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事迹感悟500字

钱伟长事迹感悟500字篇1

1925年，先后在无锡荣巷公益学校、无锡县立初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苏州大学前身)读书。

1928年，父亲病逝后，在苏州上学读高中，学习数理化和西洋史。

1930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高考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

1931年，获得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物理5分，化学和数学一共考了20分，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物，转学物理系。在校期间，和同学顾汉章测定北京地区大气电参数。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获高梦旦奖学金，随导师吴有训做光谱分析，并在黄子卿指导下研究溶液理论。同年12月，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9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并与孔祥瑛结婚。

1940年1月，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改派至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跟随导师辛吉研究板壳理论，用50天完成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60岁祝寿文集内。

1941年，提出了“板壳内禀理论”。

1941至1942年，研究雷达波导管内的电抗、和A.温斯坦(weinstein)合作研究固支受拉方板的振动，1942年获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博士学位。

1942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总工程师，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从事博士后科学研究。研究火箭弹道、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气象火箭、人造卫星轨道、气阻损失、降落伞运动、火箭飞行的稳定性、变扭率的扭转、超音速对称锥流等问题。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被国际上公认该领域的奠基人。

1946至1957年，研究圆薄板大挠度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润滑理论、压延加工、连续梁、扭转问题、建筑史、扁壳跳跃和方板大挠度。

1946至1948年，参加了反美扶日、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援面粉等进步运动。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

1950年，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委、组织部部长。

1951年，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并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

1952年，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缅甸、印度。

1954年，提出了“圆薄板大挠度理论”(1956年获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54年至1958年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制定规划了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同年当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

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任副理事长。当年1月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反对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在清华大学内引发三个月的大讨论，当年6月最终因为建议理工合校及参加民盟会议等原因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万能科学家，停止一切工作。

1958年1月15日，钱伟长在清华大学被正式宣布为“右派分子”，并定为极右分子(这是最严重的等级)，除保留教授职务外，其余职务全部撤消，接受批判。后因毛泽东一句“钱伟长还可以当教授嘛”，使他免去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厄运，但是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后下放至农村，但其间他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1957至1976年，从事飞机颤振、潜艇龙骨设计、化工管板设计、氧气顶吹的转炉炉盖设计、大型电机零件设计、高能电池、三角级数求和，以及变分原理中拉格朗日乘子法的研究。

1964年，他曾独立推得广义变分理论，投递给《力学学报》，但因当时他的身份问题而不予发表。

1968年至1971年，他在下放首都特钢厂“劳动改造”期间，担任炼钢车间的炉前工，帮助工厂设计制造了800吨水压机和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

1972年，钱伟长由周恩来亲自点名，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

1977至1990年，从事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中文信息处理、薄极大挠度、管板、断裂力学、加筋壳、穿甲力学、三角级数求和等方面的研究。

1979年，中央撤销把钱伟长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

1980年，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当年5月，在重庆交通学院(现重庆交通大学)创办《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

1981年，被任命为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

1982年，“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1979年完成)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82年，在中央组织部关于同意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1983年1月19日，钱伟长到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83年至2003年，历任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年，他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简称“钱码”。同年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所长。

1986年，在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在34种方案中，“钱码”被评为A类方案。“钱码”获得198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1987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银牌奖。

1988年，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1991年6月，钱伟长被聘为暨南大学名誉校长。1994年1月25日接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职务。

1994年5月17日，经上海市政府任命，钱伟长继任为上海大学校长。

1997年，被聘为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

2001年11月，受聘为江南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2006年，获多伦多大学杰出校友奖。

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遗体于2010年8月7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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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中国大学里第一个

钱伟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41年提出“板壳内禀理论”，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54年提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获1956年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79年完成的“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4年设计提出的“钱码”，获得198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1987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银牌奖。曾被授予波兰科学院院士，加拿大拉尔逊多科大学荣誉教授。1986年被选为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1988年获澳门东亚大学荣誉博士称号。1997年9月23日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共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包括《应用数学与力学论文集》等共约300余万字;还担任5种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和一些国内学术刊物的顾问。曾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著有《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穿甲力学》，合著有《弹性力学》。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这件事被转到著名科学家冯·卡门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钱伟长正在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他仔细研究过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中国科学家钱伟长。

作为一名教育家，钱伟长提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突出贡献。他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的办学理念;坚持“三制”(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提倡和谐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

在1949年至1956年的短短几年间，钱伟长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十二年科技规划”。

