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周光召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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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勋周光召的事迹【篇1】

1979年8月，周光召同志兼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9月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7月任所长。他指导和带领中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在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电荷-宇称对称性破坏、量子场论的大范围拓扑性质等方面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在国际上首先得到规范不变有效作用量子“反常”项的正确形式和拓扑起源，给出了广义陈-西蒙斯拓扑特征类的简单推导及其物理应用。在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方面，他与合作者一起发展了描述非平衡态统一理论的闭路格林函数方法，提出了一套有效的理论描述方案，并成功地应用到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动力学等领域。

1984年3月，周光召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1月至1997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其间，1992年4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他坚持实事求是、遵循科学规律，为改革开放形势下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的办院方针，领导实行了“一院两种运行机制”。

他倡导建立了面向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以学部名义提出了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建议。他率先在中国科学院实行开放实验室(研究所)制度，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实践基础。他领导建成了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拓了我国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研究事业。他参与组织实施了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与农业开发项目，为大幅增加我国粮食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鼓励、支持科技人员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为中关村地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头和聚集地作出重要贡献。他领导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科研机构率先实行竞争择优的新型人事制度，推出针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特批制度，实施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为解决科技人才断层问题作出重要贡献。他推动建立规范化的院士增选制度，为学部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作出开拓性贡献，并为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弹一星”功勋周光召的事迹【篇2】

光召同志是一位极富远见和理性思维的战略科学家，也是一位帅才难得、位高望重的高层科技领导人。

他1984、1987年先后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至1997年。其后，连任第五、六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十年。中国科技界的人，回望过去那些峥嵘岁月，无不感叹幸有光召同志的把舵。2014年春节前，国务院分管科教工作的领导来到北京医院，站在光召同志的病床前，眼噙热泪，动情地说：“光召同志，您早点好起来吧，中国科技界需要您啊!”她的话道出了科技界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科学院、也是中国科技界改革探索最为艰辛、风云激荡的岁月。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科技改革的动力、目标、规律、战略、政策、路径是什么，考验着每位决策者的格局、远见、胆识、智慧，甚至还有良知。其时，社会上，对科学缺乏长远认识者大有人在，鼓吹“科学无用论”者有之;认为基础研究“不冒泡”，对中国科学院的存在价值质疑者有之;否定技术成果商品转化，说中关村“骗子一条街”者有之;否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特点，以简单方式“断粮”、削减经费者有之……10万之众的国家科学院，不少研究所连基本工资都无着落。中国科学院犹如波涛汹涌大海中的一只旗舰，颠簸晃荡，进路不明。周光召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临危受命成为中国科学院领头人的。

光召同志走上副院长岗位后，半年中深入基层做大量调查研究，同时以理论物理学家的头脑洞悉科学技术发展的内生规律和时代特征，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把握国情和院情，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战略思想体系。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之前两个月，即在1985年1月的中国科学院年度工作会议上，受卢嘉锡院长委托，作大会总结发言。他未用一字讲稿，娓娓而谈，做了一个既充满理性思考、洋溢思想光辉，又有政策举措、务实可行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近4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大凡成功之处，在这个讲话中都可以找到早期的思想源头。反之，实践中一些出了偏差、走了弯路的，讲话中也有过警示或提醒。

“两弹一星”功勋周光召的事迹【篇3】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科学院，而苏联模式是“一个与工业生产相脱离的而且本身不流动的模式”。周光召很清楚，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某些理论领域达到世界前列，但它的很多科学技术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一模式的弊端也逐渐在中国显现。

周光召把问题症结引向了体制层面。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对科技发展有更大的激励。假如中国所有的企业都不是30年一贯制，而是从市场、从顾客的要求出发，就必然要更新产品，必然对技术革新提出新要求，这就必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机会。

“如我们科学院的同志不从思想上、观念上，管理方法上来一个根本性变革，那在全国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研究所可能会走向萎缩。”周光召随即介绍了美国、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还有中间的德国、日本模式，并提出“思考中国的模式”。

周光召当时提出“以进攻的姿势”“适应新形势”，也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例如，根据科学院研究的性质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建立开放实验室、开放研究所，把科学院建成全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面向全国吸引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办公司，但不要忘记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发展中国科学和经济服务。

“光召在1985年1月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谈到的对中科院改革的想法，就是后来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设计思路。”郭传杰说。

