是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她和许多学生一起，冲破了宁静的寒窗生活，走出校门，投入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1927年春，学校党组织根据吴仲廉的表现，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马日事变”发生后，衡阳女三师被反动军警包围，学生被迫停课。吴仲廉和同学张际春带领20多名同乡男女学生，日夜兼程赶回宜章。这批人后来都成了宜章暴动的火种。
第二天一早，吴仲廉就赶到离县城80多公里的琦石村。琦石是个有5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宜章县委就转移到这里的启蒙学校开展地下活动。吴仲廉在琦石与衡阳省立三师的学生们一起秘密组建了宜章特别支部，彭晒担任党支部书记，她任组织委员。从此，吴仲廉也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7年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到宜章发动湘南暴动。宜章县委决定琦石的农民武装立即起义，吴仲廉也投入到武装起义的战斗当中。她负责后勤保障。她带领妇女和青年学生，始终坚守阵地，送茶饭、护伤员、火线喊饭、宣传鼓动，整整3天3夜没有合过眼。
宜章暴动的烽火，迅速燃遍了整个湘南。湘粤两省军阀出动了7个师的兵力，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湘南农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向井冈山进军。
在这支队伍当中，有手持枪支和梭镖的农军，也有白发老翁、小脚女人和拖儿带女的妇女，有的全家都跟上来了。他们要摆脱敌军的追击，又要突破敌人的封锁，只有爬山越岭，天不亮就出发，深更半夜不宿营。但是，由于“包袱”太重，人困马乏，即便如此，一天也只能走四、五十里路。走在队伍中的吴仲廉很是着急。她沿途用铁皮话筒向乡亲们喊话：“乡亲们，我们是一支远征的队伍，这么多的婆婆娃娃怎么能行军打仗呢?你们回去一部分好不好?”
经过动员，沿途安置了一些红军家属，但还有许多人思想不通，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吴仲廉是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她非常体谅乡亲们的苦衷。因为在湘南，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了暴动，敌人一来，房子被烧了，家人被杀了，只有跟着部队走才是唯一活路啊!她心情沉重，一路走，一路想着办法。经过20多天的风雨颠簸，这支庞杂的队伍终于在4月底来到了井冈山。
到井冈山后，吴仲廉一个人做着几个人的工作。在红四军军委，她刻钢板、抄文件、印材料;行军时，她经常提着两个杉皮桶，一个装着石灰水，一个装着米浆糊，每到一地，就在路边的房屋墙上刷标语、贴布告。
1929年红四军下山向赣南进军时，为了沿途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四言体布告，全文368个字，将红军的性质、任务、宗旨和方针政策写得一清二楚。红军进入赣南白区后，就一路走、一路抄、一路贴。下山途中，吴仲廉的主要任务就是抄写和张贴这份布告。它对争取群众，扩大革命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建国后，毛泽东又看到了这份布告，他在上面批字说：“这是红四军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的布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在国家和民族陷于危机的关头，有多少革命者抛弃舒适的生活走向战斗，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幸福安康为念，同全体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力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共产党人的所应有的责任担当和不懈追求。
井冈山革命故事篇4
曾宝华，1898年生于遂川县原横岭乡茂园村坛子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了穷人掌“印把子”献躯时只有32岁。
早年，曾宝华受当地土豪劣绅的欺压，父母被逼死，妻子被凌辱自缢身亡。胳膊拧不过大腿，曾宝华只得流落到万安等地，寻觅报仇雪恨的道路。
1925年，曾宝华在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当了一等兵。1926年秋季北伐军打到遂川，曾宝华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带兵征收土豪劣绅的军需款，横岭乡茂园村的地主豪绅冯久远、曾贞林、曾智水、曾信圭等都是被征对象，杀了他们的猪，清了他们谷仓，罚了他们的款，为穷人消了怒气。
大革命失败后，曾宝华回到万安乡下种田为生，但一直和万安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在遂、万两县党的组织下参加了1927年遂万农民自卫军遂川劫牢战斗。1928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遂川城，点燃了遂川的星星之火。横岭乡茂园村实现全坑一片红，被命名为“全安乡”。曾宝华听到音讯后带着妻子郭桂英回到了老家茂园。他带领穷苦农民冲进大土豪郭老会家杀猪、担谷、捡家产，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当中。
