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的著名事迹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钱伟长的著名事迹5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钱伟长的著名事迹篇1
2010年7月30日，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与世长辞。
当晚，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一片哀婉，数百名师生自发来到广场，点燃烛光、手持鲜花，举行哀悼仪式，众人潸然泪下。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道路两旁的树木间拉起了黄丝带，绵延几十米，一旁还拉出了悼念横幅——“钱校长一路走好，来世还做您的学生”。
2010年8月7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里人潮涌动，数千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各界人士和市民在这里与这位“中国力学之父”挥泪作别。
随着这位老人的驾鹤西去，中国科学界的巨星“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相继陨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绝响。
在央视2010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一段52字的颁奖辞概括了钱伟长跌宕起伏、艰难曲折，而又无比崇高和伟岸的人生道路。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
寒门学子的艰难求学路
1913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镇七房桥村的一个贫民家庭中。鸿声镇位于无锡县的东部，距离无锡县城大约40公里，鸿声一名源自清末富商钱鸿声。从家谱上循脉，钱伟长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吴越国王钱镠，但此时家境已经没落。
钱伟长的祖父钱承沛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谋生，在村中颇受人们尊重，他牢记“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先后送两个儿子钱挚、钱穆去读私塾。可惜的是钱承沛在39岁的盛年，因为贫病交迫而去世。钱挚和钱穆不得不考入师范学堂，以求早些谋生贴补家用。，当时军阀混战，虽然父亲和叔父有薪水，但十分微薄，依然难以维持家计。
钱伟长的母亲王秀珍和善而勤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钱伟长从小就争着帮助祖母、母亲和婶母采桑养蚕、挑花刺绣、拾田螺、捞螺蛳、捉田鸡、挑金花菜、马兰头、荠菜等田岸边上的各种野菜，还要做放鸭子，摸小鱼小虾，湖边挑灯捉蟹，泥中拾蚌等各种能贴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生活贫困，农村中卫生条件又很差，钱伟长的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相继夭折，他也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伤寒等各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钱伟长终究还是活了下来，但疾病留给他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
但是生活依然艰辛无比，在钱伟长5、6岁时，一场大火吞噬了老宅，全家人不能不到附近的荡口镇上租房生活，钱伟长的课业也无法持续，在六年中，他辗转了附近的五所小学，读书的全部时间加起来，仅仅只有2-3年。
虽然学业断断续续，但是钱家毕竟是世代诗书之家，祖辈和父辈都是饱学之士，四叔钱穆后来更是通过自学成为一位国学大师。在这样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钱伟长从小就熟读《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国学著作。父亲更是让他两天写一篇作文，由他的八叔负责批改，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基础。
1924年是钱伟长人生的转折点，祖母和母亲希望小学毕业的长子去做学徒，以后可以捧一些诸如邮局职工、铁路职工的铁饭碗，可以补贴家用。但是家学渊源深厚的父亲和叔父却不同意钱伟长就此结束学业，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未来还是寄予了厚望。
随着父亲调任无锡荣家主办的荣巷工商中学教务主任，钱伟长也获得了中学学习的机会，但是他天生不喜欢商业，却对国学情有独钟。父亲把他送到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主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学习。1926年，父亲转任无锡县立初中教务主任，钱伟长又来到这所初中求学，但是不久因为学校停办而辍学。此时的家庭之间的争论又开始了。已经成为江苏省苏州中学主任教师的叔父钱穆鼓励侄子报考苏州中学。
江苏省苏州中学是一所有千年办学渊源、百年办学历史的中国江南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名相范仲淹在此创建苏州府学,聘请有声望的教育家胡瑗等名师掌教。在此执教的名师有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史学家吕思勉、文学家吴梅、语言学家吕叔湘、美术家颜文樑、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等，也包括钱伟长的叔父国学家钱穆。钱伟长的运气不错，他是以“压分”的成绩勉强进入苏州中学的，在录取榜上排名最后一名。
当时的苏州中学是苏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名校，那里不仅群英荟萃、名流云集，而且思想活跃。师生们都坚信，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拯救中国。而钱伟长也依稀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1928年，钱伟长的父亲钱挚英年早逝。在苏州中学临别时，父亲最后的叮咛一直铭记在钱伟长的心中，“苏州、无锡一带出过不少文人名士。人说这里人杰地灵，这不过是欺人之谈。其实哪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辛苦攻读的结果呢?“
因为家境贫寒，当时钱伟长靠的是他四叔钱穆的接济，同时也向乡里的“钱氏义庄”中领救济。他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因为基础差，钱伟长在理科方面非常吃力。2007年11月23日，一篇题为“钱伟长：在苏州中学求学的日子”署名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发，在文中钱伟长回忆说，“我那时很用功,但数学、物理、化学等还是由于小学、初中基础差而很困难。我最怕的是分数和小代数、平面几何等。高中要学三角、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对我都非常困难。”他在高中阶段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国学。
数学老师严晓帆是带领钱伟长走向科学殿堂的恩师，基础薄弱的钱伟长经常在学生宿舍熄灯后来到严先生宿舍进行半夜攻读，先生孜孜不倦地鼓励和引导，学生发奋苦读，日积月累，钱伟长终于在理科中能跟上学校的大部队了。
为了科学救国，他弃文从理
1931年，钱伟长又一次站在了抉择的十字路口，虽然家境艰难，他依然希望能够继续学业，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去注视这个世界。
北京大学任教的叔父钱穆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此时的上海滩有位实业家吴蕴初，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化学工业上，是民国时期中国的“味精大王”。吴蕴初出身清寒，对没钱而想读书者的迫切心情有切身感受。1931年，吴蕴初出资5万元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教育基金会。
高中毕业的钱伟长来到上海，在一个月之中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入学考试，凭借他雄厚的文科基础，以及还算过得去的理科成绩，他被五所大学录取，也十分幸运地争取到了“清寒奖学金”。他最后的选择是北上求学，进入国立清华大学深造。
录取钱伟长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他的文科成绩独树一帜，中文和历史双科均是满分，但三门理科的成绩不佳，总分才25分。
此时，国家的前途让钱伟长改变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入学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此时的钱伟长心潮澎湃。五四运动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想在青年一代中深入人心，科学救国的理想在钱伟长心中升腾着。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转入物理系学习。他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真诚地诉说着自己的理想，“目前我们祖国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所以我要学物理。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这一点请先生放心。
”
叶企荪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18年，叶企孙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师从实验物理大师布里奇曼，这位大师在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师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主任康普顿教授，这位康普顿教授在1942年12月与恩利克·费米等人协作建立起了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芝加哥一号堆”。吴有训的贡献是回国后开创X射线散射光谱等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X射线的普遍理论。除了钱伟长外，他的学生还有钱三强、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
一个文科生要转成理科生，谈何容易?
