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事迹简介一览

钱伟长科学方法论思想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 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 国家和民族命运 经历了很多次重大转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事迹简介一览5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事迹篇1

有一位同学，以语文和历史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但是在他入学后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这让他毅然决定弃文从理。所有人都诧异高考物理成绩只有5分的他怎敢有这样的决定?但是他用力学方程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他是谁?他就是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chang)。

故事里的人

钱伟长

钱伟长出身名门，是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他的亲叔叔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钱伟长的家学渊源让他在上大学前就精通国学和历史。高考时钱伟长的语文和历史都是100分满分，而物理仅考了5分。即便如此，他仍被清华大学历史系录取。

“九一八”事变后，钱伟长深受触动。国难当头，他拍案而起说：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为了让叔叔钱穆同意他的决定，他去找了顾颉刚做说客。

说服了家人还得说服学校。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接受物理成绩只有5分的文科学生转系;而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又到处寻找这个文史满分的学生赶快来报道。

最后，顾颉刚和钱穆分别去和吴有训和陈寅恪两人解释，吴有训也受不了钱伟长天天软磨硬泡，转系问题得以解决。

但是系主任吴有训是有条件地答应钱伟长进入物理系学习的：一年内物理、数学和化学的成绩必须达到70分，否则…哼哼...你懂得...

'宝宝心里苦啊..宝宝连初中的数理化也没怎么学过啊...'只有我等弱货才这么想!人家钱伟长的字典里根本没有“苦”字!机会自己争取到了，就必须抓住它!抓住它!

经过超级认真地学了2个多月后，钱伟长的测验成绩依旧一塌糊涂。而更要命的是，他发现一个叫华罗庚的“同学”泡图书馆的时间居然比他还要长!还常常考满分!!还学一些其他人完全看不懂的东西!!!

看到这里，我们肯定在默默地给钱伟长计算心理阴影面积了，然而人家钱伟长认为这就是自己还不够努力啊，有啥啊，头悬梁锥刺股呗，2个月不行就1年呗、2年呗…..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啊，经过长期的努力，钱伟长逆袭成功，拿到了物理系的第一名!从此钱伟长的学业就一发不可收拾!

你肯定以为钱伟长就是个只会学习的书呆子!NO，其实人家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学生!

大二就拿了全国跨栏亚军，牛吧?你想想那画面，一个身高1.49米的小伙子嗖嗖地跨过了1.06米的栏，刘翔那么高的时候也未必能跨过去啊!万一跨不过去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那是多么大的风险啊!!

遥想伟长当年作为国足主力左前锋，在菲律宾举行的东亚运动会上狂虐日本队!想想现在逢日必败的国足，你们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哎，不说了，我只想给学霸，不，是学神跪了!鞠躬根本无法表达我的敬仰之情!

1940年，钱伟长考取了公费留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弹性力学，1942年又顺便拿了多伦多大学数学系博士学位。

1942到1946年间，钱伟长师从大名鼎鼎的冯卡门，研究火箭、导弹以及降落伞等课题。冯卡门是何许人也?这货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航空航天专家，但是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收了3个中国学生：钱学森、钱伟长和郭永怀。这三个学生也给老师长脸，回中国后擅于制造各种导弹、火箭卫星和原子弹啥的。

爱因斯坦看了钱伟长的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后说：“这货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啊。”

周总理亲切地说：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就是中国科学界的'三钱'嘛。

言归正传，钱伟长因为有感于祖国危难和民族需要，才弃文从理。弃文从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并付诸于行动。正如鲁迅先生立志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弃医从文一样，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大概就是说的像钱老这样的人吧。

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事迹篇2

钱伟长院士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享誉世界的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已经有多篇文章[1-5]回顾、总结、阐述和分析钱伟长院士的思想、成就和贡献。那些文章的作者，或是钱先生的学生，或是其长期共事的助手，都常面谒钱先生，有机会亲炙其教诲。我对钱先生的认识主要是读他的回忆[6]和文集[7-9]，这或许也是更年轻的一代人了解钱先生的唯一可能方式。在此抛砖引玉，分享自己读钱先生书的体会，也回顾了自己了解钱先生的历程。需要说明的是，钱伟长院士也是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在教育思想特别是办学理念方面有真知灼见。这些我都缺乏个人的思考和实践，不敢妄言。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力学研究者和教师，我从“微观”的角度谈谈自己所知道的钱伟长院士的研究和教学。

名山胜业

钱伟长院士对力学和应用数学做出了卓越贡献，反映在他公开发表的150余篇期刊论文和出版的近10部专著。重要论文都结集出版[10,11]。以下只简述钱先生3方面最杰出的学术成就。

钱先生第一个学术成就是板壳内禀理论。在1940年之前，板壳分开处理，不同几何特征的壳采用各自相应的坐标系，缺乏统一理论，也没有系统的简化与近似方法。钱伟长在1941年~1944年发表了5篇重要论文(一篇与导师辛吉(J.L. Synge)合作)，并完成219页的博士论文，提出了板壳內禀理论。他采用了一种以中面为基础的拖带坐标系并由此定义了中面的拉伸变形张量和弯曲变形张量作为基本变量，由此建立了系统的精确的板壳理论，适用于在各种不同坐标系研究各种不同形状的薄板和薄壳问题，并可以系统地进行薄板和薄壳的分类。薄壳分类所揭示了以往未曾研究的壳体问题，其中圆柱形薄壳的结果被称为“钱伟长方程”。这一理论也被国际同行称为板壳统一內禀理论。板壳内禀理论是20世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年轻的钱伟长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奠定了他在国际力学界特别是固体力学界的学术地位。

钱先生的第二个学术成就是摄动求解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在1910年近代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冯·卡门(T. von Kármán)建立薄板大挠度的非线性方程后，求解的研究进展很缓慢，冯·卡门在1940年又强调需要满足工程要求的求解方法。1947年，钱伟长对于受均匀压力的固定薄圆板，用中心挠度为摄动参数，导出了摄动解，其精度可以通过提高摄动幂次而改进。这个工作被称为“钱伟长方法”。1948年，钱伟长研究了大挠度解的渐近特性，以传统的薄膜解为外场解，用摄动法导出了靠近边界的内层解，在国际上首创了内外层联合进行摄动展开的方法，本质上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奇异摄动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初，钱伟长及其学生和助手在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研究中又有新的重要进展。弹性圆薄板大挠度研究的成果是钱伟长最重要学术贡献之一，在195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钱先生的第三个学术成就是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有限元中的应用。泛函的构造和约束条件的确定是建立力学变分原理的关键。1964年，钱伟长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建立广义变分原理，导出壳体的非线性方程。由于当时的异常氛围，投稿到《力学学报》后没有得到发表。1979年，钱伟长分别在《力学与实践》和《机械工程学报》上分两部分发表了《弹性理论中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及其在有限元 计算中的应用》，引起力学界的重视。钱伟长所提出的方法，程式化程度高，便于应用推广到流体力学等系统。钱伟长对广义变分原理的贡献是享誉世界的成就，为在数值计算中起重要作用的有限元方法奠定了基础。相关成果在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钱先生还有很多重要贡献。程昌钧教授在钱先生逝世后全面总结了他对力学和数学的贡献[4]。在此就不再赘述。