曾宝华从农协会主席李邦万那里得知全安乡苏维埃政府没有公章时，说：“得马上刊刻，公章就是印把子，不能没有。”李邦万说：“你读过书，断文认字，给起个图样吧!”曾宝华接受任务后，左描右绘，反复琢磨，终于拿出了清样，经主席认可，次日请最精的木匠刊刻好公章，乡亲们细心地抚摸着这颗大印，万分激动地说：“我们穷人的一切都和这颗大印联系在一起。”
1930年10月，陈毅、毛泽覃率红军再次打回遂川，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再兴高潮。原全安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遂川县第三区第十三乡苏维埃政府”。曾宝华被选为赤卫队长，其妻郭桂英被选为第三区妇女主任，曾宝华连夜设计政府公章图样，第二天就交付使用。人民的“印把子”行使神圣权利，大长了作田人的志气，煞了土豪劣绅威风。
1930年冬，红军走了，遂川重新陷入危险之中，茂园村也不例外。郭老会等地主武装在遂川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报复，他们得知全安乡苏维埃政府还保存着一枚印章，便瞄上了赤卫队队长曾宝华一家。敌人把曾宝华关进水牢，每天严刑拷打，要他说出大印的下落。最后曾宝华被敌人打死。然后敌人又抓来了曾宝华的妻子郭桂英和他的儿子曾长生，当着郭桂英的面用铁锤一下一下地砸孩子，孩子被活活砸死。最后敌人又将郭桂英活活打死。
更为残忍的是事隔不久，郭老会的人又将曾宝华三人尸体挖出来，碎尸后用箩筐挑到山上用柴火烧尸灭迹。
解放后，党和人民为怀念惨遭杀害的曾宝华、郭桂英和小生命曾长生，在烈士遇难的地方，挖土葬于烈士墓内。杀害曾宝华一家的凶手也得到应有的惩处。
在曾宝华一家人的眼里，这不是一枚普通的印章，更是人民政权的象征，他们用生命捍卫着对自由、平等、幸福的向往。今天，对理想信念的检验，不像战争年代那样要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但依然可以分出优劣高低。我们当今需要是一份坚持、一份承诺，是对本色的一种坚守。
井冈山革命故事篇5
段子英，湖南耒阳县人， 1928年初，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湘南，发动了湘南暴动，耒阳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伍若兰当选为女界联合会主席，段子英为副主席。
革命军进驻耒阳后，军部就设在县苏维埃政府和女界联合会附近，由于工作的关系，部队的领导和县政府各部门的联系比较密切。就这样，革命军的团参谋长王展程和段子英认识了。后来又经过几次接触，两人互相都在增进了解，感情也在加深。最后，两人都随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在朱毛会师的时候，段子英与王展程也结成了终身伴侣。
1929年初，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王展程和段子英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向赣南方向突围，这时，段子英已经怀孕两三个月了。在遂川大汾，与敌人打了一场恶仗，双方伤亡都很大，王展程和段子英被打散，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王展程对这一带地形比较熟悉，当他提出绕道湘赣边界，经上犹、崇义地界去追赶红军主力时，得到了段子英的赞同。由于不敢走大路，他们尽拣深山无人的地方走。经过几天饥寒交迫的艰辛之旅，他们来到了湘赣边界遂川县戴家埔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他们突然遇到了当地的挨户团，两人同时被捕。
当天下午，敌人便杀害了王展程，接着，把段子英交给一个村民看管起来。过了3个多月时间，挨户团长将段子英卖给了遂川大汾圩“种德堂”药店徐祥春做妻子，得了100块大洋。陈子英顿觉羞辱难容，怒火满腔，但想着肚子里的孩子，只好暂时忍辱负重地活下去。
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段子英迈着沉重的步子，踏着泥泞的山路，被押着离开戴家埔，走向大汾圩。刚进街口，就看到了一张十分醒目的布告，是湖南省清乡总署通缉129人的名单，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上。
看到这张布告，段子英的心情十分沉重，忐忑不安。公开斗是不行了，回家这条路也走不通。看来只好暂时隐蔽等待时机。革命道路的路程艰难曲折，迫使她走向一个陌生的世界。
1929年中秋节过后三天，段子英与王展程的孩子出生了。为了继承父业，她给他取名为王林涛，祝愿他在大风大浪中成长。
徐祥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曾问过孩子的父亲是谁，当了解到孩子的父亲是被杀害的红军军官后，深表同情。他不因自己出了高价而把段子英当佣人使唤，而是处处对她体贴关心。段子英虽然得到了小家庭的温暖，但常常提醒自己，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奋斗的目标。有一天，她听人说南昌有共产党活动，便不顾徐祥春的劝阻，带着孩子历尽艰辛来到了南昌。然而在南昌呆了三年，却始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只好在一家裁缝店里靠给人钉钮扣赚几个钱维持母子生活。
