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两弹一星元勋事迹

| 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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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民两弹一星元勋事迹

任新民两弹一星元勋事迹精选篇1

众所周知,航天工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而通信卫星工程,由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等五大系统组成。每一个系统都有总设计师或总指挥,而任新民当时是总指挥的“统帅”,被大家称为“总总师”。

领衔如此庞大的工程,任新民说,他当年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很多时候会大于技术方面的压力。“光环是属于大家的,而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总总师’没有做好工作。”因此,任新民不仅需要解决技术问题,还要用心让团队和谐相处。“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几乎每天都和同事们在一起,工厂里的工人都喊他“倔老头”。

回首“331”工程,令任新民最难忘的当属氢氧发动机的研制。“长征3号”运载火箭为我国通信卫星的发射曾立下汗马功劳,而关于“长征3号”运载火箭第3级,究竟该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曾经有一段激烈的争论。氢氧发动机在当时是一项新技术,只有一两个国家采用过,虽然风险比较大,但研制成功后将极大提高火箭运载能力。

任新民深知困难重重,但还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氢氧发动机是迟早要上的台阶,不上这个台阶中国的航天事业就无法进步,我在这里立下军令状,我们一定要把氢氧发动机搞出来。”这是他认真对比了两种发动机的每一项性能之后做出的审慎决定。因为他知道,科学需要创新,但“也绝对不可以盲目地冒险,因为搞科研是高成本的活动”。

探索之路充满曲折坎坷。1978年,氢氧发动机首次试验,由于违章操作致使10人受伤。这次失败,导致上报给原国防科工委审批的机要稿中,常规发动机成为第一方案,氢氧发动机次之。听到消息,任新民连夜从日本回国,再次力主将氢氧发动机列为第一方案。然而,1984年,挫折再次降临。1月29日,携带“东方红2号”的“长征3号”火箭只把卫星送到远地点6480公里的小椭圆轨道上,未达同步轨道。既定目标没有完成,问题就出在氢氧发动机上。时隔6年,争论再起,很多人开始对氢氧发动机持怀疑态度。

任新民面临很大的压力。但面对技术问题,他并没有那么倔。他相信,化解争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实验,“同时要容忍、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比坚持自己的意见重要”。1984年4月8日,“长征3号”搭载“东方红2号”试验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向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通信卫星、掌握极为复杂的液氢液氧推进技术的国家。

任新民两弹一星元勋事迹精选篇2

____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搞人造地球卫星,也就是后来的“东方红一号”。而担任运载火箭“长征一号”负责人的,正是任新民。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载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中国由此登上世界航天活动的大舞台。任新民和钱学森等参与研制试验的人员,被周恩来称为“中国放卫星的人”。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通信卫星工程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审议通过,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331”工程自此开始。任新民被任命为卫星通信工程总设计师,全面负责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等五大系统工作。

“长征三号”搭载“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腾空而起,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地球同步卫星技术的国家。正是由于任新民的坚持,才确定了运载火箭第三级使用氢氧发动机的方案。

在任新民倡导下,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召开,载人航天的话题第一次被中国航天界提上议事日程。

此后几年,围绕发展航天飞机还是载人飞船的问题,专家们展开了激烈争论。任新民最初倾向于航天飞机,但后来转变态度,认为载人飞船更符合中国的实际。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

任新民两弹一星元勋事迹精选篇3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新民和三位同事给中央军委递交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他们的这个建议受到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的重视。一年后,中央制定了著名的“十二年远景规划”,其中就有中央关于导弹、火箭技术发展的规划蓝图。

1956年8月,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任新民被点名调到了这里工作,调赴北京,参加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历任总体技术研究室主任、一分院液体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设计部主任。

任新民报到的第一天,发现这个部门只有2个人。很显然,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任新民在回忆这段艰难的草创之路时说,当时最困难的并不在于技术,而是我们国家的整个工业条件跟不上。火箭导弹都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的,各种各样的元器件,各种各样的材料和工艺,必须要有全国的工业系统作为基础。

1964年6月,“东风二号”试射成功,一举击中目标。数年的艰辛终于有了成果,所有的质疑也烟消云散,但任新民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止步于此,他很快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指出:“我们的导弹射程还是太短,对加强国防来说,仍属空谈。”周恩来回复:“我支持你的建议,你还得继续搞下去。”

任新民再次率领团队向更远的目标发起了冲击。

1964年10月,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无疑是一个振奋国人的好消息。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立刻出现在了眼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运载工具,就好比只有子弹而没有手枪。打击不了敌人,也保护不了自己。

任新民两弹一星元勋事迹精选篇4

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____第一次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被定名为“东方红一号 ”,而运载它的火箭是“长征一号 ”,任新民担任该型号的负责人。

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成功地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中国掌握了研制多级运载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东方红一号”卫星被光荣地载入了中国航天史册。

1985年10月,航天工业部经中央批准,正式宣布中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1986年11月21日,国防科工局任命任新民为发射外国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他又开始致力于这一崭新艰巨而又责任重大的领域。1990年,欧洲、美国相继出现卫星发射失败的状况,任新民一方面为航天界的同行惋惜,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警示。他对同志们说:“欧洲人、美国人发射出了问题,我们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神仙,只能靠我们精心测试、精心操作,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上加慎,要实实在在地不放过任何疑点和隐患,要真正做到不带问题和疑点上天。”

奋斗终于结出了硕果。1990年4月7日21时30分,“长征三号”在其首次发射成功六周年的前夜,再现英姿,带着广大参研、参试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准时、准确地将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圆满地完成了我国运载火箭商业发射服务的第一个合同,实现了我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零的突破。

任新民两弹一星元勋事迹精选篇5

1984年,中国的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时隔不久,他反复地讲:“前30年我们走过来了,后30年干什么、如何干。”还经常宣传他设想的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蓝图:“中国的运载火箭要改进、完善,动力系统与控制系统等都要提高技术水平;要有一个新的长远规划,要提高运载能力、形成系列、降低成本;要努力提高质量与可靠性;要努力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应用卫星要努力提高研制水平,包括各种技术性能指标,如:长寿命、高可靠、提高有效载荷与卫星总质量之比等;要使一些主要的应用卫星建立长期、稳定、协调、持续的运行系统;要以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需求为牵引,增加应用卫星的品种与种类,逐步配套;应用卫星要与应用方法研究、地面应用系统等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以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效益。”

任新民曾两次主持了宇航学会召开的关于“航天技术与国民经济建设”的研讨会。他在大会上作报告,并带领有关人员向李鹏总理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提出了建立长期、持续、稳定、协调的应用卫星运行系统的建议。

他多方呼吁:“要对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提早进行规划与论证和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以保持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势头,在世界航天高技术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1985年7月,他以部科技委的名义,亲自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关于空间站问题的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文集,对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他在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的规划性工作中不断地作出贡献,并提出多项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这与他通过实践熟悉各类航天型号的研制情况,并积累了丰富的研制试验和科技管理经验等是密切相关的。他坚决执行国家给航天科技工业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坚信中国人行,可以用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发射自行研制的通信卫星,还可以进行外国卫星的商业发射服务。他还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导弹与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有了发言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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