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任新民事迹

两弹元勋任新民事迹大家知道哪些?任新民是怎样的一位科学家?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4年两弹元勋任新民事迹【精选5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两弹元勋任新民事迹篇1

1940年，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任新民选择在另一个战场为国“战斗”，除了担任大学讲师，他还兼任某兵工厂技术员。在此期间，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他成功实现用黑火药代替无烟火药装填迫击炮，解决了中缅战场上火炮装药的燃眉之急。

不久，他被选送去美国一家著名的铣床厂实习。在钻研工艺的同时，他还拿到了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为以后研究火箭发动机积累了丰富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任新民义无反顾地回国。归国后，他强忍父亲辞世和儿子夭折的悲痛，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搞”火箭。当时在中国，“搞”火箭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

没多久，他接到一封电报，邀请他参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并负责讲授固体火箭课程。这封电报让他与航天正式结缘。

与钱学森初次相见，在对中国能否造出自己的火箭、导弹的问题上，钱老脱口而出：“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也能，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这句话任新民记了一辈子。当晚，两位专家彻夜畅谈。钱学森赞赏他才识过人，这次见面，开始了两人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航天合作。

1956年，由钱学森负责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任新民被调任为五院下属的六室主任。从此，他的一生便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

两弹元勋任新民事迹篇2

他，密歇根大学博士，在新中国一穷二白时，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国开启两弹一星的征程!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西方放言：“中国导弹夭折了”。他带着火箭的发动机研制组，来到了北京的南苑。在一个很破烂的修理厂，而且漏风漏雨。但他和小组成员，就是用最简陋的板凳和工棚，硬是让我国仿制的第一枚液体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东风3号发射时，火箭屡次冒烟，经过分析以后，他力排众议，继续发射。“决策错了我负责”，最终，中程导弹发射成功!

长征4号发射时，他已经70岁高龄，坚持力挺新型氢氧发动机。有领导问，发射成功有把握吗?他说：“不成功我负全责，包括坐牢、砍头!”中国火箭，自此踏上新征程!

他被称为“放卫星的人”，因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由他负责领导设计和发射升空!

在追寻科学之光的路上，任新民他是中国航天事业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真正的科学精神不在于名声的大小，而在于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追求。让我们铭记这位航天路上的无名英雄，传承他的卓越精神，继续为中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两弹元勋任新民事迹篇3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通信卫星工程成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1974年3月31日，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复，由此拉开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大幕。

众所周知，航天工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而通信卫星工程，由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等五大系统组成。每一个系统都有总设计师或总指挥，而任新民当时是总指挥的“统帅”，被大家称为“总总师”。

领衔如此庞大的工程，任新民说，他当年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很多时候会大于技术方面的压力。“光环是属于大家的，而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总总师’没有做好工作。”因此，任新民不仅需要解决技术问题，还要用心让团队和谐相处。“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几乎每天都和同事们在一起，工厂里的工人都喊他“倔老头”。

回首“331”工程，令任新民最难忘的当属氢氧发动机的研制。“长征3号”运载火箭为我国通信卫星的发射曾立下汗马功劳，而关于“长征3号”运载火箭第3级，究竟该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曾经有一段激烈的争论。氢氧发动机在当时是一项新技术，只有一两个国家采用过，虽然风险比较大，但研制成功后将极大提高火箭运载能力。

任新民深知困难重重，但还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氢氧发动机是迟早要上的台阶，不上这个台阶中国的航天事业就无法进步，我在这里立下军令状，我们一定要把氢氧发动机搞出来。”这是他认真对比了两种发动机的每一项性能之后做出的审慎决定。因为他知道，科学需要创新，但“也绝对不可以盲目地冒险，因为搞科研是高成本的活动”。

探索之路充满曲折坎坷。1978年，氢氧发动机首次试验，由于违章操作致使10人受伤。这次失败，导致上报给原国防科工委审批的机要稿中，常规发动机成为第一方案，氢氧发动机次之。听到消息，任新民连夜从日本回国，再次力主将氢氧发动机列为第一方案。然而，1984年，挫折再次降临。1月29日，携带“东方红2号”的“长征3号”火箭只把卫星送到远地点6480公里的小椭圆轨道上，未达同步轨道。既定目标没有完成，问题就出在氢氧发动机上。时隔6年，争论再起，很多人开始对氢氧发动机持怀疑态度。

两弹元勋任新民事迹篇4

1929年，年仅14岁的任新民满怀救国热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的安徽宣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血腥屠杀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中共特派员组织了“冒埠暴动”，但被特务队等武装力量镇压，党员、共青团员名单也被泄露。为了躲避当局的审查，在宣城上中学的任新民被父亲送到了偏远山区，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任新民崇敬和热爱的师友在暴动中被杀、被捕，自己的报国壮志在穷乡僻壤的避难之所也无处伸展。谁也不知道这个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少年人承受了多少愤懑与痛苦，但他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同时也在刻苦自学中学课程。半年后，任新民参加了南京市高中招生考试，被南京钟英中学录取，3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

“七七事变”后，重庆的中央兵工学校大学部为解决兵器制造人才奇缺的问题，从各大学招收二、三年级学生插班学习兵工专业。任新民踊跃报名考试，被造兵系录用。这时候的任新民被浓厚的抗日氛围重新点燃，他学习的枪炮设计制作和使用，为中国人反抗侵略提供枪支弹药，为抗日战场研制枪炮、火药，他科技救国的抱负实现了第一步。

1945年，任新民被选送到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挥别满目疮痍的山城重庆、山河破碎的故国热土，乘军机辗转到印度，再搭乘轮船前往这所世界知名的机床跨国公司。实习期间，任新民吃苦耐劳，以顽强的毅力克服身在异国他乡的重重困难，工读兼顾，在实习结束后考取了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他在学校近乎“痴迷”地专注于学习和研究，仅用4年时间就取得了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在博士毕业前被聘为布法罗大学工程系讲师。

随着国内局势渐趋明朗，归心似箭的任新民欣喜若狂。1949年6月，任新民乘邮轮回国，快到上海时吴淞口被国民党军队轰炸，邮轮只能返回香港。任新民在海上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多月后到达了天津塘沽港。阔别多年，任新民已学成归来，而他立志报效的祖国也旧貌换新颜。

两弹元勋任新民事迹篇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身居大洋彼岸的任新民欢欣鼓舞，感到报效祖国有望了。他几经周折和艰辛，于1949年8月回到了故乡，9月应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招聘任研究员。1952年8月，随该研究室并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历任院教务处副处长、炮兵工程系教授、火箭武器教授会(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技术上校军衔。

1956年8月调赴北京，参加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历任总体技术研究室主任、一分院液体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设计部主任;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1975年6月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任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89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1993年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任新民曾担任多项大型航天系统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从1979年起，他连续当选为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1985年起，他一直担任国防科技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的副主任，并兼任航天行业评审组组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1988年又被该院聘任为理事;1988年被国务院聘任为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他还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东工程学院等院校聘任为兼职教授;1988年还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聘任为初始会员。

早在1956年春天，任新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担任教授时，曾作为科技专家的代表参加了中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

60年代中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织科技专家讨论导弹技术发展方向、技术途径及规划，他深思熟虑，对“火箭技术发展途径”和“发展规划”都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特别是从液体火箭发动机这一专业技术角度分析了这一规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对中国第一代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70年代后期，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主持了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80年代前期三项重点任务的讨论。他当时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从技术方向、技术途径和技术方案以及技术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论述，为确立这三项重点任务提供了重要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