叶企孙看着这位文科优等生有些犹豫，吴有训当时提出，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及格，就允许他转系。但是一开始效果并不好，一连7个星期，钱伟长的课堂测验都不合格。吴有训亲自传授了一些物理学的学习方法。钱伟长也是起早贪黑学习，全力以赴。在他晚年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是这样表述的：“那时候跟我一样拼命的有华罗庚。我是很用功的，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可是华罗庚已经背完了。”
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超过了80分，转系的梦想成功了!
在此后的岁月中，钱伟长起早贪黑地学习，四年之中，通过课堂学习和自主学习，他学到了需要八年完成的课程内容，满足了化学系、物理系都能毕业的要求，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更重要的是在清华名师们的指点下，他学会了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清华学生共有5个，但是最终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
靠教书筹路费奔赴西南联大
当年的物理系本科生就业选择面很窄，钱伟长也不想谋个官职或者从商，为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毕业后钱伟长选择了攻读硕士学位，1935年，成为了清华物理系吴有训教授的研究生。
经济困难的钱伟长当时幸运地申请到了已故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用遗产设立的“高梦旦奖学金”，钱伟长跟着吴先生进行 X-线衍射，原子光谱学等研究，研究生阶段，他与同学顾汉章一起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物理学论文《北平大气电量的测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钱伟长宣读了这篇论文，这是中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钱伟长科学研究的起步，之后他又完成了有关电离钙、钾和单游离硒的光谱研究的三篇论文。
在研究生阶段，钱伟长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在学生运动中，他和清华国学系的孔祥瑛相识相恋。孔祥瑛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她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大量北京的高校纷纷往西南迁移。因为家境贫寒，钱伟长无法和其他师生同行。为了继续追求自己的学术理念，筹措到足够的路费，他来到在天津的耀华中学教授了一年的物理课，当时他培养出了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院士等一批杰出人才，这也是他未来成为教育家的预兆。
1938年，钱伟长开始了南下，他要前往西南联大，与清华的师生们一起战斗，保留中国科学事业的火种。
这次的长途跋涉也改变了钱伟长的科研走向，当时的中国大地被日寇的敌机狂轰乱炸，大量难民流离失所，钱伟长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心如刀割，痛苦万分。他认为中国必须要有人做航空科学研究，有自己先进的武器，这样就不会被人随意欺凌。随后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了航空工程方面，他要从事力学研究，这是航空工程最基础的物理学领域。
来到西南联大后，钱伟长在教书的同时，开始钻研弹性理论。
1939年，中英庚款第七届公费留学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在上海、昆明、重庆三地招考，总招生名额仅仅二十名，但是报考者超过三千人。钱伟长报考的是力学专业。其中力学专业原拟录取弹性力学、流体力学各一名，共两人。由于前三名考生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的考试分数相同，原清华、北大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饶毓泰决定破例同时录取，于是这届庚款留学生共达二十一人。1939年9月2日，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借到一本《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不同形状的板壳有不同的方程。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
四十多年后，钱伟长将自己当时的研究设想和研究目标告诉了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
首先是板、壳的分析处理“各自为政”，各种形状的板壳(如柱壳、锥壳、球壳、环壳等等)又“各搞一套”，各有各的描述方法;
其次是各种处理方法花样繁多，众说纷纭，十分混乱，没有一种系统的简化与近似方法;另外，多数处理方法基于一些先验性假设，如克契霍夫-勒夫假设，理论上不够严谨。
因此，钱伟长就想，为什么不能另辟蹊径，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呢?于是，经过刻苦钻研，新理论的雏形悄然诞生。他采用微观视角，以微元体为出发点，引进三维应力-应变关系，得到用应变分量表示的平衡方程和协调方程;同时首次以张量分析和黎曼几何为工具，得到了用板壳中面的拉伸变形张量和曲率变形张量的六个分量表示的全部方程，建立了弹性薄板薄壳的内禀统一理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确理论，避免了一些纯经验的假设;而且经过条分缕析，归纳岀各种板壳类型，建立了相应的方程，有希望把过去的各种类型的方程悉数“收入囊中”。
1940年8月，21位留学生搭乘“俄国皇后”号抵达加拿大，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人前往到多伦多大学深造。钱伟长师从应用数学系主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辛吉教授。辛吉教授是爱尔兰人，也是著名的应用数学家和英国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应用数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等领域颇有建树。1939年，二战爆发，他在德军空袭伦敦时被疏散到加拿大，之后在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并把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精神带到了多伦多大学。仅仅入学半年，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人就拿到了硕士学位，成为了多伦多大学的一段佳话。
在大洋彼岸成为“中国骄傲”
说来也巧，钱伟长和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就十分投缘，因为他和辛吉教授都在研究“板壳内禀理论”的统一性问题。只不过辛格教授的研究偏向宏观，他的研究更加微观。
板壳内禀理论是力学领域的一大难题，但是很有实用价值。在航空航海工程、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和各项工程设施中，到处可见到平板和壳体，例如，方板、圆板、三角形板、环形 7 板、球形壳、柱形壳、锥形壳、环形壳、波纹形壳等等，实践中，必须了解它们承受各种载荷时的平衡和运动状况。多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板壳，各学派学者用不同的方程式来描述，钱伟长和辛格都认为它们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有必要加以统一。
1941年5月11日是现代航空大师、美籍匈牙利人冯• 卡门(T. von Kármán)教授六十岁寿辰。美国科学界在前一年就决定为他出祝寿文集。
冯• 卡门是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他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他所在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实验室后来也成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喷气实验室。
在第一次相见时，辛吉教授就提议把自己的宏观理论和钱伟长的微观理论合在一起，写出一篇论文，投交给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用以祝贺冯• 卡门教授的寿辰。钱伟长经过50天的日夜苦战，就拿出了论文初稿。此后，辛吉教授与钱伟长进行了反复讨论、修改，论文《弹性板壳内禀理论》终于诞生，发表在冯·卡门教授六十诞辰纪念文集中，该祝寿论文集于1941年夏季刊发，文集有二十几位作者，除了钱伟长是未到而立之年的年青学者以外，纪念文集上的作者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术权威，其中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数学家冯·诺依曼、柯朗，力学家铁木辛柯、冯·米赛斯、莱斯纳等人。
当年，爱因斯坦看了钱伟长的论文后由衷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也使得钱伟长奠定了他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