名师风范

钱先生不仅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也是杰出的教师。钱先生这样说教师。“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9]51页)” 钱先生的教学实践，向人们展示了“有观点”“有灵魂”的教学，为教师特别是力学教授树立了典范。

早在1939年在西南联大代课热力学时，钱先生看到叶企孙教授的讲课笔记，与他在清华听过的课在应用方面有所更新，就形成了这种理念。“一门基础课一定要跟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年年阅读大量有关科技国际期刊，消化吸收进教材中去，才算尽了教授的讲课责任，这使我一辈子讲课有了指导原则。([6]21页)”“后来听过不少知名国际权威如导师辛祺(J.L. Synge)、英菲尔得(L. Infeld)等教授讲授的课，也都是这样讲的。([6]21页)”钱先生不赞成教学好的标准是“受学生欢迎”“一点一划都讲清楚”，而主张要“有很多启发性的观点，让学生钻进去。”钱先生一生的教学实践，都遵循了他自己的教学指导原则，为我们展示了真正的名师风范。

钱伟长先生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回国伊始，钱先生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据钱先生回忆，“1946年到1949年初北京解放为止，我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从1946年起至1949年止，‘承包’了三校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还开设了高等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振动、弹性力学基础、传热学、轴的回转等高年级课程，几乎每学期都有很重的教学工作，每周授课15学时以上。([6]32页)”有传记资料说“每周授课21课时”([12]11页)。建国后，在承担极其繁重的科研和行政工作同时，仍坚持本科生教学。据传记资料介绍，“1954年前他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的材料力学课，1954年后他在北京钢铁学院为8大院校的教师讲授弹性力学，同时，为清华大学青年教师讲授应用数学，听众达500人，坚持到1957年，1955年还为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物理课。([12]14页)”除力学和物理课外，还担任应用数学课的教学。钱先生在《应用数学·序言》中回忆，“自1955年夏季起，为教师进修就在清华大学开讲《应用数学》这门课。每星期一次晚间讲两小时，当时听课的约400人;讲课一年半，……其后，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高教部(由清华大学执行)合办的全国力学研究班，再次讲这门课([13]2页)”。听课的学生中，有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刘延柱教授[14]。

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古稀之年的钱先生重新获得讲课的权利后，重回讲台，举办了多次系列讲座，系统地总结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据钱先生回忆[8]和传记资料[12]，第一个系列讲座是变分法与有限元，1977年8月起，为高校师生和研究人员讲70讲，听课达500人;后来又在全国各地讲了7次，听课总人数超过2000;讲义《变分法和有限元(上)》由科学出版社列入“力学丛书”出版。第二个系列讲座是在兰州讲张量分析，42学时，200人听课。第三个系列讲座是奇异摄动理论，1979年在清华首次讲，50讲，200余人听课;后来又在武汉和上海讲两次。第四个系列讲座是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讲穿甲力学，听课者250人;讲义《穿甲力学》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并获国家优秀图书奖。第五个系列讲座是1984年的广义变分原理，14讲，听讲有150人，讲义《广义变分原理》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第六个系列讲座是1987年上海工业大学微波研究所课程，20讲，84人听课;讲义《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些系列讲座的共同特点是，钱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研究成果汇集成讲义，讲义整理出版就是专著。

钱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黄黔回忆钱先生讲课情况。“在研究生期间，我先后听过钱先生讲的3门课，‘奇异摄动法’、‘穿甲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先生的课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一方面有条有理地把问题展开，另一方面又叙述了该学科发展的历史。无论是讲道理，还是讲历史，都体现了该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是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使我们了解理论的条件和局限，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在课堂上提出了许许多多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课题。听完先生的课，觉得有很多可做的工作。课堂上钱先生介绍了他自己在这一领域做过的理论工作，对别人的工作则用他自己的观点给予评价。([1]36页)”“每次听钱先生讲课，都觉得大开眼界。([1]37页)”

早在1980年，钱先生就指出，“作为一个教师，首先一定会教学，一定要从事教学工作，这是他的天职。可是要做好一个教师，不是只研究教学法，一定要在科研工作上不断前进，这样才能做好一个教师。……有一批人专搞科研工作，有一批人专搞教学工作，照那样做，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都提高不了。……教书教得好不好，要看你的科研工作有没有贡献，你的观点在不在发展。([9]32页)”钱先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好教师的榜样。在目前强调本科教学工作的大背景下，回顾钱先生的教学实践，重温钱先生的教学理念，对真正提高教学质量更有现实意义。

薪火相传

在我的中学时代，钱伟长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名字被大众知晓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还有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那些名家对我而言，都是遥远的存在，可望不可即。80年代初，我在鞍山钢铁学院机械工程系读本科时，学校最有威望的副教授(当时没有正教授)中的两位合作的论文由钱伟长先生推荐，发表在《应用数学和力学》上[15]。我在觉得他们都很了不起的同时，也觉得钱伟长先生不仅可望，似乎也可即。或许从那时起，我就是钱先生遥远的仰慕者。

就学脉师承而言，我并非与钱先生毫无关系。如前已述，我的博士导师刘延柱教授是钱先生在清华力学研究班应用数学课上的学生。1997年，我进入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刚进入所里时，博士后都没有合作导师的设置。所有博士后都可以笼统地说，在钱伟长院士领导的博士后工作站工作。不久后，为了学术和行政事务的方便，又有了各自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程昌钧教授，在兰州大学时是钱先生研究生叶开沅教授的学术助手，到上海大学后是钱先生亲自点将担任的力学系主任。尽管有这些渊源，我在学术上出道晚起点低，没有机会听钱先生的课当面请教。见过钱先生的次数也寥寥无几。

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1993年在徐州参加第5届全国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MMM-V)。开幕式大会报告时，两位前辈讨论得很热烈，争执不下。钱先生举重若轻地化解了分歧。钱先生说一方说，“不能因为还有其他矛盾，就否认人家抓住了主要矛盾。”又对另一方说，“不能因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否认还有其他矛盾。”后来又在1997年上海市非线性科学活动中心会议、1997年第7届全国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MMM-VII)和1998年第3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ICNM-III)上见过钱先生。一般都是钱先生在台上，我在台下，由遥远的仰慕者升级成为近距离的仰视者。唯一的例外是在1998年的国际会议上，程昌钧教授把我引荐给钱先生，当时请钱先生写封推荐信，因此我当面表示感谢。钱先生亲切地与我握手，然后说，“现在办任何事情，都要方方面面的努力。”20多年过去，我时常想起钱先生这似乎不经意地一句话。越想越觉得切中肯綮，玄机无限，钱先生有先知般的洞察力。只可惜很多道理知易行难。