1990年后，钱伟长还担任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校董会董事长，漳州大学、沙洲工学院的名誉校长，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侨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还任美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荷兰《分析和设计工作中的有限元》，英国《薄壁构件》等杂志编委;乌克兰《应用力学》等杂志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编审委员会委员;《辞海》副主编;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主编;科学出版社《应用数学和力学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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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新婚刚刚三周的钱伟长考取了由中英庚款会组织的第七届留英公费生。那年9月2日，途经香港赴英时，他搭乘的去英国的客轮被扣作军用，第一次留学夭折了。那年12月底，中英庚款会第二次通知钱伟长等在上海通过海运转去加拿大留学。因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和许多英国知名教授，都逃到加拿大去了。上船后，钱伟长等人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他和大伙认为不能接受侵略者国家的签证，宁可不留学也要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他和很多人一起把护照扔在黄浦江里，携行李下船登陆，第二次留学也就此夭折。

1940年8月，钱伟长一行人第三次接到通知，他们再度乘船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钱伟长对特意前来送行的四叔钱穆说：“我此次西行，绝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家庭，而是走向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

在多伦多大学，由于在板壳统一内禀理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钱伟长得到了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赏识。

1942年，钱伟长被冯·卡门召到身边，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美国国家喷射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冯·卡门的指导下，他与当时已是冯·卡门助手的钱学森合作，共同完成了美国第一枚导弹的设计工作。

身在异国他乡，但钱伟长谨记周培源老师的话：“儿不嫌母丑，子不弃家贫。”他是炎黄子孙，他时刻准备用所学报效祖国。

在得知国内抗战胜利的消息后，钱伟长向导师冯·卡门提出回国请求。

由于他在美国从事的是火箭、导弹技术研究，美国有关方面劝他留下，而且他的恩师冯·卡门始终不肯答应。无奈，钱伟长便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见面的6岁儿子为由，申请回国探亲。1946年8月6日，这位一心报国的动力学家只随身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书籍，一路辗转，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清华园。

并不平坦的报国路没能阻挡炽热的报国情

回国后，为了培养更多科学救国的人才，他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承担审稿工作。 这一时期，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上都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除此之外，钱伟长还开创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

但是，他的科学报国路并不平坦。1957年1月31日，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提出了与苏联教育思想相悖的不合潮流的见解，他被划为“右派”，并被撤销了教职。

钱伟长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但是，这并未能阻止他对教学与科研的追求。他把工作转入“地下”。一些懂行的专家请他开设各类讲习班，诸如为北京地区冶金学界讲授“晶体弹性力学”、为航空学界讲授“空气弹性力学”、为力学界讲授“颤振理论”……他的这些系统讲座为应用数学和力学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

1968年，钱伟长被下放工厂做炉前工。他没有抱怨，而是和工人们一起，自己建造了 热处理车间。 他发明了一种杠杆设备，可以让工人轻易地拿起52公斤重的铁棒。他还和工人们一起设计制造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之后，钱伟长接到周恩来总理特派的任务——研究坦克电池。可是，钱伟长只有学生时的化学基础，他并不懂电池。为了研究坦克用的高性能电池，以解决我国坦克“走着走着就停了”的问题，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市所有跟电池有关的单位。查了三百万字的资料，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研制出了比美国通用公司产品性能更高的电池。

钱伟长身处困境却研究不辍，他追求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科学，献给了祖国的强盛与发展。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这是2010年钱伟长当选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组委会给予他的评价，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为“三钱”之一的学界巨星，钱伟长提出的“浅壳大扰度方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钱伟长方程”;在圆薄板大扰度问题上，他提出的以中心扰度为小参数的摄动法，在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法”。这些科研成果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用赤子般的爱国情怀，实现了科学救国的伟大抱负。

他是我们抬头仰望着的星空中的璀璨星斗。他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信念，自强不息、安贫乐道的气节，探索真理、勇攀高峰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民族不断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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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夏天，钱伟长高中毕业，他再次面临失学的境地。然而，机遇似乎很眷顾他这个有准备的年轻人。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那年决定设立“清寒奖学金”，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钱伟长抓住了这个不可多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一个月内在上海分别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和厦门大学五所大学的入学选拔考试。原本是打算多争取被录取的机会，结果，钱伟长居然都考中了。在时任北大教授的四叔钱穆的指导下，他选择了清华大学。

那年9月10日，钱伟长走进了清华园。历史系的陈寅恪、中文系的朱自清和闻一多都喜欢上了这个文史知识积累都不错的“才子”，最后他选择了中文系。

刚刚入学，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中国的东北大地。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钱伟长和班上的同学一起走进了圆明园，实地感受了一段中华民族曾经的被侵略的屈辱史。曾有“东方凡尔赛宫”之称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已是满目疮痍。看到那些，钱伟长震惊了、愤怒了，决定弃文学理，他要研制飞机、大炮，要科学救国。

从圆明园回来的第二天，他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要攻读物理系。吴有训教授查看了他入学考试成绩后，对他说：“你的数理化总共得分25分，中文考这么好。你还是读中文系吧!”