为什么钱伟长的文章会得到爱因斯坦的认可呢?对于这段迷雾，戴世强教授的解释是这样的，钱伟长的博士论文的名称叫做“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内禀就是内在统一理论，他用曲面几何做工具，建立了中面坐标系，来研究板壳的微观距离，建立了一个内在统一理论。而研究曲面上几何问题需要用到黎曼几何，钱伟长充分利用了黎曼几何进行了张量分析。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时，所用的工具也是黎曼几何，因为用了相同的数学工具，所以他肯定会比较关注钱伟长的论文。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因斯坦对于黎曼几何的掌握能力还略逊于钱伟长，因此爱因斯坦会对钱伟长用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去解释板壳理论的能力非常钦佩，所以才会感叹表示“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无论如何，28岁的钱伟长此时成为世界科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获得硕士学位后，郭永怀、林家翘赴美深造，钱伟长继续从师辛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42年，他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学科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于1944年发表上美国《应用数学季刊》的一、二卷上，后来也成了板壳理论中的经典文献。文中提出的关于扁壳(即跨度远小于曲率半径的壳体)的非线性方程组之后在国际上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77年在美国出版的《板壳渐近解》一书中，将钱伟长当年的工作认定是“划时代的工作”。
在科学领域成绩斐然
取得博士学位后，经过辛吉教授的推荐，钱伟长来到了冯·卡门教授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那里他还获得了教职，1942年到1946年期间,钱伟长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总工程师。
在冯 ·卡门的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有关水轮机曲线导叶的实际离角计算和变扭的扭转问题的研究，还参与了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钱伟长撰写的《变扭率的扭转》一文，曾使冯·卡门赞叹不已，称誉这是一篇经典式的论文，后来此文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在美国《航空科学月刊》上，冯 ·卡门曾说这篇论文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当时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当时正在加紧研究火箭、导弹，精确地计算火箭导弹的弹道成了当务之急，钱伟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经常到喷气推进研究所在地墨西哥州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试验，对各种型号的导弹(特别是下士式导弹)的弹道及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细致分析，写出了许多保密的内部报告，并提出了有关火箭、导弹落点的理论。
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地区上演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行动：海面上，600多艘军舰大炮齐鸣;在空中，数千架轰炸机怒吼天际。盟军史无前例地以288万兵力、参战飞机13700架(其中轰炸机5800架、战斗机4900架)、海军舰艇9000艘之多投入这次登陆战役，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扑诺曼底的德军防地，乌云和硝烟顿时笼罩了海滩。
钱伟长与林家翘根据情报资料，研究了德国V-1与V-2导弹的最大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了。他们认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制造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他们建议对英国伦敦城内主要标志性建筑物用色彩进行巧妙伪装，将伦敦城的著名建筑诸如伦敦塔、白金汉宫、圣保罗教堂、不列颠博物馆、伦敦桥、天文台与道路都涂上草绿、灰暗的保护色，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同时，在伦敦东郊区像玩魔术般的让其神奇地呈现一座灯火时明时暗、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的假伦敦城，让德国人造成一种错觉。
丘吉尔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德军中计，23000多发导弹乖乖地听命于钱伟长设计的弹道射程，全部飞到伦敦东郊区，假伦敦城被导弹摧毁得寸草不留，而伦敦城安然无恙。
后来，钱伟长又参加了美国人造卫星的规划和研制工作。他通过反复研究和计算，首次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以及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等，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
1945年8月，中国抗战取得了胜利，在美国科学界发展如日中天的钱伟长坐不住了，他归心似箭，期望能尽快回国，为新中国的发展尽一份赤子之心。但是钱伟长参与了很多美国政府的绝密研究，美国政府怎么可能轻易放他这样的科学人才回到中国，钱伟长对此十分清楚，他开始默默为回国做准备。
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建设
1946年春，钱伟长以回国探亲的理由向冯·卡门告假回国，他已经离别妻儿六个年头，在拒绝多次后，冯·卡门最终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因为欧美人同样十分注重家庭之爱，他同意让这位中国助手回国一次。为了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钱伟长仅仅带上了简单的行李和必要的研究书籍，就匆忙登上自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远洋轮，他要用自己多年所学建设久经战火洗礼的中国。
回国的钱伟长担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6年9月，钱伟长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清华大学，也见到了久别的妻儿。当时的清华园在战争时期被日本人改成伤兵医院，遭到了严重破坏，钱伟长积极参与到复校工作中去。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不想建设新中国，而是忙着发动内战。现实无情粉碎了钱伟长的梦想，当时的物价飞涨，国际知名的火箭专家不仅报国无门，甚至连吃饭都是问题。美国方面获知他的现状后提出，希望他回去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同时允许他全家迁居美国。作为这个优惠待遇的附加条件是：让他在一张申请书上签字允诺，保证在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永远忠于美国。
钱伟长没有动摇科技报国的理想和信念，他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好意”，坚持在清贫的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科学梦想。
圆薄板大挠度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问题，其非线性方程由冯·卡门在910年提出，但长期没有找到好的求解方法。1934年，韦(Way)提出了幂级数解法，但是，收敛太慢。冯·卡门在1940年提出这个问题还需要一种工程师能够运用的解法。1947年，钱伟长找到了解决的好方法。他发表的《均匀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大挠度变形》一文，提出以中心挠度为小参数的摄动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应用力学季刊》称为“钱伟长方法”，一直沿用至今。1948年，他又发表了著名论文《均布载荷下固定圆薄板在特大挠度下的渐近特性》，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渐近方法，后来在奇异摄动理论中被称为合成展开法，成了合成展开法的“开山鼻祖”。
在困难中坚守的钱伟长终于迎来了曙光，1948年末，解放军来到了北平城下，他的岳父老同盟会员孔繁霨先生受华东军区委托，北上参加动员傅作义先生起义的工作。
面对充满希望的新中国，钱伟长激动万分，他和航空系青年教师董寿莘辗转了来到了解放军进城工作组驻地良乡，与荣高棠、钱俊瑞、叶剑英、陶铸几位同志激动地讲述起北平城内，以及清华园内的情况。
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叶企孙任主任，钱伟长成为了副教务长，他还幸运地参加了开国大典。建国后，钱伟长又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和技术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担任《力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杂志的编委。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是新中国建国伊始，国内有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出于对祖国新生的欣喜和对青少年成长的关爱，纷纷执笔撰写了一批科普性通俗读物，钱伟长也是其中一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热情洋溢地撰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的科普通俗读物。在这本书的“绪言”和“编后记”中，钱伟长热情颂扬了新中国对科学技术和专家们的重视，解放了生产力，期待着科学技术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但他也同时指出，对祖国的历史遗产应抱有科学态度，如许多古代的传说、后人的牵强附会、外行表面的、甚至渲染过分的描写，均不足为据，对他们的真实性和科学价值，应该运用考古学上的材料来加以分辨等等。全书洋溢着一位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充满了严谨的科学精神。
