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周光召的贡献事迹
周光召被大家称呼为“中国核武之父”，“两弹一星”周光召的贡献事迹大家清楚吗?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4“两弹一星”周光召的贡献事迹(通用5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两弹一星”周光召的贡献事迹（篇1）
周光召同志1929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42年起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1946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先修班，1年后以优异成绩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8月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195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随院系调整进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研究。1954年8月起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讲师。
1957年1月，周光召同志被国家选派到苏联杜布那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物理研究。在此期间，他建立了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是国际上基本粒子相对论螺旋振幅分析的开创者;严格证明了电荷共轭宇称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推导和证明了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成为国际公认的PCAC奠基者之一。
1961年2月，周光召同志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同年5月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兼一室主任，参加原子弹理论研究。他创造性地运用“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支持了我国自己的计算结果，和邓稼先同志等共同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和于敏同志等突破氢弹原理，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1972年8月起，他先后任第九研究所所长、核工业部九局总工程师，领导完成了装备部队的第一代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工作，为我国掌握中子弹和核武器小型化设计技术、完成核武器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9年8月，周光召同志兼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9月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7月任所长。他指导和带领中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在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电荷-宇称对称性破坏、量子场论的大范围拓扑性质等方面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在国际上首先得到规范不变有效作用量子“反常”项的正确形式和拓扑起源，给出了广义陈-西蒙斯拓扑特征类的简单推导及其物理应用。在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方面，他与合作者一起发展了描述非平衡态统一理论的闭路格林函数方法，提出了一套有效的理论描述方案，并成功地应用到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动力学等领域。
“两弹一星”周光召的贡献事迹（篇2）
1929年，周光召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周凤九是公路工程专家。幼年时期的周光召下塘捉鱼，上树掏鸟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称得上是一个顽童”。由于父亲工作繁忙，周光召与兄弟姐妹平时难得与父亲亲近，周光召回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父亲忙着修公路，我能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至于说到他对我有什么影响，也说不出太多，但他修路一向认真，这种工作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光召无忧无虑的童年戛然而止。小学时期的周光召辗转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在混乱和漂泊中度过，过早的坎坷和艰辛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光召和他的家人一起逃往重庆避难。其间，其父被派遣修建一条重庆到云南的公路。母亲随父亲一起住在西昌，小小年纪的周光召和哥哥被迫独立，留在重庆南开中学住宿。在南开中学的5年里，周光召课业成绩并不十分出色。然而，一位名叫唐秀颖的年轻教师改变了他。唐秀颖老师活泼生动的教学课堂、跳脱书本的判题方式，令周光召对数学的爱好与日俱增。家庭的熏陶、老师的教诲，鼓励着少年时期的周光召，培养了他脚踏实地、潜心钻研的科学精神。
1946年，动荡的中国获得了暂时的平静，周光召回到湖南。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念最后一年中学，周光召被逼无奈只好去考大学，他进入了清华大学的先修班(相当于高中的最后一年)学习一年。在那里，周光召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开始埋头奋进。“那个时候晚上图书馆没人管，我就愿意去管。那样我就可以坐在图书馆里去多学一点，所以花了很艰苦的努力才跟上了整个学业。”可能是由于父亲的影响，周光召最初并没有考虑学习物理，而是倾向于学习工程，他认为学习工程对社会更有实际用途，并且更容易找到工作。但1945年原子弹爆炸了，周光召的同学陈远(陈布雷的儿子)对政治十分敏感，他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学物理很重要，就对周光召说：“去学物理吧!”正因好友的这一席话，对物理尚一无所知的周光召，改学了物理专业。
“两弹一星”周光召的贡献事迹（篇3）
周光召当时提出“以进攻的姿势”“适应新形势”，也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例如，根据科学院研究的性质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建立开放实验室、开放研究所，把科学院建成全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面向全国吸引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办公司，但不要忘记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发展中国科学和经济服务。
