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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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

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篇1

王希季,我国著名航天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王希季少年时赴美留学,学成后回国效力,投身航天领域。

在这位从云南红土地走出来的白族科学家心中,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民族的需要总是摆在最优先的位置。“飞天”一甲子,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篇2

移交“长征一号”工作后,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方案论证的工作落在王希季肩上。经过多次争论和讨论,最后提出了一个充分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能力、由返回舱和仪器舱两舱组成的采用弹道式返回方式的方案。

当时,这个方案在我国的技术和工业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并考虑到将来技术发展,是一个可行的、有公用平台思想的、可发展的方案。之后,王希季又负责卫星回收系统的攻关和研制工作。其中,用空投试验方法试验、检验和验证气动力减速器(一般称为降落伞)回收系统,是研制中必不可少的工作。

研制团队为此开展了无数次艰苦的试验。王希季把家里平时用的剪刀、针线、碎布头一股脑翻出来做成小小的降落伞,如痴如醉地“玩”起了降落伞,甚至趴到地板上仰头看降落伞飘然落下。然后,几天就跑一趟大西北试验基地进行试验。

_年3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8所回收着陆技术研究室降落伞加工团队获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曾任508所所长的王希季为此“献声”祝贺:“现在降落伞已经加工到几千平方米,确实应该得奖,祝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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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负责人造地球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研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成立,王希季奉调兼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技术负责人。但是在当时几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运载火箭研制谈何容易。当时,计算机远没有现在这样先进,他们使用的是老式的电动计算机,为了算出火箭的飞行弹道,他和小组成员昼夜不停地轮流算,夜以继日地干了两个多月,才用数字积分法算出一条完整的弹道。记录这条弹道数据的纸,叠起来竟有桌子那么高。发射场的条件就更加简陋,参试人员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茅草屋,工作在田头路边,“指挥所”是用装了土的麻袋堆成的掩体,现场甚至连电话、广播喇叭这些最简单的通信联络工具都没有。有谁想到,王希季等科技工作者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奇迹。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南汇县以东海滩的简易发射场上,一枚火箭静静地竖立在发射架上。时钟指向16点47分,随着发动机点火口令的下达,发射架旁涌起滚滚白烟,火箭沿导轨飞出发射架,冲向蓝天。首次实验火箭发射成功!这是记入史册的一刻,是我国奔向太空的起点,它的成功为中国空间技术发展史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随着第一枚火箭的试制成功,王希季也像上了轨道,一发不可收。在以后的几年中,王希季思考如何让火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把生物送上天去······当他得知中国科学院正在开展高空生物飞行的工程技术与生物学研究后,立即组织研究人员开展能让动物上天的研究。王希季又一次成功了,1966年7月发射的两枚T-7A火箭分别把雌性狗“姗姗”和雄性狗“小豹”送达距地球68~70千米的高空。加上第三次试验,包括大白鼠在内的所有试验生物均经受住了飞行过程中的超重、失重、冲击、振动、噪声等综合因素的考验,全部随箭头乘降落伞活着回到了地面,为载人航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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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季常说:“搞航天只能服从科学规律和客观事实。设计走弯路和研制失败,损失的都是国家利益。而国家是什么?是千千万万老百姓。”

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无论是率先提出太空资源、空间技术体系和空间基础设施等新概念,还是主持完成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工程实施方案的论证和编制,王希季始终站在航天发展的潮头,牧星耕宇。

2006年起,王希季开始关注并积极推动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发展。

95岁高龄时,王希季还亲自研究关于五院“互联网+航天行动”的课题,深刻思考并主动探寻着中国航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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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入党刚一个月的王希季接到上海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让他到新成立的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具体做什么工作,市委组织部的人没有明说,只是说“去了就知道了”。

当时,王希季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主任,工作任务很重;此外,他正计划赴德交流两年,科研项目也正是要出成果的时候。要接受这个新任务,他着实有些为难。但在国家发展与个人前途面前,他果断选择了前者。