这本书的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50年钱伟长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后，随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病员，在东北各地历经十几个城市，深感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对于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枷锁。新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但要赶上他们，超越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祖先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创造发明，中华民族同样也是优秀民族，有着光荣的创造发明的遗产，只要我们有自信，能团结，我们是能富强起来的。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钱伟长在慰问期间就开始执笔起草写作有关我国古代科技发明事迹的文章，用以激励青年坚定创建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1951年1月后，他一连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中国科学发明史实的文章，如《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等，1953年又编著了《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
为了培养新中国的科学大军，钱伟长先后为清华师生和京郊高等院校的教师开设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应用数学等课程，后来又从全国高校中选拔优秀的三年级学生，参与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由钱学森担任班主任，他担任副班主任，并亲自授课。
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林鸿荪、胡海昌、叶开沅共同写成了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这部著作荣获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钱伟长当选了波兰科学院院士。1956年另一本专著《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问世了，美国《应用力学评论》杂志立即以较大的篇幅对此书进行评论，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因为开创性的学术贡献，钱伟长、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四人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艰难险阻无法磨灭科研报国斗志
世界著名作曲家兼演奏家贝多芬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饶。挫折是人生最好的试金石。钱伟长无疑是卓越的科学家，他始终是人生的强者。
1957年，钱伟长雄心勃勃地制定出新的庞大的科学活动计划，踌躇满志，希望再攀高峰的时候，意料不到的打击接连而至。
因为一篇署名文章，他被打成右派，科研团队也解散了，出书的计划被取消，论文也不能发表，白天他是清洁工，从事是繁重的劳动工作。只有晚上回到狭小的家中，才能争分夺秒地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钱伟长做了很多面向实际的研究工作。他曾代叶堵沛院士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机构;在李四光的恳求下，钱伟长研究了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自己的研究生潘立宙去从事该项研究;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增强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网络结构提出计算方法……
1968年，钱伟长被下放首都钢铁公司特殊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55岁的钱伟长拿着近20公斤重的搅拌铁棍难度可想而知，他没有抱怨这一安排。钱伟长和工人们一起白手起家建造了热处理车间，他发明了一种杠杆设备，可以让工人更容易地拿起20公斤重的铁棒。他还和工人们一起设计建成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周恩来总理没有忘记困境中的钱伟长，他把研发坦克电池的任务交给了钱伟长，这是一种高性能的军工电池，但是钱伟长学的是力学，电池研发涉及的是材料学和化学。接近花甲之年的钱伟长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一年中跑遍了北京市所有跟电池有关的单位。他牵头成立了十余人的研制小组，在两年时间内，翻译了三百万字的外文资料，提出了很多方案和计算数据，在全组同志共同努力下，设计出一种效率比普通电池高七、八倍的新型电池，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生产的电池。
一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为何可以放下身段，在长达十多年的困难阶段中，不计名利，依然锲而不舍地坚持研究工作，甚至去从事和自己本专业没有关系的科研工作呢?
戴世强回忆说，在1981年时，钱伟长曾经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对党、对祖国、对我个人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要向前看，不能向后看，我一直相信我们国家会好起来的，要不然，我就不可能活到现在了。”他还说过：“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子女的?你能说母亲错打你几下屁股，你就记恨了吗?天下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应当是永恒的。”
1972年10月，由周总理推荐，钱伟长参加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他回到了母校多伦多大学，学校专门组织了授予钱伟长博士学位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1978年，年届65岁的钱伟长满怀欣喜地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他沐浴在科学的春风中，再一次憧憬和期待。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立下宏愿：每年写一本书，写十五篇论文，办好一个刊物，当好两家外国杂志的编委。
钱伟长他在他的《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序言中写道：“‘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欣逢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已经失去的良好岁月，日以继夜的工作。”
钱伟长对友情也极为看重。1979年，钱伟长住在清华大学照澜院小区。钱伟长和郭永怀是留学时的同学也是挚友，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因为要给郭永怀撰写传记，郭永怀的研究生李家春和戴世强经常前去拜访，钱伟长非常支持，一聊就是2个多小时。
1979年，中国力学方面的重要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创刊，钱伟长将冯·卡门写的一篇文章《用数学武装工程科学》作为《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创刊词，并让李家春和戴世强翻译成英文。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钱伟长富有前瞻性地倡导非线性力学。从1980年到1983年，钱伟长共举办了若干非线性力学领域的学术会议。他根据非线性力学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将理性力学、奇异摄动理论、非线性波、非线性稳定性、分叉、突变、混沌等逐年召开专题讨论会，最终形成了“3M系列学术会议”，即现代数学力学会议。1985年，时机成熟，钱伟长创办了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每四年一届，该会议已成为该领域颇有影响的国际例会。
拆墙理论打造高水平的上海大学
1983年，上海大学(原上海工业大学)邀钱伟长出任校长。