为了尽快找到党。段子英想回到家乡去。她带着一线希望给老家投了一封信。母亲知道段子英还活着，悲喜交集，将女儿和外孙接回了家中。回家后，段子英不甘心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体内的革命血液促使她千方百计地继续寻找党的组织。为了结识更多的人，方便寻找党的组织，段子英在家里的支持下，开了一家“寿春客栈”。功夫不负苦心人，1937年3月，在客栈开张不满一个月的一天中午，段子英在耒阳找到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李振鹏同志，从此回到了党的怀抱，“寿春客栈”也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段子英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她从轰轰烈烈的革命开始，又以平平淡淡的工作告终;她一生经历坎坷，但对党的信仰和忠诚却始终不渝。革命年代，她三次被捕，立场坚定，至死不屈;建设年代，她服从组织安排，不图名利，从不攀比。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就是“考验人生”。
井冈山革命故事篇6
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攻下宁冈新城。在这次战斗中，击毙了敌营长王国桢，活捉了伪县长张开阳。这是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以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新城战斗胜利后，有打扫战场的，有冲县衙门进行搜索的。县赤卫队队长蔡德华在县长张开阳的办公室翻抽屉时，突然掉下了一样东西，蔡德华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本土黄色的硬壳笔记本，他翻了翻，发现里面只有几页写了字。当时为了培养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武装的指挥员，1927年12月，工农革命军就在龙江书院创办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学员们由边界各县选派工农分子和部队中的干部参加，学习时间为三个月，毕业后，就回到部队或是地方上，担任红军的下级军官或赤卫队的指挥官。受中共宁冈县党组织的派遣，蔡德华参加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的培训。因为平常在教导队学习，想要有一张纸、一支笔，那可真是难上加难啊。所以，蔡德华向上级汇报并经过请求同意后，就把它留作自己做记录本了。
在往后的学习中，蔡德华更加地专心听讲，认真记录。从这本笔记本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蔡德华学习的内容。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蔡德华把自己保存的文件和资料装在竹筒里，藏在屋檐下，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岁月里，蔡德华英勇牺牲了。1979年10月，他的儿子蔡菊妹拆除老屋翻盖新房时，工匠们见屋檐跌落一节用油纸封口的竹筒，以为里面装有值钱的东西，打开一看，全是些写了字的纸张，由于当时群众并不知其重要性，所以毫不在意，有的还用这些纸张卷生烟。当文物工作人员发现时，赶紧把剩下的这些散装的纸张拿回去整理之后加以收藏。
这是笔记本存有33张计66页，底页盖有蔡德华等人印章共17枚。其第1页至第12页为敌县长张开阳前往宁冈县赴任时的记事等，其余的就是蔡德华的笔记了。蔡德华是将笔记本反过来，由后往前使用的，有用钢笔写的，也有用铅笔写的。里面不仅记有蔡德华参加扩大会议，听取政纲报告和宣传分田分房屋的内容，以及抄写的国际歌、工农兵歌等内容，同时还记有毛泽东1928年2月24日为学员们讲政治课的十条内容。
毛泽东非常重视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为了加强党的思想教育，特委举办了党团训练班，培训党的工作干部。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的血雨腥风环境下，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这期间,富有成效的干部教育工作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井冈山革命故事篇7
1927年7月，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以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宣告失败。在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接受了中共中央的特派，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指导湖南人民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新内容，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为手段的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团受命从江西的修水出发，进攻长寿街。9月10日，部队就攻下了平江县龙门厂。但与此同时，刚被收编的邱国轩部队发生了叛变，在第一团路过金坪时，对其发动了突袭，致使第一团两面夹击，损失惨重。第二团也在安源起义后不久，因为国民党正规军的集中反攻，几乎全军覆灭。只有第三团情况好些，但也被迫向浏阳上坪撤退。鉴于二路起义军均受挫折、损失严重的战局，毛泽东审时度势，立刻在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指挥二路起义部队前往浏阳文家市集结会师。