出站后留校工作，在一些校内的会议上见过钱先生。印象比较深的有三次，这里只说其中的两次。一次会议是钱先生召集力学学科的教授研讨。他知道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中结果很不理想，似乎有一年竟然一项未中，有些着急。说我们的工作脱离了国际力学的主流。钱先生特意搬出了近年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的《应用力学评论》，告诉我们，上面的综述论文，反映了力学研究的学科前沿。那次会议几年后，我在《应用力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综述[16]。如果没有钱先生对那本期刊的高度推重，我未必愿意用几个月准备那篇所写过最长的论文。另一次会议是钱先生召集全校教授座谈。钱先生苦口婆心讲了很长时间，涉及面很广，具体我已经记不全了。会后钱先生送每位到会者一册他的《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9]，上面还该有钱先生的签名章。那本书我反复看过，堪称我教师生涯中的枕边秘籍。

钱先生创建的学术组织和期刊也为包括我在内的后生晚辈提供了锻炼和服务的机会。为推动理性力学在中国发展和促进现代数学在力学中的应用，钱先生促成中国力学学会在1979年成立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并亲自担任组长。1985年改称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到2020年已经有九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分别是郭仲衡院士、郭友中教授、戴天民教授、程昌钧教授、戴世强教授、周哲玮教授、郭兴明教授和张俊乾教授[17]。2020年成立的第十届专业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委员。1980年为“真正做到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用以推动我国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发展”，钱伟长先生创办了《应用数学和力学》期刊并担任主编。该刊创刊时中英文版同时出版内容相同以便于国际交流。为满足版权要求，2012年后中英文版各为独立期刊。我从2005年起担任《应用数学和力学》中英文版的编委，2014年起担任《应用数学和力学(英文版)》副主编。

就我个人的科学研究而言，钱先生主编的文集《非线性力学的新发展》[18]让我受益尤多。其中朱照宣先生的《浑沌》一文是许多我这代研究混沌的力学工作者的启蒙读物。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混沌的论文[19]，核心工作就是《浑沌》中介绍的Melnikov方法的应用。

钱伟长院士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在2010年5月的第3届动力学、振动和控制国际会议上，我作为第4届会议承办单位的代表，在闭幕式上欢迎同行4年后参加在上海大学举办的第4届会议。当时还以钱先生为号召。“The striking featur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is the president, perhaps the most senior university president in the world. Aged 98, he is a legendary figure belonging to the realm beyond the wildest imagine of common people.(上海大学的突出特点是其校长，或许是世界上最资深的校长。在其98岁高龄，校长是传奇性人物，所在境界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不料在7月钱先生就驾鹤西行魂归道山。在钱先生辞世10年之际，分享我对钱伟长院士研究和教学成就的认识，以寄托自己的缅怀之情。

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事迹篇3

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无锡是一个河网密布的鱼米之乡。然而在上世纪初，当西方科学已是蓬勃发展的时候，无锡市人民还在忍受封建主义的压榨和资本主义的剥削。

钱伟长的父亲作为家中长子，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他肩头，不仅要照顾妻儿，还要照顾底下四个弟弟，生活过得非常困难。因为家境不好，钱伟长格外懂事，在他五六岁时，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在田野间，经常能看到钱伟长割草的身影;在小河里，能看到他时而潜入水中捕鱼捉虾;亦或是在他家中，看到他在埋头糊纸盒。

虽然家境贫穷，但钱伟长的父亲格外重视教育事业。钱伟长7岁时，便将他送入当地一所还不错的学堂学习。但没过多久，七房桥就被一场大火吞噬，钱伟长的家也变成了一片灰烬，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没有办法，父亲只好带一家子人从七房桥搬到荡口镇生活，钱伟长也转学到一所小学读书。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帮家里干活。

小学毕业后，母亲劝他去铁路局或者邮政厅打工，迫于生计，钱伟长不得不辍学打工。1925年，父亲被无锡县一所中学聘用，家里的生活得到改善，钱伟长也得以继续在无锡县学习。

钱伟长来到无锡县立初中读书，因为成绩优异，不久后被叔父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高中部录取。苏州中学当时远负盛名，有大批优秀的老师，舒适的教学环境和严格的教育制度。在苏州中学，钱伟长对历史文学有很大的兴趣，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物理、化学、生物成绩非常差劲。

之后，父亲因病去世，弟弟妹妹又接二连三夭折，对钱伟长打击非常大。于是，他化悲愤为动力，努力学习，被清华、交通等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听取叔父的建议，结合自己的兴趣后，钱伟长选择了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1年9月，钱伟长怀揣“文学梦”走进清华大学。同年9月18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广播里播放着“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并声称中国没有飞机大炮，打也是失败，不如节省兵力”。钱伟长听到这句话当时就火大，决定要专攻物理系，学会造飞机大炮。

同时，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九一八”事变，变得十分热门。清华大学新生都想转专业进入物理系，但是教育资源有限，只有10个名额。

为了可以转入物理系，钱伟长每天早上都去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的办公室软磨硬泡。吴有训认为钱伟长物理成绩太差，只有5分，不如好好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没有同意。

但最终敌不过钱伟长的坚持，吴有训决定让钱伟长先来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这年期末考试，钱伟长的物理和高数成绩没有达到70分，那就不能继续学物理，要回去好好学文学。

面对吴有训提供的宝贵机会，钱伟长十分开心。虽然他物理考得不好，但他相信自己可以好好学。皇天不负有心人，钱伟长这一年时间都在努力学习，一天最多只睡5个小时。

就这样，钱伟长在一个学期内把高中所有课程都补上了，并且还学完了大学课程，在期末考试中，钱伟长每一门都在70分以上。四年后，钱伟长成为物理系最优秀的学生，他也将自己的“文学梦”蜕变成“强国梦”。吴有训十分器重钱伟长，收他为研究生，二人一起研究光谱分析。

1939年夏天，钱伟长当时正在西南联大任教。这年因为“庚子赔款”事件，英国便在上海、昆明、重庆等地招收20人公费去英国留学。虽只招收20人，但当时却有3千人报名参加考试。

钱伟长也想把握机会，也报名了，但他选择的专业只招收一人。考试成绩公布后，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家翘并列第一。经过再三斟酌，确定将他们3人都录取。

9月1日，22位留学生在香港集合，打算一同前往英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对德国宣战，无法接收留学生，这一件事就被耽搁了。

同年12月，英国告知留学生来上海集合，安排他们去加拿大留学。当他们即将踏上轮船时，才拿到护照，但有一个学生仔细一看，发现这居然是去日本的签证。

这可让学生炸开了锅，一同学说：“日本侵略我国，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领土，屠杀同胞，我郭某人不会去日本留学。”接着大家都把行李扛回家，看着轮船远去。

