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的爱国事迹

1872年，清末革新思想家容閎在香港招考幼童。詹興洪的好友譚伯邨，在澳門經商，見多識廣，很有開明之見，力勸詹興洪夫婦送詹天佑報考出洋。譚伯邨是中山人，很喜歡詹天佑，認為他聰明堅毅，將來定有所成，於是早早地把四女兒譚菊珍許配了給他。詹興洪後委託譚伯邨帶上詹天佑到香港報名，詹天佑幼年就讀私塾，學習很好，到香港報考成功，剛剛12歲的詹天佑考進了幼童出洋預備班。1872年8月，包括詹天佑在內的首批清代官派美留學幼童30人遠赴美國。 詹天佑在美國入小學、中學學習後，在1878年以優異成績進入耶魯大學，修讀土木工程，鐵路專業。1881年5月，以「碼頭起重機研究」為論文畢業，得哲學學士(Ph.B)學位。同年，清政府撤回所有留學生。百多名歸國留學生中，只有詹天佑及唐紹儀能及時取得學位

詹天佑回國後被派送到福建馬尾船政學堂學習駕駛，之後到福建水師旗艦「揚武」號任炮手，曾參加馬尾海戰。福建水師覆亡後，1885年調到廣州黃埔水師學堂任教習，曾勘製廣東沿海海圖。1888年，轉入由李鴻章、伍廷芳興辦的中國鐵路公司，於英國工程師金達(Claude W. Kinder)之下任見習工程師並得到學以致用的機會。詹天佑最初參與興建連接唐山至天津的唐津鐵路中塘沽至天津段的津沽鐵路鋪軌，之後很快便得到金達的賞識，升任工程師和地區工程師。 到了1890年，中國鐵路公司修築天津至山海關的津榆鐵路，當中需要在灤河修建橋樑。工程最終交由詹天佑負責。他以氣壓沉箱法，用中國工人建造橋墩，成功築起了橋樑;解決了之前鐵路公司聘用英國、日本、及德國工程師都未能解決的工程問題。自此詹天佑漸露頭角，擔任了京津路、萍醴路等的鐵路建設。1894年獲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選為會員，是首位進入該學會的華人。

1902年，袁世凱為了得到慈禧支持興辦鐵路，建造來往高碑店至易縣的新易鐵路，以供慈禧祭祖時乘坐。詹天佑被任為總工程師，以四個月時間及低廉的成本建成了鐵路。雖然這只有37公里長的路線沒有很大的實質作用，但卻是首條由中國人自行修建的鐵路。

之後清政府準備興建連接北京至張家口的京張鐵路。由於這條鐵路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英國及俄國都希望得到建造權而相持不下。然而，在英國、俄國的鐵路高級計劃測量師和工程師在經過多次的探勘之後，紛紛打退堂鼓。因為燕山山脈群中有不少的陡峰，其中被選為「第二隧道」的燕山二號峰其大部分的構成材質多為花崗岩以及玄武岩，很難使用一般的「炸隧開道」的方法。結果在袁世凱在1905年決定不用外國資金，亦不使用外國人，全部由中國自行修建京張鐵路。詹天佑被任為總工程師，之後更兼任鐵路總辦。京張鐵路全長約220公里，由於要經過長城內外的燕山山脈，需要興建不少隧道及橋樑，工程相當複雜。當時有部分外國人質疑中國人自行建造這條鐵路的能力;詹天佑亦明白工程艱鉅，並關係到中國工程師的聲譽，但仍然堅持努力嘗試。詹天佑從三條他親自勘定的路線中，選擇成本較低的一條。另一條他認為較好，但因造價較高而被迫放棄的路線(後來在1949年後建成為豐沙鐵路)。最終京張鐵路在四年後的1909年8月11日建成，10月2日通車，施工時間比原定縮短了兩年;而建造成本亦比原來預算節省三十五萬兩白銀。鐵路上有四條隧道，其中八達嶺隧道長1,092公尺，採用豎井方法挖掘;另外有二百米長，鋼架結構的懷來大橋;此外還在八達嶺段(盡是懸崖峭壁)則使用了「人」字軌道攀斜，解決了地勢險要的問題。京張鐵路的成功建造，不單是中國近代工程史上的重要成就，對正掀起民間自辦鐵路風氣的中國亦起了很大的激勵作用。