9月19日当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成德堂教室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就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展开了讨论。事实上，也正是这个重要的会议，从此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会议争议的非常激烈。会议中，毛泽东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详细的阐述自己的主张：部队不再按原有计划攻打长沙，而是保存实力，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发，为后续革命蓄积有生力量，为新的革命高潮来临奠定基础。
21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会师的三路部队离开文家市，沿湘赣边界敌军薄弱的地方向湘南转移。这就有了后来的进军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
文家市，是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式革命道路的起点，体现他不唯书、不唯上的求真务实精神。这启示我们，想问题、做工作，要立足实情，研判实情，把准实情，大胆创新、科学谋划。
井冈山革命故事篇8
“瓦解敌军，宽待俘虏”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有一个红军三释敌军俘虏兵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叫曹福海的战士，原来是国民党杨池生部的士兵，在永新战斗中被俘，当时红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杨至诚动员他参加红军，从谈话中，杨至成知道曹福海也是个受剥削的农民，是被国民党抓来当兵的。于是，杨至成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番，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一提起红军，曹福海又变了脸色，因受国民党“红军抓到俘虏要剥皮抽筋”的欺骗宣传的影响，他说什么也不干。说一些什么“长官积德”、“救我全家”之类的话。杨至成又问别的俘虏，他们也苦苦苦哀求，就是不愿当红军。
尽管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药品缺乏，但还是尽量让俘虏们住得舒服，吃得满意，带伤的还一律给予治疗。临走那天，团里又开了欢送会，会上，团首长向他们说明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放下武器是兄弟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之后，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如果仍是当白军，再和红军打仗，枪口不要对着自己的兄弟。因此，按红军部队规定，领了几块钱路费回去了。
可没过多久，在七溪岭战斗中，他再次被俘，说来也巧，杨至成在俘虏群中看见了曹福海，又问他是否愿意参加红军，他还是不愿意，杨至成心想，一回不行两回，于是又发给曹福海路费，给他开好路条，热情地把他送走了。
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不断壮大，敌人的“进剿”也更加频繁。不久，杨池生和杨如轩的部队又来了，双方在七溪岭一接触，就有大批敌军拖枪跑到红军这边来了。其中就有曹福海，他竟拉了十四、五个白军士兵拖枪投奔红军来了，并对杨至成连长说：“你们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气。”杨至成把这件事向上级汇报后，便把他们编到了班里。曹福海到了红军中后，体验到民主主义带来的平等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战斗勇敢，很快当了排长。“红军象一个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俘虏成为红军的重要兵源。1929年1月，曹福海随红四军主力下山，奔赴赣南闽西，在大庾战斗光荣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瓦解敌军，宽待俘虏”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干部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感化对方，同时，官兵中发扬民主主义作风，官兵平等的生活，才使得士兵将士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斗中去。
井冈山革命故事篇9
足智多谋，深受战士们的敬佩和喜爱。
1928年4月迎接朱德率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指挥一团在酃县城北阻击敌人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脚踝，子弹钻得很深，当时医院没有手术设备，也没麻药，连碘酒都少得可怜。在张子清的要求下，第三天，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医生给他开了刀，但还是没能取出子弹。后来，张子清从茅坪转移到小井红军医院。在这里，没有任何麻醉药品的情况下，他先后动了3次大手术，子弹终于被取了出来。可是由于3次开刀后流血过多，又没消炎药，伤口感染越来越严重，肌肤由外而内地深入溃烂，为了避免更大范围的感染，医生们只好不断地将腐肉除去，每次去腐肉的过程都会让张师长痛得满头大汗。来看望他的战士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么希望张师长能早日康复。在一次战斗中，我们缴获到敌方的一批食盐，将其中一部分分发给严重缺盐的当地群众后，战士们首先想到的是病痛煎熬中的张师长，于是就用油纸包了一小包留给他。