上海工业大学与钱伟长原来所在的清华大学有很大的差距，上海工业大学创建于1960年9月30日，时称上海工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是原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华。1972年，上海工学院撤销建制，并入上海机械学院。1979年恢复建制，成立上海工业大学，后被确立为上海市属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因为某些原因，这所大学的校长岗位已经空缺了两年之久。在对上海工业大学进行了一番“考察”后，钱伟长接下了这份工作。当时他72岁，按规定已经超龄。
在美国的时候，钱伟长就经常和同去留学的中国同学们一起想象，将来要回国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这成为缠绕在他心中的一个梦想。这样的梦想在他晚年得以付诸实践。
1994年，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上海大学，四校合并时，李鹏总理为新上海大学题词：“发扬光荣传统，培育跨世纪人才”，李岚清副总理也为学校题了词：“自强不息，砺志改革，发挥联合优势，提高教学质量，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题词含义深远。
肩负着重担，钱伟长不辱使命。
钱伟长南下上任后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将原本的二学期制变成了三学期制，上海工业大学也成为了在国内率先实行西方大学三学期制的中国大学。
三学期制的提出最早来自于康奈尔大学于1918年举行的一次非正式教师会议。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奈尔大学希望提供灵活的注册入学时间，以服务于当时服兵役的大学生和学生军团。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导致大批学生中断学业入伍，还带来了大量老兵安置问题，因此，哈佛大学也进行了三学期制改革，为这些人提供灵活入学的机会。同时，当时的哈佛校长还指出，三学期制能够满足一些希望压缩教育过程总时间、更快毕业的学生的需要。战争之后，三学期制逐渐在更大范围得到普及，因为他自身有诸多优势，包括：更有效地利用时间、鼓励教师之间的协调、扩大课程范围、减少对资源的需求、提高调度和变更的灵活性等。
考虑到当时两学期制存在的弊端，即一方面高校教学内容庞杂，另一方面学期过长导致学生一开始松懈学业，钱伟长希望通过学期制改革促使教学内容得到精简，并锻炼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效率。这是一个三个理论学习学期加一个实践教学学期的教学制度。两学期制有36个星期授课，调整至三学期制后，授课周数就降至30个星期，这既解放了教师，为其提供科研便利，也最大化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今天，教育工作者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大学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要与社会需求和产业需求挂钩。而早在20多年前，钱伟长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理念。“拆掉四堵墙”是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精髓，即：拆掉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
拆去第一堵“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目的是为了加强学校与社会、工厂企业的联系, 适应上海新的工业结构的需要，改造和发展专业，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钱伟长一生中执著地追求“办能兴国的教育”。
拆去第二堵“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是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注重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融合，发挥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优势，淡化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拆除第三堵“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是主张高等学校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反对在大学里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绝然分开。
拆掉第四堵“教与学之间的墙”。钱校长认为，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新问题的人。”
鲜为人知的是，掌舵上海大学，钱伟长过着的是不领工资、不要住房的“无产者”生活。“乐乎楼”是靠近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南门的校区招待所，自钱伟长任原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以来，他就一直居住在这招待所的二楼——一间很简朴的屋子，二十多年如一日。钱伟长也不穿现成买来的衣服，都是请学校附近的裁缝用最简单的布料做衣服。但是即使在古稀之年和耄耋之年，钱伟长每天的工作时间保持在5个小时以上。
钱伟长为上海大学引入和培育了大量的人才。初时南下，钱伟长就调集了潘立宙、卢文达、孙厚钧和蔡树棠等力学专家来到原上海工业大学。1996年，钱伟长已年过八旬，为了从兰州大学引进程昌钧教授，他也亲自跑到上海市人事局，克服了年龄超过55岁的教授难以进沪的障碍，程昌钧教授到沪后，立即帮助钱先生创建力学系。
戴世强也是钱伟长当年从中科院力学所引入的人才，他至今保留着1984年6月14日钱伟长给他写的亲笔信。这封信写在两张白纸(相当于B5大小)上，信封超小，笔迹苍劲有力。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关于他从中科院力学所到上海工大力学所的调动问题;二是叙述筹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设想和举措。
2000年，上海大学因为学科建设的需要，向远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翟启杰教授发出了邀请，让翟启杰最难忘的是当时87岁的钱伟长拉着他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不仅在科研工作上给予支持，还关心他生活上的后顾之忧。18年后，翟启杰领衔的“脉冲磁致振荡连铸方坯凝固均质化技术”荣获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而上海大学培养的一批人才也在飞速崛起。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文波在1990年师从钱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钱先生对于这位当过工人的青年学者并没有歧视，而是积极鼓励他从事应用科学研究，并为他指定了“施工工程中保护地面构筑物”的科研方向，周文波收集了300多条国内外隧道成败经验，建立了“软土隧道盾构法施工对于周边环境防治”的专家系统，后来在国内建设中被广泛应用。60后吴明红已经成为了中国环境科学领域的知名女科学家，70后的张建华也成为了中国知名的新型显示首席科学家……
因为钱伟长教育理念的浸润，上海大学多年来保持着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今天学校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处于全国高校先进行列。国际三大检索(SCI、EI、CPCI-S)收录的学术论文数分别位于全国高校49、43、28位，9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近年来，每年都有科学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者自然科学奖，上海大学成为了上海这座东方之珠土地上熠熠生辉的创新巨擘。
钱伟长的科学人生，是一代中国学人希冀和奋斗的缩影。他从中华最艰辛的岁月中走来，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去为人、去从学，去做事，为华夏崛起拼搏了终身，矢志不渝，无怨无悔，成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表率。
2012年10月9日是钱伟长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当日，钱伟长铜像揭幕仪式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沈晓明专门前来为铜像揭幕。2018年10月9日钱伟长诞辰106年纪念日当日，钱伟长孙女钱泽红女士和上海大学校领导为钱伟长图书馆前方的“钱伟长坐像”雕塑揭去了幕布。在未来的岁月中，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将静静地“注视”着蓬勃向上发展中的上海大学，他的科学精神将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无数学子未来的前行之路。
钱伟长的著名事迹篇2
钱伟长
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上海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等职。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是小学教师，家庭负担重，依靠微薄的薪酬维持家庭生活。因自小受家教影响，钱伟长逐渐养成刻苦自励、坦荡做人的性格。钱伟长5岁入小学读书，后来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就读，开始接触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培养出对古代文学和历史的兴趣。1928年，只读了一年初中的钱伟长就考入了苏州中学。苏州中学是江南名校，学校里有许多优秀教师，包括他的四叔钱穆。