直到1940年1月，钱伟长等人才拿到真正前往加拿大的护照。在多伦多大学，钱伟长拜师辛吉教授门下，并有序开展科研工作。

一天下课后，辛教授把钱伟长叫来自己的办公室，询问道：“你来我这里，准备做什么呢?”钱伟长老老实实回答：“我之前是学物理的，在国内做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对弹力学感兴趣，现在想继续从事之前的研究。”

辛教授听到后眼前一亮，拍着钱伟长的背，高兴地说道：“太好了，我也正在研究这个课题，我们一起合作吧!”于是师生二人一起努力，争取突破板壳内禀统一这个难题。

半年后，钱伟长终于登上了弹力学这座高峰。在艰苦的思考和繁琐的计算中，运用张量分析原理，找到了统一的公式，这对世界而言是一重大突破，那年钱伟长才28岁。

这篇论文被收录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中，同时也收录了爱因斯坦的论文，钱伟长因此名声大噪。

由于钱伟长的出色表现，多伦多大学于1942年授予他博士学位。随后，收到了冯·卡门的邀约，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钱伟长来到美国后，发现钱学森也在冯·卡门的门下工作。

早在1936年，冯·卡门就开始倡导开展火箭推进系统的研究，并在1944年成立了喷射推进实验室。冯·卡门对中国学生努力学习，勤奋爱动脑的行为十分赞许。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伟长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钱伟长主要担任的课题是火箭的起飞、飞行中火箭的翻滚、火箭的弹道控制等。没多久钱伟长便发布了好几篇论文，并在研究、设计等环节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之后钱伟长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规划和研究。在这个课题中，大家遇到了一个难题：很多科学家都有设想人造卫星在太空失去动力后，每绕地球一圈就会往下掉一点，最后坠入大气层被烧毁。那么每绕地球一圈会下降多少呢?冯·卡门将这个问题留给钱伟长计算。

钱伟长在宿舍奋战三天，在第四天上班时将结果汇报给了冯·卡门。这一结果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直到今天都还在被大家使用。之后冯·卡门又让钱伟长做了许多其他课题，钱伟长算得又快又准。

正当钱伟长工作已小有成就，得心应手时，他听说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消息，当即打算回国。但冯·卡门怎么舍得让这么能干的助手回去呢?直接拒绝了钱伟长的回国要求。

眼看这个办法行不通，钱伟长只好另辟蹊径。几天后，钱伟长找到冯·卡门，以一种哀求的语气说道：“我已经七年没有回去了，我非常思念我的妻儿，希望您可以允许我回国探望，请让我请假回家探亲吧……”钱伟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冯·卡门也不好拒绝，同意他回家探亲，并嘱咐他早点回来。

1946年5月，钱伟长踏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他早就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为了不被怀疑，他只带了两个手提箱回去，手提箱中都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带。

回国后，钱伟长立即投身于重建清华大学的工作。他担任清华大学的教授，同时还在另外三所大学兼职任教。他也不负众望，包下了这几所学校物理系的所有课程。

那个时候教师的工资非常低，生活过得很艰苦。有了两个小孩后，钱伟长不得不经常借钱为生。

1948年，钱伟长的生活面临重大困难，他之前所在的美国研究院给他送来了护照，并允许他全家前往美国。

但条件是钱伟长需要签订一份类似于“如果中美交战，钱伟长必须无条件忠于美国”的合约。虽然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但钱伟长还是拒绝了美国的邀请。

同年，钱伟长参加了创建北京大学力学专业，同时出版了《弹性力学》，并成立了我国首个力学研究班。这个班的大部分成员，毕业后都成为了中国从事力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为中国机械工程、航空航天等领域做出不少突出贡献。

1954年，钱伟长和学生一起从事科研工作，并出版了科学著作《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这本书中的解法也被大家公认是最经典、最实际、最便捷的解题方法，后被人称为“钱伟长法”。

钱伟长一直默默研究科学理论，将论文全部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仅在1979年，钱伟长就发表了15篇研究论文。

1980年，钱伟长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身份，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再一次走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坛，他的课程吸引了很多听众，为此钱伟长还开设了一门新课程，并撰写了六七十万字的演讲稿。

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后，发现这里存在许多弊端，他把这些弊端归纳总结为“四堵墙”。

钱伟长在会议中指出：“高校办学的根本目的，一是出人才，二是出成果。”同时，他认为学校要建设好，必须拆除这“四堵墙”。针对拆除“四堵墙”，钱伟长多次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堵“墙”，是有关学校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当前学校教的东西并不是国家建设中需要的东西，或者说已经跟不上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了。想要使大学继续获得社会的认可，就需要促进大学里各系和各部门同有关厂、所建立协作关系，使学校更广泛深入同社会取得联系。

第二堵“墙”，是有关校内各系、各专业之间的对立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学科，如果在各学科间筑起高墙，只会使学生故步自封。现在各个院系专业之间对立的状态，一成不变的思想，难以适应当今社会跨学科领域的合作，也难以面对经济建设综合发展的局面。

第三堵“墙”，是有关教育和科研之间的隔绝问题。我们现在的教师一般只教书，很少在教书之余做实验，这样的教书方法难免出现一个讲义用十几年的状况。也不能一队教师只做教学工作，另一队教师只做科研工作，应该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也要搞科研，向一个教师队伍、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目标努力。

第四堵“墙”，是有关教与学的矛盾问题。很多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的，只是把知识教给学生，极少注意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我们历来那些传统的教学方式，死板地由老师灌输给学生，教学观念存在很大问题。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我们需要的是有自学能力、不断学习新知识，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有更强胜任力的人。

从上海工业大学到上海大学，所开展的各项教育教学改革的脉络来看，钱伟长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拆除四堵墙”。作为“拆除四堵墙”的重要组成部分，通才教育思想也作为办学理念，为教育改革提供指导与支持，从而直接推进上海大学的教学改革。

钱伟长站在时代发展的角度，历来反对专业分得很细，直指过分专业化的问题。他说：“过去是劳动密集型工业，现在是知识密集型工业。”社会生产不停发展，行业知识持续更新，多领域不同知识的碰撞，才能有更多创造。

因此，他对过去的专业教育提出了批评：“狭窄的专业教育，只能适应比较停顿的社会。”钱伟长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过去的大学教育体制和教学体制已经产生了诸多弊端。

其中最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太死板，二是太针对。钱伟长指出大学教育的误区，表明我们决不能局限于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应该从学生的终生发展考虑。

在钱伟长看来，从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自学能力角度来看，未来社会需要的是通才，而不是专才。专业教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当今时代的创新进步，多是通过专业之间不同知识的碰撞而迸发出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教理论力学的不懂材料力学，教材料力学的不懂理论力学，是不行的。

另外，钱伟长主张学科专业通过选修课拓宽。他认为：基本的东西要宽，尽量把专业去掉，改用选修课的方式。我们的学科专业通过选课拓宽，让学生能够自主选择不同院系的课程。因为从学生知识结构发展的规律来讲，专是在广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在课程体系上，拓宽基础反对专业细化，跨越学科发展、适应学科交叉的新形势。