詹天佑修建京張鐵路期間，釐定了各種鐵路工程標準，並上書政府要求全國採用。中國現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標準軌、鄭氏自動掛鉤(Janney Coupler，亦稱姜坭車鉤、鄭氏車鉤，美國人Eli Janney所創，但常被誤以為是詹天佑所發明而稱為詹氏鉤，其實只有些微修改而已)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議。此外詹天佑亦著重鐵路人才的培訓，制定了工程師升轉章程，對工程人員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規定，並且定明工程師薪酬與考核成績掛鉤。京張鐵路堷訓了不少中國的工程人員，詹天佑所製定的考核章程亦成為其他中國鐵路的模仿對象。

京張鐵路建成後，詹天佑獲宣統賜工科進士，任留學生主試官等職。1910年，任廣東商辦粵漢鐵路總公司總理兼工程師，1912年兼任漢粵川鐵路會辦，負責興建粵漢及川漢鐵路。此後一直定居在漢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號(今洞庭街51號)。同年成立「中華工程師學會」，並被推舉為首任會長。民國成立後，於1913年獲政府委任為交通部技監，1914年獲頒授二等寶光嘉禾章。1916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1919年初，受命往海參崴和哈爾濱任協約國監督遠東鐵路會議中國代表。4月因病回漢口，4月24日病逝，終年五十九歲。

詹天佑與其妻譚菊珍埋葬在京張路青龍橋火車站附近。1922年青龍橋火車站豎立詹天佑銅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紀念館。

成功人士的爱国事迹（篇2）

苏步青，是我国蜚声海内外的杰出数学家。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成功人士的爱国事迹（篇3）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推动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进一步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对祖国最深厚、最高尚、最神圣的情感，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从留下“可爱的中国”动人篇章的__到“狼牙山五壮士”，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到“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从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到“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郑培民……这一串串闪光的名字，虽然年代不同，事迹也不一样，但其精神实质都是一致的，即：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人生境界。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祖国的骄傲，是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最直接的教材，是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集中学习宣传英雄模范人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契机。

通过开展“双百”评选活动，大力颂扬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英雄模范的崇高精神，能够在全社会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引导人们深刻理解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激发爱国精神，振奋民族精神，把英雄模范的崇高精神转化为推动实际工作的强大动力;能够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树立学习楷模，引导人们见贤思齐，比学赶帮，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提升境界。

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能够通过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通过光辉历史昭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引导人们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念和信心，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成功人士的爱国事迹（篇4）

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 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 小组的5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 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 ?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 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 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 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钱学 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 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 ，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 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 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 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 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 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 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 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 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 回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 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他倾其所学，又紧 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 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 钱学森放弃了这一切。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今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 的撼动力。

成功人士的爱国事迹（篇5）

吉鸿昌(1895.10.18-1934.11.24)抗日爱国名将，原名恒立，字世五，汉族，河南扶沟人,中国抗日将领,民族英雄。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家父影响，吉鸿昌幼年即具有爱国思想。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便投到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赏识，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提升为营长。

1921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利用一所破庙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吉鸿昌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吉鸿昌结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所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吉鸿昌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参观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和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败退的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和一些当地的土匪武装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旋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却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拦截，苏区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3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在3日内离开了。10月10日，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军，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哗变崩溃。

随后，日军主力在察边境集结，并驱使败退伪军准备重新进攻。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停止了对同盟军的支援。国民政府中央也派出要员去说服同盟军领袖冯玉祥放弃独立割据的念头，将部队交给中央指挥。而中共则在同盟军内部开始宣传策反，准备将抗日同盟军发展成红军，在河北山西建立苏区。内忧外患之时，同盟军内部的东北义勇军部首先表示归附中央。冯玉祥也发表声明取消了同盟军司令的头衔。8月15日，伪军重新进攻多伦。分崩离析的同盟军不敢正面对抗。在15日夜连夜不战放弃多伦，全军转移。转移之后，剩下的5万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

天津吉鸿昌旧居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后引渡到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英勇的共产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9岁。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周恩来在1971年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1984年，在吉鸿昌烈士牺牲50周年前夕，扶沟人民在烈士陵园吉鸿昌烈士陈列馆前，为烈士塑了铜像。聂荣臻亲笔题词：“民族英雄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

1995年，在吉鸿昌烈士诞辰100周年之际，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张爱萍、迟浩田、程思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为吉鸿昌烈士题了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