苏州中学毕业后，钱伟长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很矛盾，是继续求学还是找一份稳固职业。求学中他一直接受四叔接济，母亲和祖母坚持不能再给四叔增加负担了，但钱伟长又不舍得放弃学业。正在这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上海的一位化学家、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蕴初要设立一个“清寒奖学金”，每年为12名成绩优秀但家庭贫寒的学生提供上大学的资助。钱伟长获悉后决心去试一试，经过一番努力他成功考取了这份奖学金。暑假，钱伟长只身来到上海，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升学考试。当时各大学都自设考场自出考题，文科和理科都是相同的试卷。钱伟长的理科和英语成绩一般，但在文史方面的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清华大学的历史试卷有一道题目，要写出二十四史的名称、卷数和作者名，许多学生被难住了，但钱伟长却得了满分。不久，他几乎同时收到了上述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后，钱伟长接受了四叔钱穆的建议，选择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
1931年9月刚入学，“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钱伟长苦苦思索救国报国之途径，他向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提出了改学物理的请求。吴教授有些不解，对钱伟长说，“我查过了你的试卷，语文、历史都考得很好，数理化的成绩却不理想，对你来说，学文科很合适，为什么要改学物理呢?”钱伟长回答说，“我本来喜爱文学，也准备学文科，但是现在我感到学文科救不了中国，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吴有训被这位年轻人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提出有一个条件：可以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后数理化的成绩必须达到70分以上，否则仍转回中文系。钱伟长接受了这个条件，决心在这一年里夜以继日刻苦努力。他首先攻下了英文关，尔后，继续向数理化进军……年终考试时，他的成绩全都在70分以上。
报国之心倍切
1939年7月，中英庚子赔款基金委员会公开招聘留英公费生20名。社会上报名应聘的人数多达3000多人，钱伟长参加了这一角逐。他选择的是力学专业，只有一个名额，由于他和郭永怀、林家翘3人的考试成绩完全一致，经招生委员会再三斟酌，决定将3人同时录取，这样录取名额变成了22人。
钱伟长和郭永怀、林家翘三人一同进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在导师辛格教授的带领下从事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的学术研究。钱伟长到校第一天与教授谈话，获知导师也正在从事板壳理论的研究，这和他在国内研究的课题是一致的，只是研究的路径不同。辛格教授是从宏观方面研究板壳，得到各种板和壳统一的内力素平衡方程，钱伟长则从微观方面研究板壳的静力平衡条件。钱伟长很高兴，商议后决定两人合写一篇论文，由辛格指导，钱伟长执笔，仅用50天时间就完成了初稿。后来这篇论文和国际著名的科学家论文一起刊登在学术期刊上。
1941年，钱伟长获得多伦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10月又完成博士论文，11月进行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薄板薄壳的内禀理论》中有许多创新，对欧美固体力学和理性力学发展有重大影响，他的薄壳大挠度方程被称之为“钱伟长方程”。
1946年5月，钱伟长在美国转机，登上一艘货轮踏上归途，经过20多天的航行抵达上海。同年7月，钱伟长应聘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但昔日幽静美丽的校园，在战争中沦为军医院、马厩、杀人坑，满目疮痍、荒草萋萋，多数建筑已是“四壁皆空”。钱伟长和少数到校的师生，积极投入复校工作。开学后，钱伟长每周讲授15节课时的力学。每月的薪金甚少，在生活的压力下，钱伟长不得不在多所学校兼课。此时，美国的研究所发来邀请，请钱伟长回去工作并表示可以全家迁美定居。但是他们也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注明“一旦中美发生战争，要绝对忠于美国”。钱伟长断然予以拒绝，他在这份保证书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NO”。
把科教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钱伟长任常委兼教务长。在超负荷的工作条件下，钱伟长不放弃教学工作，并对教育体制、教育方法和教材内容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1972年10月，我国派出科学家代表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访问结束后回国作总结汇报，钱伟长提出要加强应用计算机的建议，因为他在国外看到计算机已被广泛使用，对各项信息管理、科研工作开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钱伟长重点介绍各国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提供了相关资料和建议。
事后，社会上流传有关部门不通知钱伟长出国是因为怕他趁访问之机“移居国外”。有记者专访钱伟长，他坦诚地回答说，“我是不会走的，我在壮年时代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回到了战乱中亟待建设的祖国。物质享受对我如浮云，把知识和技术献给国家和人民才是我最大的心愿。我的岗位就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竭尽全力办好上海大学
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和校党委的大力支持。他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进行改革。首先是明确上海大学的定位和办学方向。根据上海大学是主要为上海市的经济建设服务的特点，提出要“拆掉四堵墙”。一是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密切联系社会和工厂并为之服务;二是拆除校内各部与各学科之间的墙，打通现存的“部门所有制”;三是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积极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四是拆除旧的教学思想的墙。“教”与“学”是一对矛盾，教是外部指导，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主动地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
钱伟长还在上海大学大力进行环境整治，在新校区栽树种花，开河养鱼和鸳鸯，“是我设计的，法国总理来校参观，对校区优美的环境称赞不已，还向我要去了一对鸳鸯。”
钱伟长是一个教学经验丰富，才思敏捷、直言不讳的人。他认为教学是否成功，要看毕业生是否受社会欢迎，学到知识是否有用。学生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和培养自学能力，而不是开设过多的专业课和灌输老化的现成的知识。他提出要办好工科，必须有坚实的理科做基础，理科和工科互相渗透，有利于把科学技术转为生产力。他提出学校里每一个学科都要把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渗透到自己学科发展中去。钱伟长要求上海大学教授同时要挑起教学和科研两副担子。教师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听课进修，而是靠做研究，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主要的方法。钱伟长提出，大学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为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得知识、无师自通的人，如果学生毕业后，还是不教不会，就说明你办教学失败了，这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
钱伟长十分重视研究生的教学，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爱国心，教他们读文献、出题目，经常和他们进行阶段性讨论。他认为研究生和大学生的主要区别在于，大学生看到的东西是人家组织过、消化过、系统化了的东西，而研究生学的东西是正在发展之中的，其中有不少问题，甚至还有争论。教学研究生的方法是，把问题提出来，让学生吊在半空中，逼着他去想。他说，我喜欢主动的青年人，应该让青年人在老师的面前有平等的地位，引导他们勇于表达自己在学习上的见解。这些带有独创性的教学观念和方法弥足珍贵。
钱伟长的著名事迹篇3
1983年1月19日，钱伟长到任，三天后和全校师生见面。他精神矍铄，冒着严寒深入各系、基础部、分校、图书馆等进行调研，边看边向身边人询问，遇见小问题便提意见，安排人抓紧时间解决，大毛病则记在脑子里。
也正从那时起，钱伟长守了一份事业近30年：当校长、育英才。
一位老校长的教育经
1983—2010年，钱伟长先后担任过上海工业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或校董事会董事长等职务。他作为教育家的形象日渐鲜明：是革新育人理念的先行者，有着紧抓师资队伍建设的硬派作风。