当王希季拿着介绍信前往上海淮中大厦报到时,他才知道新单位是由中国科学院与上海市双重领导的科研机构,主要负责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他担任技术负责人,主管火箭的研制工作。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对于“天”,曾经有过这样浪漫的描述。1957年、1958年,苏联和美国相继将卫星送入太空。面对茫茫宇宙,1958年5月,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进军的号令:“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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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到1950年3月。驶向东方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甲板上,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围在华罗庚教授一家人的身旁,大家的心都一起向着祖国飞去,所有的话题都是回国之后如何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

刚刚获得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的王希季也在其中。

1921年7月26日,与中国共产党同年同月诞生的王希季出生在云南昆明一个商人家庭。17岁时,王希季以优异成绩被西南联大机械系录取。入学后不久,他就吃了机械工程专家刘仙洲的一个“零蛋”。

在一次测试中,刘仙洲给出题目,要求答案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但是,王希季因为计算尺精度难以达到就忽略了题目要求,计算结果只给出了小数点后两位。尽管解题思路和计算过程都是正确的,但刘仙洲还是毫不留情地给了零分,并教育王希季“搞工程的人必须要零缺陷,如果有缺陷工程就会变成零”。从那时开始,“零缺陷”成为王希季航天工作的原则。

不只是治学态度,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在王希季心中埋下“工业救国”梦想的种子,即使在他远赴美国求学期间仍然不停生长。1948年,王希季就读于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直到看到《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两张照片,他的人生方向从此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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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6月,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同时在北京召开,500多位两院院士汇集到北京参会。王希季1993年入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很想参加这次盛会并作学术报告。却正好赶上我国第16颗返回式卫星发射,领导希望他前往发射场保驾护航,于是他简单收拾行装后奔赴大西北。

当时,我国的航天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不到半年时间里,连续两次卫星发射试验受挫。在失败的阴影笼罩下,能否逆转被动局面全看这次的发射结果。

星箭对接前,王希季按以往惯例,在卫星仪器舱的舱口做了最后的检查。1994年7月3日,是火箭发射的日子。那天,他身着白色防静电工作服,来到指挥控制大厅,等待火箭发射,虽然感觉工作已经做得有序无误,但心里还是紧张。当测控台站报出星箭成功分离、卫星入轨信号时,他和卫星试验队员们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返回式卫星不到返回舱安全返回着陆并完好收回搭载物,是谈不上成功的。所以第二天,他就赶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与另几位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一起参与卫星测控和回收任务。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指挥大厅的气氛很紧张,王希季和大家一起守在计算机旁,紧盯着卫星传来的数据,引导测控系统紧紧跟踪目标,捕捉并分析卫星运行状态。就返回式卫星的返回回收过程而言,不论是运行阶段预报发出返回调姿、两舱分离指令的时间和落点估算,还是在返回阶段完成起旋与消旋控制等,都不能有半点纰漏,不然“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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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飞上蓝天,又在3天后按预定地点顺利返回地面。这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成功发射8颗返回式卫星,其中有6颗是王希季负责研制。

在同事眼中,王希季是一个敢于拍板的人。1987年,他担任第九颗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返回式卫星为国外客户搭载蛋白质晶体生长的太空实验。距离卫星发射只剩半年,中国专家提出,想在卫星上搭载中国的半导体材料砷化镓晶体,却遭到一些外国专家的冷嘲热讽。

当时,摆在面前的是巨大的风险——需要在返回舱放置做砷化镓实验的晶体加工炉,炉中温度高达1200℃,这相当于在卫星中放置一枚随时可能会爆炸的“小炸弹”。带着团队整整实验了半年,王希季大胆决定,都上!

