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邓稼先功勋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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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邓稼先功勋事迹（精选篇1）

1924年6月25日，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邓家“铁砚山房”，一个男孩出生了。时年32岁的邓以蛰为儿子取名“稼先”——《说文》中说：“稼，禾之秀实为稼，茎节为禾。”邓以蛰希望儿子能够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地秀实和成熟，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出了书法家、篆刻家、美学家、哲学家的大家族，将有一位走上核弹研究之路，成为科学家。

邓稼先8个月大时，母亲带着他来到北京。就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父亲邓以蛰，学贯中西，视野开阔，要求邓稼先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要读外国名著，并亲自兼任儿子的英语老师。

邓以蛰对待孩子们的学习很严格，却并不用孔孟伦常的严规厉矩来束缚孩子们的心性。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曾经写道：“我们是小孩子的亲爱的父母，并不是他们的阎王。”

邓稼先5岁开始上小学，童年的他瘦弱但英俊。当时家里生活相当优裕，但母亲操持家务素以勤俭为本，这使得孩子们贴近贫苦市民的生活。

童年的邓稼先非常守规矩。一天晚上，天已经擦黑，仍不见邓稼先回来，母亲便叫大姐邓仲先到学校去看看。邓仲先到学校时，只看到邓稼先一个人规规矩矩地面对砖墙站着。原来，他和同学们玩耍时把学校窗户的玻璃打碎了，被老师罚站，其他孩子都偷偷跑了，只有他一个人坚持着，直到大姐付了玻璃赔款后才回家。

1936年，邓稼先考上北平崇德中学，在这里他认识了高两级的杨振宁。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与邓以蛰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经历大致相同，志趣相投，因而交情甚笃，常来常往。父辈的友情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邓稼先和杨振宁保持了整整50 年的友谊。

“两弹一星”邓稼先功勋事迹（精选篇2）

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在美留学期间还曾住同屋，用杨振宁的话说，“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杨振宁对邓稼先的评价是：“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

他的道路，就是要让贫穷落后的祖国强大起来。

1948年，邓稼先前往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临行前，好友袁永厚对他说：“新中国的诞生不会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天快亮了!”带着“天快亮了”的信念，邓稼先一反在国内求学时的潇洒做派，在美国学习异常刻苦。仅用了1年零11个月的时间，邓稼先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他才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在普渡大学期间，邓稼先没少接受杨振宁的资助。假期时，邓稼先还会到杨振宁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所找他。杨振宁是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而1945年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当时在该研究所担任所长。

直至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将邓稼先和奥本海默作对比。杨振宁跟奥本海默共事了17年，跟邓稼先是挚友，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他说：“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

“两弹一星”邓稼先功勋事迹（精选篇3）

1950年10月，邓稼先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国。一到北京，他就同老师王淦昌教授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加入共产党。同年和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发表《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开拓工作。

当时党中央____决定，依靠自己力量发展原子弹。1958年6月，____在军委会议上提出：“原子弹就是那么个东西。我们搞吧，搞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十年工夫完全可能。”于是，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启动。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立即同意，回家告诉妻子“我被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里，通信也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便“消失”。

1958年8月邓稼先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0月16日，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越来越多人到北京，投入这秘密工作。

“两弹一星”邓稼先功勋事迹（精选篇4）

在西南联大，思想进步的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同学介绍加入了“民青”(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也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爱国、进步、拥护共产党，是已经形成世界观和政见的邓稼先思想的基调。他依然刻苦读书，对科学知识孜孜以求，但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为国家富强而读书，学习科学是为了将来为国家强大做贡献。

他已经将实现科技强国的夙愿与国家现实联系在一起，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这个学习成绩优秀，政治上积极进步，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成长起来的青年，高唱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走上科学之路。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让21岁的邓稼先第一次感受到了扬眉吐气的心境。当月大学毕业的他，在凯歌声中找到了为国家重建、社会振兴服务的第一份工作。这年9月，他走上了昆明文正中学的讲台，教授数学。邓稼先教数学时表现出的才能，很快在昆明市各中学里传开了。培文中学调他去当数学老师。

1946年1月，22岁的邓稼先又到昆明培文中学任数学教员。当时的中国急需发展被战争延误了的教育和科学事业，自然需要大批人才，邓稼先虽然远在昆明，但很快就被在北平复办的北京大学纳入视线。这年6月，邓稼先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算起来，他先后在昆明两所中学当教师的时间都不算长，但这段经历却使他积累了教学经验，为他后来为新中国培育科学人才打下了基础。

“两弹一星”邓稼先功勋事迹（精选篇5）

在许鹿希的记忆中，自从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邓稼先几乎没有休过探亲假。从1958年他被调去搞原子弹，到1986年他去世，前后28年间他们聚少离多。后来在邓稼先逝世以后，许鹿希才了解到，邓稼先被调去搞核武器研究的时候，核武器研究院这一带满眼还是一片高粱，他们就是在这一片高粱地里开始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最初我国建立的核武器研究基地是邓稼先领着他挑选来的大学生们，砍高粱、平地、砌墙，在北京郊外建起的。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邓稼先走马上任的时候，手下只有2个人，后来又陆续补充了20多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刚分来的大学生虽然住的地方没有暖气，又特别潮湿，没有休息日，整天看书、做研究，但是，那些年轻人仍然很兴奋，他们认为，一出学校门，国家就让他们搞原子弹，是多么信任他们。特别是在建造接收原子弹教学模型的房子时，这些年轻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工地上，醒目地写着一幅大标语：“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那个时候，邓稼先带着这批年轻人劳动。邓稼先经常拿着饭碗过来，把菜放在地上，跟年轻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食堂为了改善伙食，养了几只鸡，结果小鸡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他一回头，说菜没有了，年轻人就拨一点给他吃。

那里只有一个小棚子，只能容纳炊事员在里面炒点菜，烧点饭，干活的人都在外面吃饭。不久，研制基地就迁到了青海的金银滩和新疆罗布泊。1959年3、4月间，核基地部队进入新疆。在沙漠深处，为了尽快找到场地，勘探大队和水文地质队在搞点测绘。他们注意到，孔雀河至北山60多公里，东西长100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是冲击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筑路，就地取材很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