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钱伟长多次提到学科交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每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如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个体行为到群体行为的整个过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群体行为，在这点上可将两者联系起来。由此可见，交叉是必然的，是客观规律。

同时，钱伟长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认为应该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知识联系在一起，在学科交叉中寻找实际问题，突破关键瓶颈。在高等学校进行改革，及时改进我们系科设置和教学内容，把它们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

最后，钱伟长针对学科综合化的趋势，明确提出了文理结合。二战以来，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发展日益频繁，比如计算机知识跨越交叉到其他学科等等。有时候，还会在几种学科之间形成新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即“学科的综合化”。

学科的综合化，要求高等教育结构发展也向综合化进行，高等教育的综合化将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

我们国家长时间的学科分裂，降低了人才质量。因此学科的综合发展势在必行，专业化教育已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考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打破学科界限，促进学科交叉，倡导通过文理结合，培养新时代的创新人才。

在钱伟长的领导下，上海工业大学越办越好，随后与其他四所大学合并为现在的上海大学。到1996年，上海大学已经成为了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在2007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比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钱伟长直到2010年7月去世都是上海大学校长，享年98岁。

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事迹篇4

面对钱伟长，推选委员杜玉波说，奠基中国近代力学，他是伟大的教育家，而一生坎坷，从未放弃理想，为国家谋，为天下谋。

推选委员纪宝成说:《论语》载：子以四教 文 行 忠 信，钱先生以毕生的身体力行，昭示了一位学者的坚持与信仰。

颁奖辞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事迹回溯

1912年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钱伟长的国学功底非常扎实。1931年，18岁的他以中文和历史两门满分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

钱伟长：如果要是考状元，我是要考状元的。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国难当头。马上要进入清华历史系学习的钱伟长，得知这个屈辱的消息后，当天决定：弃文从理，科学救国。

钱伟长：蒋介石说的，谁要站起来，不要抵抗，因为人家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这个火了，年轻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个玩意儿了，我要学飞机大炮。

而之前的录取考试中钱伟长数理化加英文的总成绩只有25分，放弃双百的文史转学物理，钱伟长无视个人的风险得失。

钱伟长：我这些都没考虑。我是将来要造坦克。就是这样的思想。

钱伟长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70分，四年后成为8名顺利毕业的学生之一，且成绩优异。

1939年钱伟长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获得宝贵的去加拿大学习的资格，但是因为搭乘的轮船要在日本横滨逗留三天，钱伟长等留学生拒绝上船。

钱伟长：我就不干了，敌国我们不能去，当场就有好多人把护照扔在黄埔江里头了。

经过近一年的等待，1940年8月，钱伟长等留学生才搭乘不停靠日本的轮船出发，赴加拿大留学。赴加拿大50天后就因为一篇论文的发表而成名，两年后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至1945年，钱伟长已经成为了一名国际范围内的知名科学家。且收入颇丰。

钱伟长：那很不错，大概八万美金一年呢。

就在钱伟长科研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传来了国内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此时他选择了回国，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机械系担任教授。

钱伟长：我是决心，来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

但连年内战，经济衰退，到1948年时，钱伟长的工资只够买两支暖瓶。此时，钱伟长有机会再回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但申请护照填表时的一个问题却让钱伟长选择了留在中国。

钱伟长：最后一项我填不下去了。他是讲假如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我说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

1956年，作为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钱伟长参与制订新中国第一章科学发展蓝图--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钱伟长提出国家要优先发展原子能、导弹和航天等，当时除了钱三强、钱学森，其他所有参与规划的400多人都不支持他，而且这400多人的身份都是各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钱伟长：我觉得我还是要说真话，国家应该怎么办呢，不能听这些话。 吵了一年多了，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事实证明，没有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中国，成为不了当时改变世界格局的新兴力量;没有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中国，也成为不了现在以及未来对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蓝图才刚刚展开，反右运动来了。1957年6月，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在实验室负责扫地一年，之后下放农村劳动。

钱伟长：那无所谓。我告诉你，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子、女儿都没上大学。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我也不退。

被打成右派后，钱伟长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发挥自己所长。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一百多项。

钱伟长：我是爱国的，对国家好才行。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

1979年钱伟长重新投入祖国的教育事业，直至2010年去世。九十八年，钱伟长用九十八年的人生，研究了一门他认为最重要的科学：爱国。

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事迹篇5

他是一名科学家，被誉为我国“力学之父”，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科学界著名的“三钱”;

他是一名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体力行推动国家社会发展;

他是一名教育家，一手创办了上海大学，是我国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并时刻关注民办高校、基础教育的发展。

他就是钱伟长，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留学海外、受中西文化熏陶的大家，一生成功扮演了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等多重角色。日前，记者专门前往上海大学拜访这位卓越的长者。

在最近几十年，钱伟长作为教育家的形象日渐鲜明。钱老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有关教育思想的论述，里面闪烁着的前瞻性观点不得不让人钦佩，他在1984年就主张“我们必须实行开放式的办学”，强调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和企业签订合同，开发科技服务。如今产学研合作、三区联动已经成为高校发展的重要模式。他主张拆除四堵墙——学校和社会之间、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教与学之间的墙。他还说，“我是反对教材统一的，教学计划要统一，我也反对。教学大纲还要经过集体讨论，我也是反对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这样的真知灼见依然值得今天的大学深思。

当我问钱老最近在忙什么，他告诉我自己最近正忙着一件“大事”：给苏州中学高二·十六班的同学回信。正在开展“向院士学习”的高中生们专门把自己的班命名为“钱伟长班”，他们希望听到来自钱老的教诲。秘书说：“不管多忙，不管身体状况是否允许，这样的信他是一定要回的。”因为，在钱老心里，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事情，学生总是他最大的牵挂。秘书已经按照钱老的意思给学生拟好了回信，写满了整整两页A4纸，信里说：“希望学生从活动中学到院士的精神，学到忧国忧民、祖国至上的品质，自强不息、安贫乐道的气节，探索真理、勇攀高峰的锐气。”

在这位自强不息的95岁老人心中，爱国和教育是永不磨灭的主题，相信这仍然会给今天的人们特别是教育工作者更多的启示。

拼搏不息的可爱老头

见到钱老的时候，他正坐在清晨的阳光里，一个人摆着棋谱。白色的衬衫外面套着黑色的毛线背心，银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眼神专注认真。

左手白子，右手黑子，落子、提子，清晰的棋谱就在他的脑子里。下棋是他年轻时的习惯，如今成了他晚年最大的爱好。即将迎来九十五岁生日的他，依然精神矍铄，充满智慧。

他下棋所在的房间就是他平日里饮食起居的场所，坐落于上海大学延长校区的乐乎楼，仅七八十平米，房间的布置非常简洁，没有豪华家具，沙发、桌椅仍是十几年前的风格，隔壁的书房摆满钱老主编的杂志和各种书籍。钱老在上海没有房产，他说他喜欢住在学校里，因为可以随时随地看着他一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上海大学。