“光召在1985年1月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谈到的对中科院改革的想法，就是后来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设计思路。”郭传杰说。
当时社会盛行“实用主义”，计算所里那些曾为“两弹一星”研发贡献关键作用的大型计算机此刻不过是“一只只不会下蛋的公鸡”，不能转化为商品，不能创造利益。
时任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比较开明，那时已经支持下属创办了二十多家公司，但他仍无法接受这个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大型计算所被一家刚成立不久的民营科技公司承包，更无法接受所里一千五百名科研工作者或被遣散或被买断的结局。
让一家民营公司承包计算所，“这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拿到街上给买了吗!” 曾茂朝不无悲愤地在报告中写道。随即他请求“承包计算所”，并顺势提出一个条件，“请不要再用国家研究所的标准来要求我。”
1985年夏天，这份关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命运的报告交到了周光召的手上。身为两弹一星元勋，又经历过动荡十年，周光召理解老一代科学家迫切希望搞基础研究的愿望，同时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出访欧美的学者，他又看到中国科学技术改革的大势所趋。不论是被民营公司承包，还是研究人员出走，周光召不同意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来解决问题，他的新提议最终得到了院长会议的支持：批准一部分科学家走出研究所。
“两弹一星”周光召的贡献事迹（篇4）
杨振宁曾这样评价：“周光召在杜布纳工作的时期是多产的，他在苏联《实验与理论物理》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当时我在美国研究了他的这些论文，尤其是他关于赝矢量流部分守恒的工作。他在美国被认为是联合核子研究所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
然而，当得知中国原子弹研制事业需要人才后，周光召主动请缨，决定立即回国。
1960年11月，钱三强正在苏联莫斯科参加联合核子研究所各成员国代表例会，当时的青年学者周光召、何祚庥和吕敏主动找到钱三强并递交联名信。周光召在信中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61年5月，周光召正式加入核武器研制队伍，从此隐姓埋名近20年，协助邓稼先完成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直到1979年，周光召回归他热爱的理论物理研究事业。在理论物理所，他与苏肇冰、郝柏林和于渌在“关于非平衡量子统计的闭路格林函数”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论文成为物理学界的经典文献。
周光召的科研热情仍在持续高涨，可当他得知自己可能要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他决定再一次放弃自己的兴趣。
那是1986年，吴岳良即将博士毕业并计划到国外开展博士后研究。临行前，周光召问他：“你将来‘翅膀硬了’，可能会面临很多选择，不过一旦国家需要你作出某种选择时，你是否能服从国家需要、回来服务国家?”吴岳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周光召很是满意。
1987年，周光召正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10年任期结束，周光召经历了短暂的科研时光，再次因国家需要，离开了科研岗位。
后来，吴岳良才明白出国前周光召问的问题，也明白了周光召的选择。“面对选择，周先生衡量的是哪个地方能发挥更大作用、为国家作更多贡献。”
“两弹一星”周光召的贡献事迹（篇5）
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科学院、也是中国科技界改革探索最为艰辛、风云激荡的岁月。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科技改革的动力、目标、规律、战略、政策、路径是什么，考验着每位决策者的格局、远见、胆识、智慧，甚至还有良知。同时，社会上，对科学缺乏长远认识者大有人在。中国科学院犹如波涛汹涌大海中的一只旗舰，颠簸晃荡，进路不明。周光召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临危受命成为中国科学院领头人的。
自198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以来，周光召便致力于将中国科学院打造为适应时代需求、引领科技创新的科研高地。他创新性地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建院理念，旨在灵活应对不同科研领域的需求，同时强调将科研力量紧密对接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还要保持对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的不懈追求。
这一战略部署使得中国科学院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保持了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的同时，为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先导和示范作用。
周光召离开中国科学院领导岗位后，以中国科协主席、973计划总顾问等身份，时刻关心着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在我国科技改革和发展事业的不同阶段，他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敏锐地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前瞻、辨证地及时指出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引导和指导着科技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在2005年的中国科协年会上，他说：“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大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一定要处理好学科与任务、基础与应用、重点与面上、个人与团队、创新与科普、老中青、产学研等等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是相互依存又互为矛盾的统一体，我国历史上，对这些关系的把握有过多次失当，反复折腾，危害很大，定要引以为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