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朱光亚功勋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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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朱光亚功勋事迹（篇1）

在原子弹研制初期，为了安排中子截面等基本核数据的调研、计算等工作，朱光亚让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胡仁宇承担组建中子物理实验室的重任，并嘱咐胡仁宇、赖祖武、唐孝威、王方定等青年人，在工作中要多学习、多讨论。要发扬学术民主，集思广义，弥补个人学识的不足，避免出现重大失误。每当青年们讨论重大问题时，朱光亚都尽量亲临指导，经过四五年努力，带出了一批技术骨干，完成了突破原子弹必须完成的临界实验、制备点火中子源、脉沖中子和γ测量等任务，为核武器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后来，胡仁宇、唐孝威、王方定等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王方定院士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感慨地说：“朱光亚副所长身着实验服站在我身边长时间地看着我做实验，不仅鼓舞我一个人，也使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深为感动。”“三种思路齐头并进，出现苗头集中突破、对后两种思路穷追不舍并作为后续突破工作的技术储备的决策，把高层管理者的重要作用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后两种思路的成果在多年之后的新的研制中又派上大用场，真是站得高，看得远”。

朱光亚一生献身科学、尊重规律，始终以严细慎实、坚韧执著的精神不懈探索、攻坚克难，求索进取是他一生科学实践的生动写照。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奋战在科研一线，朱光亚始终不改科学工作者的本色。在原子弹攻关时期，他一边负责科研组织工作，一边亲自参与中子点火具体研究，既抓技术指导和业务协调，又抓队伍建设和管理，既要亲笔撰写规划报告和科研工作制度，又要深入现场组织试验和参与研制。从大处到小处，他始终把严谨细致、科学求实作为基本要求;同时，始终把科学民主、大力协同作为攻关法宝，坚持博采众长、群策群力。靠着严细慎实、一丝不苟的科研作风，依靠科学民主决策和全国大协作，高效完成每一次大型试验，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快速实现了核武器的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在他和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下，严谨治学、处事务实、大力协同的科学精神和科研作风已成为科研人员代代传承的宝贵财富。

“两弹一星”朱光亚功勋事迹（篇2）

朱光亚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参与了“863 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在我国科技界、教育界特别是国防科技战线享有崇高威望。五十春秋呕心沥血，毕生奉献功勋卓著，他被誉为“科技众帅之帅”。朱光亚归国抉择的“无悔”、铸造核盾的“无畏”、战略决策的“无惑”、科学精神的“无瑕”、人生境界的“无我”，这“五无”集中体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也生动诠释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内涵。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朱光亚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少年时代，他就立下了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青年时期，他胸怀科学救国的远大抱负赴美留学，立下了学成必归，与祖国共荣辱、同命运的坚定决心。

朱光亚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核物理学研究期间，积极参加留美学生进步团体，经常组织爱国进步活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他带头把抗战时“打倒列强”的歌，填上“赶快回国”的词，推动留学生回归报国。1950年2月，朱光亚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回国的轮船上，朱光亚牵头与51名血气方刚的爱国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一封饱含激情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在这封短短1600多字的公开信中，朱光亚用了11个感叹号，每个感叹号都诉说着朱光亚内心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激动，每一个感叹号都昭示着朱光亚唤醒中国留学生报效祖国的斗志和急切的期盼，朱光亚那藏在文字中的，对祖国崛起的热情深深感染了许多留学生。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取得了学位后，都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国。这封信还传到英国、法国，在那里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也都陆续回国，后来为核武器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程开甲就是其中之一。1950—1955年间，由海外回国的学子有上千人。

“两弹一星”朱光亚功勋事迹（篇3）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他望着腾空跃起的蘑菇云禁不住潸然泪下。

不到三年，他和同事们又将中国带入氢弹时代。历史记载着，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

干惊天动地事的朱光亚，在很长时间里是隐姓埋名人，外国人最早注意到他，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在中国新闻媒体上，钱学森、朱光亚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美国《纽约时报》因此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大多数人开始知道他了解他，是他与其他22位“两弹一星”元勋一起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他被评为“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

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

这是感动中国组委会给朱光亚的颁奖辞。“一生只做一件事”，这句话的原创不是别人，正是朱光亚自己。他的原话是：“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前半句，淡定，谦逊，轻描淡写;后半句，雄壮，豪迈，奇峰突起。

朱光亚的长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朱明远代父亲领取奖杯时，说：

“父亲无时无刻不在以纯洁而高尚的道德情操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提升着我们的人生境界，这也是父亲一生不断默默地为我们送出的礼物。”

朱明远口中的“礼物”，正是“感动中国”的颁奖词：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

“两弹一星”朱光亚功勋事迹（篇4）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西部的戈壁滩上，一朵硕大无比的蘑菇云，伴随着轰鸣，向着宇宙苍穹旋转、蔓延，升腾、再升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试验成功!人们忘情地跳跃、欢呼、拥抱，淌着欣慰的泪水。这时，却找不到父亲了。原来在离开主控站后撤时，情急之中，司机驾车走错了路。父亲还没有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父亲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一向刚强内敛的他，不禁潸然泪下。18年前在美国就开始找寻的梦，今天终于实现了。

我们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一度在密语中被称为“老邱”的“争气弹”。此时，我国核技术专家团队的平均年龄仅有45岁。1964年5月至1965年1月，_______曾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问题，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氢弹的研制原理、结构、制造工艺都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而研制氢弹首先要从理论上突破。当时，核武器研究院其他院领导要到青海草原上去，父亲留在北京，与彭桓武、邓稼先领导对氢弹原理的探索。

1967年6月17日试验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甚至让美国最有经验的专家都感到惊奇。从原子弹的原理研究到氢弹的试验，按年月间隔比较，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英国是4年7个月，法国8年6个月，苏联6年3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2个月。回忆当年，父亲告诉我们，当我国政府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时，他有幸从那时起就参加了这一工作，而且一干就是近50年。他一生都在为核试验成败与否承担风险，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坚毅与执着，是很难坚持到底的。为了这个梦、为了理想，他执着地一直奋斗到晚年。

“两弹一星”朱光亚功勋事迹（篇5）

1959年7月，朱光亚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把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工程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参与领导并指导了核武器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重要工作。

1964年至1966年，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

1967年6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9月，朱光亚参与组织指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中国地下核试验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核试验转入地下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970年6月至1982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副主任，在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同时，参与组织领导国防科技领域的重要工作。其间，组织和指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86年，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中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1991年10月，朱光亚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赴美，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双边学术交流。交流会上，他亲自向美国同行介绍中国军备控制研究的成果，宣传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取得良好效果。

1994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