“我读物理是为了将来为祖国造坦克，造大炮，是为了救国。”钱伟长说。

“学文也同样可以救国呀!”吴有训反驳说。

钱伟长并不接受吴教授的逻辑，他就是要读物理，而且他有他的招。从被拒绝的那天起，吴有训走到哪里，钱伟长就跟到哪里。没办法，吴有训教授有条件地让了步：“你先试读一年，在这一年中，化学、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每门都要能考70分，才收你。若有一门考不到，就转回文学院。”

这个条件虽然很苛刻，但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对于有“追求”的钱伟长来说。从此，这个身高只有1.49米的小伙子拼了命，开始恶补数理化。在同学们那里，对他的印象就是，天天躲在一个小角落里，不停地在草稿纸上演算。

那段时间，他一天最多睡5个小时。早晨5、6点起床到科学馆去读书，晚上学校10点熄灯后，他就躲在厕所的角落里看书，直到凌晨才悄悄返回宿舍。

一年后，钱伟长成功地越过了吴教授给他设定的门槛--通过了物理系的考试。和他一起转进物理系的有五个人，他是唯一一个留下的人。四年后，他更是成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出色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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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几十年过去了,钱伟长教授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同时并进,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学工作者.钱伟长在谈及高校教学改革时说,教师把学生教"懂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典型的"填鸭式"教学.教学生思考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这种教"不懂"才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

钱伟长教授在科研中也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他擅长应用数学、力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等.现已出版有《圆薄板大扰度问题》、《弹性力学》、《变元法和有限元》、《穿甲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应用数学》等学术专著2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200余篇.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上都有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主要学术贡献是板壳非线性内禀统一理论,板壳大扰度问题的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钱码)等.他早期提出的"浅壳大扰度方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钱伟长方程";在圆薄板大扰度问题上,他提出的以中心扰度为小参数的摄动法,在国际上称"钱伟长法".有关圆薄板大扰度问题的工作,在1955年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国家　　科学奖二等奖,广义变分原理方面的工作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此外还有多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北京市、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最近,钱伟长教授关于非克希霍夫-拉夫假设板壳理论的工作,是对固体力学基础理论的新贡献.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钱伟长长期从事高等教育领导工作,为培养我国科学技术人员作出重要贡献.自1946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1954年起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的创始人.1956年起被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1983年起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1984年创建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任所长.1985-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积极推动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为了表彰钱伟长教授的杰出贡献,日前,由雕塑家、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教授创作的钱伟长塑像赠送仪式在南京大学举行.塑像高0.5米,为青铜所铸,尽显钱先生从容豁达、睿智的长者风范.

钱伟长教授虽已88岁高龄,仍战斗在繁重的教科研和领导岗位上,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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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选择了回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他渴望回国效力。他如是描述当时心里的矛盾：“我爱国吗?干吗有本事为外国人服务呢?”

他多次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的要求。但冯·卡门始终不点头。钱伟长最后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见过面的六岁孩子为由，要求回国探亲。1946年5月6日，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必要的书籍，从洛杉矶乘船回国。当时他34岁。

1946年8月，钱伟长来到清华大学，眼前的景象让他吃惊。母校已经四壁皆空，门窗全无，到处都是如山的垃圾。抗战胜利后，在复校的师生到来之前，国民政府委派官员在此接管了三个月。

“他们把门窗弄下来，拿到市井去卖。”钱伟长说：“接收大员把学生床和图书馆的书都拿去卖了。”

钱伟长只得自己掏钱，把图书买回来。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等领域研究，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

1949年，钱伟长导出了润滑问题的高阶雷诺型方程，并进一步建立相应的变分表达式，从而使计算工作量大为减少。他的成果可用于计算润滑轴承问题，计算结果正确可靠。这是润滑流体动力学一篇经典之作。

1949年3月，从内战中恢复的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叶企孙任主任，钱伟长为副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

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

“三钱”的称号，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花大量精力，参与周总理领导的制定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

当时钱伟长等人经过讨论，提出了6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后四项成为了国家“四大紧急措施”。规划研讨会上，钱伟长的意见，总能得到钱三强、钱学森两人的支持。周总理把他们称为“三钱”。

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性方程。“钱伟长法”被力学界公认为是最经典、最接近实际而又最简单的解法。在第二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奖。1956年他还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

凭借着开创性的学术贡献，钱伟长，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