钱老向我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7点起床洗漱，早饭包括一个包子、稀饭、水果、牛奶、鸡蛋，有时候还会要求吃点小馄饨。8点接待来访客人，处理一下事情，听秘书念当天的报纸，他很关心当今的国际局势和国家的新政策。然后钱老会在楼道或者是校园里散步，午睡一般到下午三四点，晚上8点半就要上床睡觉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正是他长寿的秘诀。

钱老房间的电视机上醒目地放置着两样东西：一张照片和一个铭牌。照片上的他穿着大红的夹克衫，颈系红领巾，被拿着鲜花的小学生簇拥着，这是去年他到母校荡口小学时拍摄的，十八年来，他坚持每年到那里与“科学小院士”谈心、交流。那件铭牌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2005年11月颁发给他的“荣誉会员”证书。之所以把这两件物品摆在最醒目的位置，是因为钱老最看重科普工作者和教育者的身份。

他经常到校园里散步，他说最喜欢看学生穿梭在校园里，步履匆匆地赶往教室上课，每当这时，他会兴奋地点头说，“很好!”一旦看不到人，他会马上嗔怪道，“人都到哪里去了?”等到旁人告诉他，学生们放假了，他才放下焦急的心情。学生们看到钱老都会热情地上来打招呼，对于学生拍照的请求，他从不会拒绝，总是展露微笑，积极配合。

身边的学生、工作人员更愿意这样评价他：一个拼搏不息的可爱老头。

“拆墙”理论的魅力

“做了20多年校长，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师资队伍建设。”

“你觉得自己最成功的是什么?”

“我把师资队伍改造好了。”

思维敏捷的钱老，对于记者的提问，给予了巧妙而恰当的回答。

而师资队伍的改造，来源于钱伟长的一个理念：教师要教好课，必须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做后盾。而这正是围绕“拆除四堵墙”的教育思想展开的。四堵墙即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而他拆墙的核心目标就是：办出能兴国的教育。

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大学是开放的

钱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为适应上海新的工业结构的需要，改造和发展专业;和企业签订合同，开发科技服务，为工厂企业工程师以上的专家开设最近五年科技发展动态和方向的讲座等等。

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反对照本宣科的教书匠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这样一个说法，科学院搞科研，大学搞教学，虽然最后并没有成为定论，但是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钱老多年坚持必须把教学与科研结为一体。

“一个搞科研的教师和不搞科研的教师是有根本的差别的。”钱老说，必须把最前沿的科学成果带给学生，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当你走向社会，面对实际工作的时候，你要首先提出问题，正确地提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科研工作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拆除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不再隔行如隔山

钱老最近还强调，我不是反对抓专业教育，而关键是反对专业过早、过专。而且在我们中国大学这样的学制下，专业的教育应该放到研究生阶段，本科还是一个打基础的通识教育。如果按这种专业教育做下去，那么基础就不够广阔，而且，学术思想也不行。

自然学科、技术学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传统的学科分割线如果消除，他们将会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相互“取长补短”。

拆除教与学之间的墙，资深教授上基础课

钱老在自己的《八十自述》里写道：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

钱伟长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来，经过研究生培养的年轻老师，应该首先开专题课，开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逐渐的成为副教授以后，可以开专业课。资深的老教授，应该去开基础课，“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知识面也宽了，工作经验也丰富了，讲课的经验也丰富了，你也有能力掌握100多人的大教室里的教学秩序。”

钱伟长的科学成就

1941年，发表了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的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理论论文，当年他获得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1942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所工程师，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指导下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

1946年，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1947年，在正则摄动理论方面创建的以中心挠度wm为摄动参数作渐近展开的摄动解法，在国际力学界被称为“钱伟长方法”。

1948年，在奇异摄动理论方面独创性地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1951年，他招收我国解放后的第一批力学研究生。

1954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出版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创办了“力学研究班”，该班学员大多成为我国从事力学研究和教学的领军人物。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有人说，钱伟长太全面了，他在科学、政治、教育每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钱伟长见到记者时仍然在强调他不变的那句话，“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用六十多年的报国路诠释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专业：爱国。

弃文从理到文理相通

弃理从文相对容易，弃文从理可谓难上加难，钱伟长的弃文从理一直被奉为一段佳话。

1913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里七房桥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乡村教师，当地历来尊师重教，钱家素以诗书传家，叔父钱穆成为他的启蒙老师。

1931年，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科两个100分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0字，出题目的老师给了我100分;历史题目是写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又是满分。”

就是这样一个文史功底深厚的青年在入学第三天就萌发了放弃文科的念头。入学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受爱国情绪的激发，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经过艰苦努力转入物理系学习，踏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对一个物理得分不怎么高的学生来说，弃文从理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5个，最终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

如今，在上海大学，人人都知道，钱校长是多么重视文科的发展，每年他都要前往文科学院调研，听取文科教师的要求。钱老和费孝通先生是挚友，费孝通当年被钱伟长聘为上大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共同推动上大文科的发展。钱老主张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一个社团，上大搬迁到新校区后，他亲自出面，专门召集艺术教育老师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新校区学生的艺术教育和社团发展。校长亲自出面抓艺术教育，当时并不多见。

义无反顾回国服务

这些年，经常有记者采访钱老，每当有人问：“当年为什么义无反顾地从美国回到中国?”老先生都会用略带不满的语气回答：“难道你不爱国?”义正辞严。钱伟长先生说：“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在“一二·九运动”中，钱伟长是一个积极分子，凡是清华大学学生参加的重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他都参加了，他还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抗日宣传团，骑着自行车南下宣传。

抗战胜利后，钱先生1946年就从美国回到中国。当时对美国人讲的理由是：离家多年，儿子已经快7岁了还没见过，所以要回来探家。1948年，中国处在内战时期，清华的教授都非常艰难，生活非常苦。这时，一个老朋友从美国回到北京看望他。老朋友觉得钱伟长的生活太困难了，告诉他加州理工学院仍然欢迎他回去工作，还可以把全家一起带去。但在办理签证手续的时候，当中有一栏：“如果中美交战你能不能站在美国一边”，他的答案是“NO”，毅然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教育学生以国家为重

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是1982年考上钱伟长先生的研究生的，直到1987年博士毕业。周哲玮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后，问了钱先生一个问题：“钱校长，您看我今后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就因为这样一个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问题，他挨了一顿批评。钱校长说：“你还是那套做学问的想法，什么叫往哪个方向发展?是将来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周哲玮在跟随钱老做学问、办学校的过程中，理解了钱先生的为人为学之道，“为了社会搞教育，为了社会培养人才，为了社会做工作，这一点贯穿了钱伟长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生涯。”

钱老从1948年开始带研究生，到2005年送走最后一批博士，可谓桃李满天下。“您招研究生有什么标准吗?”钱老笑着回答我，“研究生复试，我从来不问科学知识，我只问人生方向，比如我问他们‘你觉得读书做什么用’、‘家里支持不支持’、‘自学能力如何’……”看似简单的问题，钱老是想更多地了解学生读书学习的目的和目标。