最终,实验取得圆满成功。“要大胆,任何新事物总有风险、困难,但不太了解规律的时候,不能当‘傻大胆’!”王希季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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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探空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起步项目之一,王希季在这个领域硕果累累。截至2000年9月,我国已研制成功的18种型号的实用火箭探空系统中,由王希季院士担任技术总负责人的型号达15种。其中包括第一枚探空火箭,成功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送上太空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

此外,王希季不仅在国内率先提出“开拓天疆、开发利用太空资源为国民造福,是发展航天技术的主导因素和致以实现的主要任务”的航天新概念,还成功地开启了利用返回式卫星进行微重力搭载实验,从而使我国跻身利用外层空间资源的先进行列。

因在航天领域的突出贡献,1999年王希季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此外他还多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其他奖项,他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但在荣誉面前,王希季从来只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他曾十分动情地说:“中兴业,须人杰,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能够为抗战出力,能够为建设出力,能够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出力。作为一名专家,我不否认个人的天赋和勤奋,但如果中国不发展空间技术,如果党、国家和人民不交给我负责研制火箭和卫星型号,我怎么能起到这样重要的作用?如果不给我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王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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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季常年笔耕不辍,撰写《工程设计学》《航天器进入与返回技术》《空间技术》等著作10余部,《论空间资源》《建设中国空间基础设施》等论文40余篇,《发展中国载人航天的讨论》《空间太阳能电站技术发展和对策研究》等研究报告20余份。他坚持著书育人,曾真诚地说:“我愿为发展中国的空间事业、为培养一批优秀的航天器设计师而奉献一生。”

“王老的百岁人生,就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从精神上追寻、奋斗、拼搏的峥嵘岁月;就是一名航天人在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奋发图强、勇于登攀、无私奉献,铸就卓越功勋的真实写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院长林益明说。

2020年,中国航天出色完成了以嫦娥五号、天问一号、北斗三号为代表的多项重大航天任务;2021年上半年又取得天和空间站核心舱、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天问一号火星探测等任务的圆满成功……

当前,我国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取得新成就,圆满完成以空间站建设为代表的航天重大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王希季所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一批批航天人正全力以赴接过前辈传递的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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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希季的支持下,卫星总设计师林华宝决定首次试用“全姿态捕获”新技术,使卫星避免了出现因失去基准而不能返回的情况发生。

1994年7月18日,当全世界天文学家都瞩目于苏梅克东 列维彗星和木星相撞之际,我国第16颗返回式卫星由红白相间的降落伞牵引着,准确落到了预定回收地点,圆满完成任务,当天离王希季73岁生日还有8天。老话说73岁、84岁是老年人的“坎儿”,但为了卫星顺利完成任务,他忙起来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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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赵九章等发起了一个“上天、下海、入地”的科研倡议,其中“上天”就是要发射人造卫星。中科院将卫星研制任务定为 1958年的头号任务。至此,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科研工作者聚集在一起,王希季就是其中之一。此前从未接触过火箭研制工作的王希季深知,发射卫星是国家重大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必须有足够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国家的需要,就是科研人员努力的目标!

从此,王希季过起了“神秘人”的生活,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在从事什么工作。直到“”贴出来大字报,儿女们才知道父亲工作单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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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南京路上好八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影像,对我影响很大。”1999年,获颁“两弹一星”元勋奖章后,王希季回首往事时这样说道,“我出国以前的人生都在支离破碎的中国大地上度过,现在新中国终于成立了。”

“国家需要建设,所以我们回来了。”王希季果断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踏上回国的邮轮。正是在这次海上旅行之际,华罗庚写下《致全体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向海外留学生发出回国的号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回国之后,王希季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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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季这辈子从不言休,老骥伏枥,仍然为仰望星空奔忙,引领我国航天事业踏实向前发展。

他提出在返回式卫星上采用新型国产彩色胶片,开创我国卫星彩色拍照技术的先河;紧跟时代进步大力提倡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实行数字化;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力主不追逐世界发展航天飞机的潮流,根据国情只搞载人飞船,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上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正确发展之道……源源不断的新思想、新观点为我国空间技术战略作出重大贡献。

