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政策

金融监管政策汇总

正在酝酿的资管、非法集资等领域政策体现了协调监管意味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表示，防范金融风险必须从风险形成的源头强化金融监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统一，防范监管套利。目前，针对资管和非法集资等领域，多部门协调统一的监管政策已经在酝酿之中。

监管政策已经在酝酿之中

预警 四类风险被“点名”

金融风险已经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最为关注的金融领域话题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银行资产质量方面，银监会日前发布的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在连续19个季度上升之后，首次出现下降，去年末不良贷款率为1.74%，环比下降0.02个百分点。不过，业内人士表示，银行资产质量难言已经到达拐点。普华永道中国北方区金融业主管合伙人朱宇此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江浙地区银行不良贷款压力有所减缓，但年银行业整体风险还在积累。总体来看，实体经济还没有恢复，不良贷款的风险一到两年内还会持续向内陆地区蔓延。

债券违约现象也愈加频发。统计数据显示，年共有79只债券发生违约，违约规模同比大幅增长240%，达398亿元。而今年年初以来，又有包括大连机床、博源控股、山水水泥在内的多个发债主体发行的债券发生违约。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年信用债违约风险很可能会大于年。

伴随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扩张，影子银行近来也越发受到市场关注。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在发布会上表示，影子银行、通道业务等问题是近些年来大家关注的问题。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开展了资管业务，但由于监管主体不一样，规定也不一样，确实出现了混乱，导致一部分“脱实向虚”。

互联网金融机构最近一年间遭到监管部门更为严格的监管，不过，其风险仍不容小觑。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表示，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所谓“新金融”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以野蛮生长的方式迅速蔓延，我们在认可互联网金融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些金融业态没有取得合格的金融许可证，与其它金融业态相比，它们一开始就游离于监管之外。无门槛、高风险和对资金管理的漠视成为它们的主要特征。近两年频发的跑路事件和资金链断裂便是这种无照经营的所谓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

“现在提出加强风险管控的方针是有的放矢的。”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原行长也曾表示，确实需要对各类风险引起警惕，采取有效措施。

化解 统一监管防范监管套利

面对更为复杂的金融风险，亟须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而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表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统一，防范监管套利，构建以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为重点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

“基于当前的分业监管模式和各监管主体对金融风险的不同管控标准，市场主体似乎找到了在经济下行期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利用监管标准的不统一进行所谓的金融创新，其实质就是在金融行业内寻求监管套利，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的自我循环和不断加杠杆行为偏离了金融业自身发展的使命，也累积了不容忽视的资金堰塞湖风险。”谢卫表示，在近些年逐步形成的金融风险背后，我们总能找到监管部门反应滞后的影子。他说，对当前逐渐累积的金融风险，我们除了要用谨慎的货币政策不断加以调整外，更需要从风险形成的源头强化金融监管政策，并将这一政策统一贯彻至各金融经营主体和相关各方。

《关于推进适应新常态的金融综合监管体制创新完善的提案》建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改革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分业管理体制，构建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为核心，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相协调统一，以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为重点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建立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框架。整合监管机构，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曾在中银香港控股及中银香港任职过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广北日前在界小组会议中也表示，建议在现在分业监管的背景下，内地不同的监管机构能加强对产品的交叉监管和协调，使得风险可以被及时发现，不让其进一步扩大。“香港的监管体系跟内地有一定的区别。香港金融业是分业监管、混业经营的状态。在香港的监管机构主要有金管局、证监会、保监局，而这三家机构在监管时有大量协调，也称为协调监管。虽然三家机构通过咨询和协调不一定能形成统一的监管要求，但是在协调的过程中，它们可以形成对风险的统一认识。另外，三家机构虽然机构监管不交叉，但是业务监管有交叉，继而可以形成更为紧密的监管网。”和广北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唐双宁建议，成立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的“金融安全委员会”，从国家战略安全层面把握大局、相机决断。同时，有关部委办局在金融风险预测、分析、评估和防范方面，形成常态化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作机制，制定金融风险应急响应机制，发挥综合防范金融风险的“拉网式”安全平台作用。