“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这是钱伟长的育人理念。

他的身影遍及全国

1978年到1983年，钱伟长在全国180个城市做了300多场报告，宣讲“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几个问题”，听讲人数达30余万。

钱伟长经常到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贫困的边远山区参观视察。一直为教育改革、乡镇企业、农村教育、星火计划推广等建言献策，他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建议。

1983年，他和费孝通一行访问了常州、无锡、宜兴等长三角10个县市的乡镇企业，意识到乡镇企业发展中所遭遇的人才问题。于是，他支持张家港繁荣乡镇企业，兴办沙洲工学院，并兼任名誉院长，为乡镇企业输送人才。此后他还行程几万里，推广张家港农村经济的发展经验。

他出谋划策的事情还有：1980年参观福建马尾港时，其中有四个泊位因选址不当而淤塞，钱伟长建议在对岸水中堆积卵石，束水攻沙，解决了马尾港泥沙淤积问题;建议用分级提水的方法解决定西地区的干旱问题，提出“以水发电、以电提水、建设灌区、兴办粮仓”的扶贫方案;在甘肃白银和金川新建矿区，明确提出“超产留成，进行原材料深加工，带动地方乡镇经济发震”，使金川变成了河西走廊东段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

汉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生前一提到钱老，敬重之意总是油然而生。1981年6月中国成立中文信息研究会，钱伟长当选为理事长，他一头埋进发展计算机汉字处理的事业当中，在1985年提出了宏观字形编码法，俗称钱码。他把汉字151种基本部件按形状相似、相近归类，定义在39个键位上，便于联想，记忆量少，以高速易学闻名于世。

最喜欢称他“钱校长”

我问钱老：“在科学家、政协副主席、大学校长、教授等诸多称呼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钱老没有犹豫：“当然是校长了。”

他又补充说：“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

1983年，钱伟长开始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组建新的上海大学，他继续担任校长。如今，他是全国在位的最年长的校长。在上海大学，不是所有的学生、老师都见过自己的钱校长，但是在他们心中，钱校长的理念思想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钱老给这所学校烙下的印记已经成为一种天然的养料，在上海大学的校园里，关于钱校长的传奇、故事被口口相传。

毕业典礼每年亲躬

从担任校长开始，每年参加本科生、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与毕业生们合拍毕业照，已经成为钱老坚持出席的活动。

“听说您每年夏天都要参加毕业典礼?累吗?”

“这是校长的职责，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每年炎热的7月，钱老会顶着烈日，奔波在延长、宝山、嘉定三个校区，每个校区花上两个小时，和每一个班级拍一张毕业照。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用发自内心的笑容，目送学生。很多毕业生都细心珍藏着与钱校长合拍的毕业照。

周哲玮感叹说：“这就是教育家，心里总装着学生。如今很多年轻的校长都做不到这一点。”

钱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总会成为那一届学生心中永远的纪念。2005年，身体有些不适的钱伟长依旧出现在了毕业典礼上，告诉学生们：“今天你们毕业了，快要离校了，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后天下之乐而乐，乐过没有?我希望你们真正能乐，忧最终能成为乐!”

画出新校区规划草图

“你可能想不到，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的草图是钱先生画的!”周哲玮清楚地记得，钱校长拿着比例尺，凭着自己深厚的科学底子和造诣，给出了上海大学新校区的设计概念。

各个学院的教学楼都是打通的，方便学生可以在课间更换教室。如今走进上海大学，右边一排白色教学楼，通过二楼的一个通道，互相连通。下课铃一响，通道上就有着川流不息的学子，他们在钱校长铺就的通道上赶往下一个课堂。

“那时候钱校长坚持女厕所面积要大于男厕所，设计师不理解，说从来没有这样做的。钱校长非常坚持，他说‘女生上厕所的时间比男生长，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周哲玮告诉记者，学校最终采纳了钱校长的意见，这样的预见性在当时非常少见，而事实恰恰证明了钱校长的远见。

校园里的畔溪湖也是钱伟长坚持要挖的，当时也有人反对，理由是“难以管理”，但是钱校长说，“一所大学没有水，就没有灵气。”如今，鱼、天鹅、野鸭、鸳鸯都在这个湖里嬉戏，给这座菁菁校园增添着生动和灵气。这座湖已经成为上大学子的精神栖息地，伴随着一代代学子成长。在旁边读书、休憩的学生总会感激自己的校长，他用一座湖传达出了对学生的关爱和希望。

短学期制是他的首创

上海大学的学期制度在全国高校里独一无二，每年三个学期，每学期10周讲课，2周考试，半星期休息，暑期为13周。

“听说这是钱校长从美国带回的管理方式?”

钱校长不置可否，“事实证明短学期制非常利于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一方面可以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延长暑假，可以给教师充分的时间备课和进行科学研究;对学生而言，短学期制的考试很像老学制的期中考试，学生易于准备，更重要的是，学生也有充分的时间参加社会实践。”

除了短学期制，上大还有另外的两制：学分制、导师制。创始人都是钱伟长。上大是上海最早开展学分制的高校，也是公认的开展学分制最成功的高校。如今，在钱伟长的带领下，上海大学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事迹篇6

1983年1月19日，钱伟长到任，三天后和全校师生见面。他精神矍铄，冒着严寒深入各系、基础部、分校、图书馆等进行调研，边看边向身边人询问，遇见小问题便提意见，安排人抓紧时间解决，大毛病则记在脑子里。

也正从那时起，钱伟长守了一份事业近30年：当校长、育英才。

一位老校长的教育经

1983—2010年，钱伟长先后担任过上海工业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或校董事会董事长等职务。他作为教育家的形象日渐鲜明：是革新育人理念的先行者，有着紧抓师资队伍建设的硬派作风。

初到上海工业大学时，他了解完第一手材料，就以教育家独有的眼光和魄力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主张举办高级进修班，帮助教师更新知识，展现新面貌。他还强调学生的知识面要宽一些，胆子大一些。学校则要以科学的态度努力改革，爱护青年人，把学生培养成有朝气、有正气、有责任感、有本领，为祖国四化服务的有用人才……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里写道：“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他还说，自己是反对教材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等模式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此外，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钱伟长增设了许多新科系，使学校整体发展显现出蓬勃生机，教学科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91年6月，他被聘为暨南大学名誉校长;1992年，他率先提出并实行学分制，不久后风行全国。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与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任校长。他计划建设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

在上海大学，他任职时间长达16年，主张“我们必须实行开放式的办学”，强调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产学研合作等。他提出“拆除四堵墙”的口号，即打破学校和社会之间、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教与学之间的壁垒。

在这种超前教育意识的指挥下，1996年，上海大学已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2007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早年老先生在世时，上海大学里常见到他的身影。他的银发总是梳理的纹丝不乱，要看见步履匆匆赶往教师的学生，就会兴奋地对身边人点头，称“很好!”一旦看不到人，立马显得不自在，询问：“人都到哪里去了?”当得知正常放假，才继续散步。