用王希季自己的话说,“希望我们中国发展航天不要走弯路,走比较直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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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0月20日,我国第17颗返回式卫星发射,王希季再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是一颗最新型号的返回式卫星,由他主持制定型号技术方案。这颗卫星上的搭载物多达17类,有用于心肌观察和病理反应实验的小乌龟,有从刚出生的幼鼠脑细胞中提取的神经元,有不同品种的植物和菌种,还有一面五星红旗和一面紫荆花旗,这是航天人为1997年香港回归而特别准备的一份厚礼。

王希季经历的多次不同任务的发射都告成功,被大家称为“福将”。发展航天技术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项工作、一个岗位、一份职业,更是关乎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值得去投入整个身心情感、倾注全部才能智慧为之奋斗终生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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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但在现代火箭的研制上,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西方的封锁和孤立之中,不可能得到外援,只能靠自力更生。

王希季率领着一支平均年龄21岁的年轻团队,开始了艰难创业。缺乏技术,他找来资料自己先学,再给年轻人讲课,自嘲为“现学现卖”;经费不足,将火箭发动机推进剂供应系统的试验设备安装在厕所隔出来的小天井里,把日本人遗弃的废碉堡改造成了试车台;用电动和手摇计算器进行计算弹道,算一条就要45天,计算纸摞得半人高。

3个月后,王希季和他的团队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虽然距离只有短短的8公里,却成为王希季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成功。“(火箭)总算上天了,虽然还没有到真正的天上去,但毕竟是飞起来了!”39年后,王希季重新回看“T-7M”发射的现场视频,眼神里依然抑制不住喜悦之情。

这枚完全由中国人研制的火箭,发射条件却是意想不到的简陋: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装置,是用一个7元的闹钟改装的;火箭点火装置是用手电筒的灯丝裹上硝化棉制成的;没有吊车,就用辘轳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加压;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

“T-7M”首次发射成功4个月后,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参观时激动地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篇17

1958年11月,王希季没想到的是,他突然被调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具体做什么工作,安排王希季的工作人员只是说“去了就知道了”。去了之后,他才知道是要干一件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大事——研制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来发射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我们深知这件事情对国家的分量,这要求我全身心投入,一心只为国家作贡献。”王希季说。

没有人做过运载火箭,他们就决定从探空火箭开始。在上海郊区新建的发射场中,王希季开始了艰苦的设计和研制工作。为了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们想出了许多“土办法”。

来不及新建实验室,就把厕所改装成测试室。没有吊车,就用类似于古老辘轳的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来不及建通信线路,就用手势或用人传递叫喊的方式进行试验场的联络……很多这样的“土办法”成为王希季解决技术问题的关键。

仅仅几个月时间,1960年2月19日,我国第一枚探空模型火箭T-7M一飞冲天。虽然这枚火箭只在天上飞了短短8公里,但王希季说,这是他航天事业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成功。

在这之后试验成功的18种探空火箭中,由王希季担任负责人的有12种,包括将小白鼠和小狗送上天的生物实验火箭和可回收的探空火箭。

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篇18

1985年至1990年间,王希季首次明确提出,“空间”这个人类的第四环境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发展航天技术就能够发现、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造福人类。想要完全自动化地充分开发、利用空间资源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需要人在空间场所参与,这为发展载人航天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9年,他还正式提出了航天技术体系的新概念,是对航天技术作为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的内涵更确切的认识,有利于推进我国航天技术的协调发展。这一概念描绘了我国空间基础设施的清晰蓝图,并提出了建设原则。

对于这些思想上的贡献,我国空气动力学家庄逢甘为2006年出版的《王希季文集》作序时写道:“读者一定能从王希季院士的创新思想中,引发各种新的思想概念和具体的工作途径,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航天事业发展道路努力创新。”