张子清清楚地知道在目前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下，这一小包食盐的“金贵”程度。它可以是根据地内一户人家吃上几个月的量;也可以是整座医院所有伤员擦洗一遍伤口的量。他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伤腿，将这包食盐塞到了枕头下面。
不久后，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又发起一轮猛攻，小井红军医院里的伤员骤然增加，而用于消炎的食盐严重缺乏，很多伤员因得伤口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恶化，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张子清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从枕头下取出了那一小包食盐，将医生叫到自己的病床边，说：“请你把这包食盐全部化成水，给所有的伤员擦洗一遍伤口。”医生听了连连摆手说：“不成，医院上下，就数你的伤情最严重，你是最需要这些食盐的。”但张子清执意要将这些食盐全部捐献出来。医生护士们都拗不过他，只好流着眼泪将这些食盐全部化成了水，为所有的伤员擦洗了一遍伤口。
1929年1月下旬，敌人大举围剿井冈山，张子清在当地军民的保护下，活了下来。8月，红五军返回湘赣边界，张子清被转移到永新，终因缺医少药，医治无效，于1930年春逝世，终年29岁，他的遗体安葬在永新城郊风景秀丽的东华岭上，那一天，上千军民群众前往送行。
张子清用生命诠释了官兵平等、大公无私，体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他人、从不为自己的奉献精神。今天，时代变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没有变。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牢宗旨意识，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
井冈山革命故事篇10
“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这是当年留下来的一首脍炙人口歌谣。
1928 年初冬，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当年的井冈山上除了正规红军部队外，另有800多名伤病员，还有党、政、军等后勤机关的工作人员，每天需要大量的粮食。但山上“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要储备粮食只有从附近的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运粮上山。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
从井冈山到山下的宁冈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山又高，路又陡，着实难走。尤其是从桃寮到黄洋界那一段路，就是空着手走，也累得够受，肩上挑着担子，那就更吃力了。因此，每次运粮，总是起早赶路，摸黑回山。当时，朱德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白天挑粮上山，夜里还要批阅文件，和党代表毛泽东一起商议革命大计。战士们生怕他累坏了，都对他说：“你日夜操劳太吃力了，不要再下山挑粮了吧!我们大家每人多挑一点，就把你的这份补上了。”每当这时，朱军长就风趣地说：“吃饭有我的分，挑粮也有我的分!光吃饭不挑粮，那不成了剥削阶级了吗?”
怎么办呢?有位战士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他对大伙说：“我们把朱军长的扁担藏起来，没有扁担，他就没有办法去挑粮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这天挑粮回来，战士们就把朱德的扁担藏了起来。可是第二天，朱德又拿了一根新削好的扁担出现在挑粮的队伍中。战士都说：“他削多少，我们就藏多少，一直藏到他不再挑粮为止。”这天，队伍又要到茅坪去挑粮。天没亮，大家都起床了。吃过饭，有的挑着箩筐，有的背着麻包，有的提着布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朱军长也准备动身，便去拿放在墙角里的扁担。奇怪?扁担突然失踪了，怎么也找不到。
朱军长的扁担哪去了呢?原来是红军战土们为了让朱军长在家里多休息一会，故意把扁担藏起来了。谁知大家刚走上黄洋界，朱军长又挑着箩筐，满头大汗地赴上来了。等他坐下来休息时，人们才发现朱军长又新削了一根扁担。过几天扁担又不见了，朱军长又削了一根新扁担。而且，在扁担的正中，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
从此，朱军长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也流传至今。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朱德虽然是军长，但主动坚持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今天，生活条件改善了，但艰难困苦的环境仍然有，艰苦奋斗的本色不能丢，每一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示范带头，吃苦在前、干事在前、奉献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