推进 多个协调监管政策酝酿出台

实际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并非今年首次提出，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及“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业内人士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时用了“稳妥推进”的字眼，更显示出金融监管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和各方影响。

金融监管改革还在路上，具体方案和时间表目前还未知。不过，监管部门即将要出台的一些金融政策已经体现出“协调监管”的意味。

日前，一行三会官员均确认了资管业务整体监管框架的统一设计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这正是针对影子银行风险协调统一监管的重要举措。郭树清此前在发布会上表示，未来的统一监管将立足于基本标准，而各个行业和机构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资管产品的透明度，使影子银行去掉“影子”。业内人士表示，短期而言，监管收紧可能会对局部市场产生影响;长期来看，监管收紧将遏制监管套利，约束资金空转，有利于资管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日前也透露，《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也有望出台。这一条例由国务院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成员起草，而联席会议由银监会牵头，多个部门参加，也正是协调监管的产物。杨家才表示，该条例已经征求了各个省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的意见，去年7月份提交到了法制办，法制办又做了深入研究，并普遍征求了各个地方政府和各个部委的意见，现在这个条例正在修改过程中，法制办也在积极推动尽快出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日前发布的《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统一同类金融产品的标准规制，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减少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落实监管责任。

年博鳌论坛上关于金融监管的观点整理

金融监管：寻求稳定与增长最大公约数

在3月24日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年年会“大金融 大监管”分论坛上，金融监管再次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对原有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哪些改革?如何在稳定和增长间寻求平衡?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重点、面临哪些挑战以及未来改革方向怎样?与会嘉宾就上述问题发表了各自见解。

金融监管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认为，个别金融机构稳健并不代表整个系统的稳健，因而在G20和巴塞尔都特别强调宏观审慎管理。

“我们许多风险来自于场外的金融交易，有很多衍生品交易敞口非常大，而中央银行并不知道风险所在。”吴晓灵表示，监管者需要从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三方面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在总结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经验时，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CEO伊恩·约翰斯顿(Ian JOHNSTON)也提出，金融监管要打通金融子行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渠道;健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关注交易对手的稳健性;要改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以控制风险敞口。

“金融监管总体上强化宏观审慎、覆盖更多的风险，方向是对的。”巴曙松强调。

作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在加强监管政策、措施、执行的统筹协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吴晓灵表示，如果想让协调机制能够更加有效，监管当局应该在监管理念和对金融产品的认识上，要更多地统一在一起。

在谈及年我国金融监管需要哪些改变时，吴晓灵希望，“能够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给市场更多的投资和融资的自主权，这样才可以分散风险。”

巴曙松认为，在当前经济转型新阶段，原有金融机构服务的商业模式已出现不适应性。如果不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推动知识创新的资本市场等金融工具发展，整个转型进程会受到制约。

同时，随着人民币贬值压力逐步减小，还需要一系列金融管理工具和有深度的市场，重新回到通过灵活的汇率机制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消灭风险最好的办法是允许金融机构破产

“消灭风险最好的办法是让风险暴露，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在吴晓灵看来，“个别金融机构的破产既是对市场风险的提示，也是消除市场坏的东西。”

吴晓灵认为，既然允许金融机构破产，金融机构就不适宜变得太大，有些金融机构市场份额应该缩小，才不会出现大而不倒的问题。金融机构不太大，出了问题让它倒闭就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在更关注的风险是在银行体制之外，银行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风险往往在债券市场和“影子银行”。

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要是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关键在于要有信息的透明度。”吴晓灵强调，监管当局现在最主要做的就是要统一监管标准;其次是统计数据;第三是有序打破刚性兑付。

吴晓灵表示，中国有很多风险通过刚性兑付的方式给掩盖起来了。如果能够打破刚性兑付让风险真正暴露出来，可以减少风险积累，减少今后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寻求稳定与增长目标一致性