闲暇时，钱老喜欢和年轻一代聊天。有一次，他从全国形势讲到上海大学的“211”建设，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历史讲到研究生怎么做学问，足足讲了40多分钟。

为人没架子、科学研究做得一流，钱伟长成了身边学生和工作人员口中“拼搏不息的可爱老头”“老校长”。

2011年，在钱伟长诞辰99周年之际，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宣告成立。它的前身是钱伟长在1997年倡导成立的基础教学强化班，2007年升格为自强学院;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如今，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已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首批17个试点学院之一，设有理科试验班(包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材料设计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等5个本科专业)，联合上海大学其他院系所，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

物理考5分，逆袭成清华教授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钱伟长是行家，比当校长的经验还要丰富。“1946年，钱先生回国后在清华讲的第一节课是《近代力学》”，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哲敏回忆到，“钱先生讲课很生动，我当时已经上四年级，可以说钱伟长先生是我力学的启蒙老师。”

从一名学子到站上讲台授课，钱伟长与清华大学结下颇深的渊源。

1931年，钱伟长以突出的文史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他中文、历史成绩均为100分，物理成绩5分，化学、数学成绩总共20分。但就是这个“偏科生”，入学不到一周便申请转去物理系。

“高中毕业后，我的兴趣全在文史国学方面，一心想报考名教授众多的清华大学文学院。可是，开学后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热血奔涌，我下定决心‘弃文学理’，改学物理。我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中国人自己先进的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钱伟长曾在书中郑重地写道。

之后他克服种种困难，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赴加拿大深造学习应用数学、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任职。在此期间，钱伟长与恩师辛吉教授合作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一世界性难题、与爱因斯坦等知名科学家合著论文集。

声名大噪后，他选择归国效力。1946年，他借着探亲的名义悄然回国，站在了清华大学的讲台上，负责讲授工学院全部班级的力学课。

由于刚从国外回来，钱伟长的教育方法、教育思想非常先进，讲授内容对学生有很大启发。并且凡是他的学生，他都乐于指导论文、推荐期刊杂志发表，但绝不署名。他还教导学生以后做了导师，要认真对待每一篇投稿，不要轻易否定年轻人，应该多发现他们的优势。

在他的积极影响下，清华大学走出一批能堪大任的人才，比如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郑哲敏、兰州大学力学系创办人叶开沅……

让祖国科学大业“燥”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历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还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随着任职道路渐宽，他肩上的担子也越发重了起来，既要承担科研任务，又要践行社会职务的责任。1952年，钱伟长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缅甸、印度;1954年，他提出了“圆薄板大挠度理论”，两年后获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54年至1958年，他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期间，当听闻钱学森即将回国，钱伟长十分兴奋，紧接着还迎来了与其共事的机会。

1956年，国家为系统地引导科学研究为社会建设服务，开始着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中长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时候，钱伟长科研、教育、管理两手抓已经有一段时间，对国际局势了解，对国内大环境也有清晰的认知，与钱学森、张稼夫等组成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参加编制工作。

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引领下，57项重大科学任务、616个中心问题被确定，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不仅有了一个发展纲领，而且以保障这一发展纲领的实施为依据，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钱伟长正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同时与钱学森等人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他们针对力学学科发展提出：“到1962年应培养出力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1670人，副博士445人;到1967年，要培养出力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6500人，副博士1258人。只有如期和无折扣地实现这个目标，才能迅速改变我国力学人才极度匮乏的状况，在力学各个领域展开工作，对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于是，“12年规划”中多了一项力学学科规划的紧急措施，那就是号召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合作举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为国家大力培养、紧急输送力学专业人才。

研究班在清华大学正式开班，经钱学森、钱伟长筹办，是新中国大规模培养力学人才的试验和创举。1957年，研究班首届招生127名，1958年第二届招生64名，1959年第三届招生134名。

钱伟长作为授课教师，负责讲授应用数学课程。那是国内首次开设的课程，由他亲自设计、自编讲义，讲授内容与传统的数学课大有不同。

据学员沈季敏回忆：“钱伟长教授讲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推导出整个黑板数学公式，清晨每次从清华园冒寒来授课。一开始讲应用数学就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是一个崭新的应用数学体系。”

力学家、力学教育家嵇醒也深有体会。他是钱伟长为首任班主任的、首届工程力学研究班的成员，谈起那段日子，还记得课程是从工程误差分析讲起，再之后讲了些量纲分析和相似理论等。总之，那是一门对学员日后的科研工作助益极大的课程。学员们毕业以后，多以钱伟长、钱学森等为榜样，经过多年的锤炼，“绝大多数成为我国力学学科的科研和教学的骨干”。

例如，首届学员吕德鸣、潘先觉、范本尧等被抽调参加中国科学院的581任务，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为我国航天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样来自力学研究班的俞鸿儒、朱仁芳、范本尧等人，则陆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力学学会两届常务理事会的20多位常务理事中，分别约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成员系力学研究班的学生或青年教师。

育人也“驭”书

在成为教育家之前，钱伟长先是位科学家，向世界贡献了以钱式命名的诸多力学、应用数学成果，例如“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同时少有人知道的是，他还为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第一套现代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过程中，钱伟长先后担任第一版的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第二版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并积极参与了第一版的领导、组织、编审和撰稿工作。

据了解，《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卷出版。他担任了《物理学》和《力学》两分卷的编委会副主任。任职期间，他凡事亲力亲为，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各分卷留下的档案里，很多卷宗封面上都签有“钱伟长先生审读并同意”的字样。

“钱先生除了审阅稿件外，还对具体的出版工作考虑周到、布置缜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4月1日题为《〈力学〉卷拟有选择地出小册子》的‘简报’中记载：钱伟长同志提出，出小册子的办法很好，但不要叫‘分册’，而叫‘稿’……”并且还附上了详尽、严谨的理由。

他提建议都提得十分考究，亲自“操刀”自然更为谨慎。钱伟长撰写和参与撰写的条目共7条，共计2万余字。其中，由他亲笔撰写的“力”条目手稿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迹。9页纸合计3600余字，释文行楷手书，字迹苍劲有力，编写合乎体例，行文字斟句酌，叙述深入浅出。一位教育家的用心跃然纸上，也体现了“让最合适的人撰写最适合的条目”的原则。

如今，《中国大百科全书》发展了一代又一代，惠及全国各界学子，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百科知识体系。钱伟长理应出一份力，居一份功。

他编书、读书、爱书，也藏书，一生积累了大量珍贵图书和学术素材。从20世纪50年代起，钱伟长开始利用邮购的方式收集资料，保存下不少应用力学、数学等原版图书，成为学科溯源的一笔宝贵财富。

2010年，遵照其遗愿，钱伟长的家属代表和上海大学签订捐赠协议，向上大无偿捐赠钱伟长收藏的全部一万余册图书资料，让更多学子享受这份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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