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

| 徐球

“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奋进,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大家知道是怎样的吗?于敏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4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通用5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

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1

1965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10月下旬,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于敏向在上海出差的全体同志作了系列的“氢弹原理设想”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大家的很大兴趣,普遍认为通过这个阶段的工作,研究者们抓紧时间试算了两个模型,得到很好的结果。

之后,于敏在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中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中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之后,于敏由于身体的原因逐渐退出研究领域,卸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转而以“顾问”的身份继续为中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2015年2月1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代表________和党中央,登门看望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向他致以诚挚问候,向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于敏衷心感谢________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高度评价党和国家推动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表示要继续发挥好作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再作贡献。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2

在整理父亲于敏的遗物时,儿子于辛曾不经意间打开一个寻常无奇的柜子。当把里面的纸张、摆件一件件收拾出来后,于辛才忽然注意到自己平日里一直忽略的细节:家里除了母亲孙玉芹觉得好看才摆出来的寥寥几个奖章奖杯外,其余的都很少能看到踪影。原来这些“失踪”的奖章奖杯,都被归置在了这个柜子里,蒙尘许久。那一瞬间,于辛觉得手里的这些东西格外烫手,想着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让它们“重见天日”。

然而仔细收拾归类后,他又不禁哑然失笑——有的获奖证书竟然只找得到复印件,“聪明的父亲在这方面可真是‘糊涂’啊”。于敏“糊涂”,是因为心无旁骛,他知道,只有继续全身心投入事业,才是对荣誉的最好回应。正如他家中客厅悬挂的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真实写照了他的人生。也正是因为这种“糊涂”,于敏在事业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能以最快速度成功研制氢弹、创造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于敏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然而,于敏却只是将自己看作科研事业的“千万分之一”,他说,“这样提(指称自己为‘氢弹之父’)不符合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冷静看待贡献,面对荣誉更是始终保持清醒淡定。2014年,于敏得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要颁给他后,一直谦让,提出奖项应该颁给一线的研究人员,“这样能对他们起到激励作用”;2015年被评为201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儿子于辛代领奖时转述于敏的话说,“父亲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更希望年轻人去得到这个奖项,去激励人”。

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3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市一个普通家庭,那时战火纷飞,社会动荡,而后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如此给于敏年少的心灵带来了强烈震撼。

为此,于敏从小开始立志:长大后一定要报效国家,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

于敏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7岁时在家乡宁河县上小学,记忆力非常好,过目不忘,成绩优异。他尤其热爱科学,常常独坐静思,而爱思考的孩子一般智商都高。

他高中时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1944年18岁的于敏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9年以物理第1名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还考上了研究生。

当时,他的老师张宗燧先生对他赞不绝口:“我从来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但敏后来却颇为谦虚地说:

“我不笨,我自己认为我也不聪明。但是,我是很勤奋的”。

著名教育家季羡林在《成功》中有这样一个公式:成功=天资+勤奋+机遇。这三者,于敏兼而有之。

由于家境贫寒,于敏在北大求学期间,每年暑假都没有路费回家,他就常常一个人跑到北京西城区的景山顶上,专研起课本习题。

期间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两颗原子弹,震惊全世界。为此于敏找到了未来研究方向,他开始研究起量子理论。

1951年,于敏年研究生毕业,理想向他招手。

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4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

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5

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78岁的于敏告诉记者,目前,他除了轻微地有一些老年人似乎非有不可的病外,身体很好。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如今还挂着个顾问的头衔。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7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

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他一边说一边给我们背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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