金融监管在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和金融机构经营之间如何平衡或者说如何把握合适的度?伊恩·约翰斯顿表示，尽可能保持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性、一致性，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监管当局防范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是个别机构的风险。金融机构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如果经营风险的机构都是风险厌恶型，经济无法融资。”吴晓灵强调。

在巴曙松看来，监管者和金融机构应该是激励相容的，两者可以去寻求目标上的一致性。监管措施的加码，不可过度损害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

日本金融厅副长官冰见野良三(Ryozo HIMINO)在分享日本监管经验时提到，金融的稳定性非常重要，但也需可持续性的发展。监管当局要注意监管体制改革的累积效应。不同监管主体对同一监管对象的各种监管要求相混合，最终可能会造成有悖于良好初衷的不良后果。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表示，控制风险是必要的，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要把握尺度，否则易导致金融企业行为过于谨慎，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金融机构自身发展。

英国保诚集团CEO 迈克·威尔斯(Mike WELLS)认为，监管当局在制定监管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参与主体多元化风险的平衡。

财政政策：需考虑简历中长期规划和预算框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运用货币政策拯救经济、刺激增长，从购债、购资产到负利率，货币政策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但同时也显现出边际效应递减。去年召开的G20杭州峰会指出，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财政政策同等重要。

在3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的分会场上，与会嘉宾就“在结构性改革短期难以见效、货币政策‘透支’的当下，财政发力能否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什么样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为有效”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全球货币政策在促进金融稳定，以及避免全球性金融下滑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多年过去，世界经济依然复苏乏力，暴露出长期结构性的问题才是阻碍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很难单单依靠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无疑需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配合，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

至于财政政策实施的空间有多大，与会嘉宾认为，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的发挥强度和力度并不相同，这取决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周期以及已经使用的财政政策。如果一个国家的赤字率和负债率比较低，可以采取直接增加财政投入来刺激消费和拉动需求;如果负债率比较高，经济又在结构调整中，就应该更多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而且必须强调现有支出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宜过多扩大财政赤字。刘伟表示：“建立中长期的财政规划和预算框架，对今后一段时期的财力作出理性的统筹、中长期的安排，是整个财政政策在实行过程当中必须考虑的。”

对于中国来说，去年和今年的预算赤字率都是3%。刘伟表示，这体现了财政政策积极的一面，结构性减税、制造业升级以及民生开支需要这部分财政资金的投入，同时它也有一定限制和底线。此外，政府债务为27.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6%，并完全纳入人大会下达的限额控制范围内。刘伟认为，中国目前债务风险可控并有一定空间，且债务的管控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中。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Stephen GROFF表示，债务和GDP比例在60%以下的国家，可以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亚洲国家平均负债率为48%，东南亚国家可能超过60%，其他国家则较低。所以从财政扩张方面来讲，这些国家肯定是有余地的。但也不能只衡量比例，诸如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或者坏账等债务，也需要政府拿出部分储备金应对风险，这些都包含在其账目中。

目前，全球的经济体都在寻找提高投资效率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有效方式。彭博亚洲首席经济学家Tom ORLIK表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是一个广泛被尝试的工具，但推行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目标，大家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

“我们用3年时间构建起PPP的一整套制度模式、行为规范以及推进路径。当前项目库里有1.1万个项目、13.5万亿元的投资总量。其中，落地的项目达1350多个，有2.2万亿元的投资已经确定。”刘伟介绍，自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在PPP方面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以推动、引导PPP项目实施，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他同时提醒，要警惕PPP变成政府债，如果项目运营不当，合同执行不了，最后势必会增加政府债务。因此，一定要遵循市场的法则，在法治的构架之下，让PPP这项改革稳步向前推进。他同时解释，中国政府并不把PPP作为解决政府短期融资的一个方法，而是把它上升到服务结构性改革，并由此推出了三项改革，包括政府的行政改革，项目批准的去行政化，让市场选项目;财政体制改革，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申报;投融资改革，通过股权放大政府的办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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