当时社会盛行“实用主义”，计算所里那些曾为“两弹一星”研发贡献关键作用的大型计算机此刻不过是“一只只不会下蛋的公鸡”，不能转化为商品，不能创造利益。

时任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比较开明，那时已经支持下属创办了二十多家公司，但他仍无法接受这个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大型计算所被一家刚成立不久的民营科技公司承包，更无法接受所里一千五百名科研工作者或被遣散或被买断的结局。

让一家民营公司承包计算所，“这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拿到街上给买了吗!” 曾茂朝不无悲愤地在报告中写道。随即他请求“承包计算所”，并顺势提出一个条件，“请不要再用国家研究所的标准来要求我。”

1985年夏天，这份关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命运的报告交到了周光召的手上。身为两弹一星元勋，又经历过动荡十年，周光召理解老一代科学家迫切希望搞基础研究的愿望，同时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出访欧美的学者，他又看到中国科学技术改革的大势所趋。不论是被民营公司承包，还是研究人员出走，周光召不同意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来解决问题，他的新提议最终得到了院长会议的支持：批准一部分科学家走出研究所。

“两弹一星”功勋周光召的事迹【篇4】

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他身体力行推动科普工作，直接领导创立了中国科协学术年会制度，通过设立奖项拔擢才俊、奖掖后学，推动制定实施了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并设立了“全国科普日”，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作出重要贡献。

在担任“973”计划顾问组组长的13年间，他同样倾注大量心血，提出一系列有前瞻性的构想，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973”计划的辉煌成就，这也是其对中国基础研究发展所担当的历史之责。

为了国家需要，周光召三次放弃自己专注的科研事业，但无论身在哪个岗位、哪项工作，他首先想到的永远是祖国和人民。饶毅曾言：我非常佩服周光召先生，他是中国近三十年最杰出的科技界领袖，他是一位有多种才华、成就卓著的智识分子。

1996年3月，因周光召的卓越贡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编号为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在无垠的宇宙深处，这颗星至今闪耀，它不仅是天际的一抹光亮，更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象征。

2011年11月，在“973计划”的一次专家组会议上，周光召突发脑出血昏倒在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的身旁，这件事让徐冠华至今难以释怀，“每每想起这一幕，我内心总是百感交集，久久无法平静。”“我在想，如果那天不请他来作报告，或许他不会累倒。”

徐冠华与周光召相识30余年，在他的叙述里，我们得以穿越时空的帷幕，窥见周光召那些风雨飘摇却铸就坚韧灵魂的岁月。

1929年5月15日，周光召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凤九是公路工程专家。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和战争原因，他的生活便在迁徙奔波中度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光召随父亲抵达四川，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体验了国家的动荡与不安，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两弹一星”功勋周光召的事迹【篇5】

周光召，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1929年5月15日生于湖南长沙，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先后当选为美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主要从事高能物理、核武器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战略核武器的研究设计方面做了大量重要工作，为中国物理学研究、国防科技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严格证明了CP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最先提出粒子螺旋度的相对论性，并于1960年简明地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成为国际公认的PCAC的奠基者之一。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9年、2000年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57年，周光召赴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粒子物理研究，成果丰硕，很快成长为该所最杰出的研究人员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听闻苏联撤走专家，周光召和其他在苏联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义愤填膺，表示要立即回国参加原子弹研究。“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任务。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61年，周光召登上南下的列车启程回国，抵京后被安排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工作。作为理论部副主任，他辅佐邓稼先突破原子弹原理，领导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开始了长达19年的“秘密工作”。

周光召回国前，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曾一度陷入困境。理论计算表明，炸药爆炸后在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总是小于在原子弹设计初期苏联专家留下的教学模型框图。中国科学家历时一年多，经历9次繁琐计算后还是得不到与苏联专家一致的数据。彭桓武请周光召复查之前的计算数据。周光召仔细地检查9次计算结果后认为计算没有问题，怀疑苏联专家数据的可靠性。

他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出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用特征线法所做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从而证明苏联专家数据是不正确的，结束了近一年的争论，使得中国原子弹研制继续向前推进。随后，中国科学家逐步获得原子弹爆炸过程的清晰物理规律，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于1963年底交出包括结构、尺寸和材料的理论设计模型，然后经过工程设计、部件加工、实验室中各种冷试验、装置组装、核装置运往试验场进行热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