初到上海工业大学时，他了解完第一手材料，就以教育家独有的眼光和魄力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主张举办高级进修班，帮助教师更新知识，展现新面貌。他还强调学生的知识面要宽一些，胆子大一些。学校则要以科学的态度努力改革，爱护青年人，把学生培养成有朝气、有正气、有责任感、有本领，为祖国四化服务的有用人才……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里写道：“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他还说，自己是反对教材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等模式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此外，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钱伟长增设了许多新科系，使学校整体发展显现出蓬勃生机，教学科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91年6月，他被聘为暨南大学名誉校长;1992年，他率先提出并实行学分制，不久后风行全国。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与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任校长。他计划建设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
在上海大学，他任职时间长达16年，主张“我们必须实行开放式的办学”，强调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产学研合作等。他提出“拆除四堵墙”的口号，即打破学校和社会之间、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教与学之间的壁垒。
在这种超前教育意识的指挥下，1996年，上海大学已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2007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早年老先生在世时，上海大学里常见到他的身影。他的银发总是梳理的纹丝不乱，要看见步履匆匆赶往教师的学生，就会兴奋地对身边人点头，称“很好!”一旦看不到人，立马显得不自在，询问：“人都到哪里去了?”当得知正常放假，才继续散步。
闲暇时，钱老喜欢和年轻一代聊天。有一次，他从全国形势讲到上海大学的“211”建设，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历史讲到研究生怎么做学问，足足讲了40多分钟。
为人没架子、科学研究做得一流，钱伟长成了身边学生和工作人员口中“拼搏不息的可爱老头”“老校长”。
2011年，在钱伟长诞辰99周年之际，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宣告成立。它的前身是钱伟长在1997年倡导成立的基础教学强化班，2007年升格为自强学院;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如今，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已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首批17个试点学院之一，设有理科试验班(包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材料设计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等5个本科专业)，联合上海大学其他院系所，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
物理考5分，逆袭成清华教授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钱伟长是行家，比当校长的经验还要丰富。“1946年，钱先生回国后在清华讲的第一节课是《近代力学》”，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哲敏回忆到，“钱先生讲课很生动，我当时已经上四年级，可以说钱伟长先生是我力学的启蒙老师。”
从一名学子到站上讲台授课，钱伟长与清华大学结下颇深的渊源。
1931年，钱伟长以突出的文史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他中文、历史成绩均为100分，物理成绩5分，化学、数学成绩总共20分。但就是这个“偏科生”，入学不到一周便申请转去物理系。
“高中毕业后，我的兴趣全在文史国学方面，一心想报考名教授众多的清华大学文学院。可是，开学后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热血奔涌，我下定决心‘弃文学理’，改学物理。我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中国人自己先进的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钱伟长曾在书中郑重地写道。
之后他克服种种困难，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赴加拿大深造学习应用数学、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任职。在此期间，钱伟长与恩师辛吉教授合作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一世界性难题、与爱因斯坦等知名科学家合著论文集。
声名大噪后，他选择归国效力。1946年，他借着探亲的名义悄然回国，站在了清华大学的讲台上，负责讲授工学院全部班级的力学课。
由于刚从国外回来，钱伟长的教育方法、教育思想非常先进，讲授内容对学生有很大启发。并且凡是他的学生，他都乐于指导论文、推荐期刊杂志发表，但绝不署名。他还教导学生以后做了导师，要认真对待每一篇投稿，不要轻易否定年轻人，应该多发现他们的优势。
在他的积极影响下，清华大学走出一批能堪大任的人才，比如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郑哲敏、兰州大学力学系创办人叶开沅……
让祖国科学大业“燥”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历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还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随着任职道路渐宽，他肩上的担子也越发重了起来，既要承担科研任务，又要践行社会职务的责任。1952年，钱伟长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缅甸、印度;1954年，他提出了“圆薄板大挠度理论”，两年后获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54年至1958年，他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期间，当听闻钱学森即将回国，钱伟长十分兴奋，紧接着还迎来了与其共事的机会。
1956年，国家为系统地引导科学研究为社会建设服务，开始着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中长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时候，钱伟长科研、教育、管理两手抓已经有一段时间，对国际局势了解，对国内大环境也有清晰的认知，与钱学森、张稼夫等组成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参加编制工作。
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引领下，57项重大科学任务、616个中心问题被确定，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不仅有了一个发展纲领，而且以保障这一发展纲领的实施为依据，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钱伟长正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同时与钱学森等人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他们针对力学学科发展提出：“到1962年应培养出力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1670人，副博士445人;到1967年，要培养出力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6500人，副博士1258人。只有如期和无折扣地实现这个目标，才能迅速改变我国力学人才极度匮乏的状况，在力学各个领域展开工作，对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于是，“12年规划”中多了一项力学学科规划的紧急措施，那就是号召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合作举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为国家大力培养、紧急输送力学专业人才。
研究班在清华大学正式开班，经钱学森、钱伟长筹办，是新中国大规模培养力学人才的试验和创举。1957年，研究班首届招生127名，1958年第二届招生64名，1959年第三届招生134名。
钱伟长作为授课教师，负责讲授应用数学课程。那是国内首次开设的课程，由他亲自设计、自编讲义，讲授内容与传统的数学课大有不同。
据学员沈季敏回忆：“钱伟长教授讲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推导出整个黑板数学公式，清晨每次从清华园冒寒来授课。一开始讲应用数学就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是一个崭新的应用数学体系。”
力学家、力学教育家嵇醒也深有体会。他是钱伟长为首任班主任的、首届工程力学研究班的成员，谈起那段日子，还记得课程是从工程误差分析讲起，再之后讲了些量纲分析和相似理论等。总之，那是一门对学员日后的科研工作助益极大的课程。学员们毕业以后，多以钱伟长、钱学森等为榜样，经过多年的锤炼，“绝大多数成为我国力学学科的科研和教学的骨干”。