2010年,年近90岁的王希季仍然在思考,积极建言献策,发挥余热。他和闵桂荣等7位院士和10位研究员向国家提出发展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建议。“这个工程巨大,还有很多坎儿要一个一个地遵循客观规律地迈过去。”王希季对青年人寄予厚望,“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未来有赖于年轻一代的努力。”

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篇19

1965年,在“两弹”建设基本完成之后,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上海机电设计院承担卫星运载火箭总体任务,由上海迁至北京,正式改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

时代再次赋予王希季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任:主持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承担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型号设计工作。

这样的历史机遇对于王希季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曾经动情地说:“作为一个专家,我不否认个人的天赋和勤奋,但是,如果党、国家和人民不交给我这些任务,我怎么可能去研制?如果不给我这些环境和条件,又怎么会出现我这样一个人呢?”

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篇20

“长征一号”的研制则直接得益于探空火箭的技术积累。正当“长征一号”多项关键技术已突破、初样研制就快完成时,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王希季突然被调离,承担返回式遥感卫星研制任务。有媒体记者曾问他,当时有没有感到遗憾。他说:“不遗憾,我从来没考虑这个问题,很快把工作交给靠得住的负责人。”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点火升空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王希季没能在发射基地亲自指挥。当收音机里传出“东方红”乐曲声时,王希季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很长很长时间,没有人提到我为‘长征一号’做了什么工作。”获颁“两弹一星”元勋奖章时,王希季对“长征一号”的贡献重新被提及,这让他感到很欣慰。

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篇21

王希季是一个头脑清醒、求真务实的人。面对研制我国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的重任,他深知其关键在于要提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的技术方案。

王希季查阅了资料后,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以中程液体推进剂导弹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研制一个固体推进剂火箭作为第三级的运载火箭方案。这一方案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

时任七机部四院副院长的杨南生说:“至今我都非常钦佩和感激王希季!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上,敢于采用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固体火箭为第三级,需要有相当的魄力与勇气!”

1967年,“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初样阶段即将结束时,按照国防科工委要求,“长征一号”总体任务移交给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院)负责。王希季再次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两年后,“长征一号”成功地把“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篇22

移交“长征一号”工作后,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方案论证的工作落在王希季肩上。经过多次争论和讨论,最后提出了一个充分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能力、由返回舱和仪器舱两舱组成的采用弹道式返回方式的方案。

当时,这个方案在我国的技术和工业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并考虑到将来技术发展,是一个可行的、有公用平台思想的、可发展的方案。之后,王希季又负责卫星回收系统的攻关和研制工作。其中,用空投试验方法试验、检验和验证气动力减速器(一般称为降落伞)回收系统,是研制中必不可少的工作。

研制团队为此开展了无数次艰苦的试验。王希季把家里平时用的剪刀、针线、碎布头一股脑翻出来做成小小的降落伞,如痴如醉地“玩”起了降落伞,甚至趴到地板上仰头看降落伞飘然落下。然后,几天就跑一趟大西北试验基地进行试验。

两弹一星王希季个人生平事迹篇23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希季对“长征一号”的研制贡献很少为人所知。1999年,党和国家为“两弹一星”专家授勋时,王希季的故事才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

在攀登航天高峰的道路上,王希季的脚步从未停歇。1975年,他研制的我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欧洲人敬佩地说:“中国的航天技术有两件事了不起,一件是独立自主研制出氢氧发动机,另一件是独立自主研制出返回式卫星。”

这些成功背后,王希季付出了多少汗水,已经无法计算。仅返回式卫星的回收系统,他和团队就经过了58次空投试验,反复改进。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成功发射8颗返回式卫星,其中有6 颗是王希季负责研制的。由于他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和返回式卫星研制中的突出贡献,王希季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次一等奖。但他却认为,功劳应该归于那些不计个人得失、跟着他加班加点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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