例如，首届学员吕德鸣、潘先觉、范本尧等被抽调参加中国科学院的581任务，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为我国航天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样来自力学研究班的俞鸿儒、朱仁芳、范本尧等人，则陆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力学学会两届常务理事会的20多位常务理事中，分别约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成员系力学研究班的学生或青年教师。
育人也“驭”书
在成为教育家之前，钱伟长先是位科学家，向世界贡献了以钱式命名的诸多力学、应用数学成果，例如“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同时少有人知道的是，他还为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第一套现代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过程中，钱伟长先后担任第一版的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第二版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并积极参与了第一版的领导、组织、编审和撰稿工作。
据了解，《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卷出版。他担任了《物理学》和《力学》两分卷的编委会副主任。任职期间，他凡事亲力亲为，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各分卷留下的档案里，很多卷宗封面上都签有“钱伟长先生审读并同意”的字样。
“钱先生除了审阅稿件外，还对具体的出版工作考虑周到、布置缜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4月1日题为《〈力学〉卷拟有选择地出小册子》的‘简报’中记载：钱伟长同志提出，出小册子的办法很好，但不要叫‘分册’，而叫‘稿’……”并且还附上了详尽、严谨的理由。
他提建议都提得十分考究，亲自“操刀”自然更为谨慎。钱伟长撰写和参与撰写的条目共7条，共计2万余字。其中，由他亲笔撰写的“力”条目手稿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迹。9页纸合计3600余字，释文行楷手书，字迹苍劲有力，编写合乎体例，行文字斟句酌，叙述深入浅出。一位教育家的用心跃然纸上，也体现了“让最合适的人撰写最适合的条目”的原则。
如今，《中国大百科全书》发展了一代又一代，惠及全国各界学子，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百科知识体系。钱伟长理应出一份力，居一份功。
他编书、读书、爱书，也藏书，一生积累了大量珍贵图书和学术素材。从20世纪50年代起，钱伟长开始利用邮购的方式收集资料，保存下不少应用力学、数学等原版图书，成为学科溯源的一笔宝贵财富。
2010年，遵照其遗愿，钱伟长的家属代表和上海大学签订捐赠协议，向上大无偿捐赠钱伟长收藏的全部一万余册图书资料，让更多学子享受这份精神食粮。
钱伟长的著名事迹篇4
钱伟长做出弃文从理的决定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国家陷入危机，钱伟长决定从科学出发，拯救国家于危难。
学习经历
钱伟长做出这个决定是花费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他虽然是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高材生，中文、历史双双满分，但是他理科成绩实在拿不出手，数学、化学加起来20分，物理5分，英语更是一分都没拿到。
但是为了科学救国，他转到物理系，从头学起。经过四年时间，钱伟长已经从一个物理只能考5分的学生变成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优秀毕业生了。
为了学习更先进的技术，他还跟随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深入学习，做实验，做科研。
回国效力
即便钱伟长的科研事业在外国一帆风顺，但他还是毅然决然选择了回国效力。因为他最初弃文从理的目标就是为了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做贡献。
钱伟长从清华大学毕业，出国求学，最后又回到了中国任教。因为当时我国的科技人才不多，钱伟长几乎包揽了清华、北大两所大学的应用力学，为我国的培养了大批物理人才。
另外，钱伟长在应用数学的教育上也做出了极大贡献，手底下教出了一批批科研人才。
为国奉献
“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这是钱伟长曾说过的一句话。即便他文科满分，理科几乎一窍不通，但是因为国家在理科方面需要人才，所以他毅然抛下了能轻松给他带来成功的文学，投入了科研事业。
爱国人士的思想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把自己磨砺成什么样的人。
国家需要士兵，百姓就把自己打包送进部队，国家需要科技人才，学子就把自己的学习方向投向科学技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爱国人士，我们国家才能迎来和平的曙光，才能繁荣昌盛。
钱伟长的著名事迹篇5
我国力学专家钱伟长高考物理成绩只有5分，即便如此，他依然因国文、历史双百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然而，去清华报道的第二天，他竟想“弃文从理”，要求转到物理系。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不仅破格进入了物理系，还成了优秀毕业生!
这一系列异乎常人的举动，都源自于他的赤子之心。
钱伟长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是乡村教师，四叔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他对文学很感兴趣，并积累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由于连年战乱和父亲的去世，导致他的求学过程断断续续。高考前，数学只学了一些皮毛，英语和物理更是零基础。
就是这样一个严重偏科的学生，却在高考时以中文和历史两门满分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其作文《梦游清华园记》更是受到了教授们的一致好评，还被刊登到了《清华周刊》上。
而他的理科成绩就惨不忍睹了：化学和数学一共只考了20分，物理5分，英语0分。
钱伟长被破格录取得益于当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高考录取制度，怪才偏才都可以去读大学，甚至是顶级学府。
1931年9月17日，钱伟长来到清华大学报道。入学第二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民族危亡。爱国心和责任感让他激愤不已：“没有飞机大炮，我们可以自己造。我要学习如何造飞机大炮”。
钱伟长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弃文从理，选择攻读物理系。
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每年招生不超过10个人，以钱伟长的成绩进物理系实在太难了。毫无意外地，他遭到了时任物理系教授吴有训的拒绝。
首次尝试受到挫折的钱伟长并没有妥协，他决定软磨硬泡。每天早上6点，他就来到吴有训办公室前，吴有训一到，他就上去“磨”，弄得吴有训哭笑不得。与此同时，钱伟长还找到了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教授，坦陈其转系的初衷。幸运的是，叶企孙得知他的决定后十分赞赏，认为国难当头，持这种想法应该支持，他不仅同意钱伟长的申请，还鼓励钱伟长学好物理。
就这样，在钱伟长的锲而不舍和叶企孙的帮助下，吴有训终于松口了。不过，他也对钱伟长提出了附加条件，一年级结束后，数理化的成绩必须在70分以上，如果达不到，就转系，哪来的回哪去。
钱伟长兴奋地答应了下来，并开始争分夺秒地攻读他最弱的几门学科。
当时清华大学理科课程用的是英文教材，钱伟长的英文基础太差，只能挨个查字典。同时，文科和理科的学习方法也不一样。起初，钱伟长用以往死记硬背的文科方法学习，元素周期表、公式，他全都背了下来，却效果甚微。一连七周的随堂测试，都不及格。
后来，在吴有训的帮助下，钱伟长开始改进学习方法，他不懂就问，不弄懂不罢休。有一次，为了弄懂微积分的一个知识点，他从中学数学开始学起，直到所有知识点都融会贯通。
通过不断摸索，钱伟长终于找对了学习方法，他的成绩不断提升，一年后，他达到了吴有训的要求，顺利升入了二年级。
1935年，钱伟长和同学顾汉章合作完成的论文《北京大气电的测定》在全国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篇钱伟长从事科学工作的“开篇之作”，提供了中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因此受到了物理界的普遍关注。
同年，钱伟长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继续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此后，钱伟长在科学领域不断深入研究，最终成为了中国近代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并为中国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从对理科一窍不通，逆袭为力学泰斗，他秉持“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的信念，积极投身祖国科研建设。钱伟长用他98年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国士无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