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弹一星屠守锷元勋事迹

| 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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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弹一星屠守锷元勋事迹

中国两弹一星屠守锷元勋事迹(篇1)

“科学救国”是20世纪初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一种救国理想。许多人从国外学成回国,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屠守锷就是其中成绩卓著的先驱之一,患难中的祖国和亲人时时牵扯着屠守锷这位海外游子的心。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了,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归心似箭,他辞去了工作,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

然而,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意兴办民族航空工业,失望至极的屠守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培养下一代航空人才上。

1946年2月(民国三十五年),这位年轻的学者到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任副教授,从事航空科学技术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晋升为教授。就在这期间,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亲身的经历和眼前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的强国梦才能实现。

1948年末(民国三十七年),他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助理等职,无论身处什么职位,他都对共和国的航空事业倾注了极大热情。

中国两弹一星屠守锷元勋事迹(篇2)

屠守锷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自从上世纪50年代投身航天事业后,他长期从事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我国液体弹道式导弹先河。作为“共和国神剑”的铸造者,屠守锷为中国航天事业奉献一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7 年 2 月,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走上了新岗位的屠守锷,成为钱学森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57年9月,聂荣臻元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屠守锷作为顾问,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而后,他便和战友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仿制工作。

从仿制到独立研制,屠守锷逐渐成了导弹设计研制的行家里手。1961年苏联撤走专家,他在困境下走马上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全面主持技术工作。“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他说。他和同事们潜心研究,制定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并参与制定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该规划批准实施后,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均获成功。更重要的是,经过一系列摸索、攻关,我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成长了起来。他们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并直接为中国1966 年10月进行的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

中国两弹一星屠守锷元勋事迹(篇3)

屠守锷是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他多次临危受命,带领中国的导弹研发完成了从中近程到中远程直至洲际的全过程。

当年,洲际导弹“生不逢时”正值“十年内乱”,研究工作艰难推进。屠守锷带领团队废寝忘食地开展研究,他常常一想到突破点,哪怕是半夜零下十几度,也要第一时间跑回实验室。从图纸到零件,屠守锷事无巨细都要亲自检查,不容丝毫闪失。

1980年5月,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了发射运载火箭的消息。屠守锷一生中经历过多次发射试验,但这次试验举世瞩目,压力之大前所未有。

在此之前,屠守锷已带领试验队提前进入寒气逼人的戈壁滩,年过花甲的他不顾恶劣气候环境,每天在火箭试验阵地和发射阵地之间来回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和考核。他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确保导弹上十万多个零件达到最佳工作状态,一天工作时间常超过20个小时。在驻扎一线的50多天里,屠守锷体重掉了十几斤。

当导弹已经在发射架上竖立起来的时候,屠守锷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但他仍然坚持再次爬上发射架,仔仔细细进行了最后一遍检查,最终在“可以发射”的决定书上庄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颗洲际导弹准确命中了万里之外的目标,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震动了全世界!同时,此次试验也标志着我国战略导弹核武器拥有了洲际打击能力。

中国两弹一星屠守锷元勋事迹(篇4)

1917年12月5日,屠守锷生于浙江湖州的南浔镇。历史上的南浔有“诗书之乡”的美誉,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屠守锷的父亲屠维屏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家境虽不宽绰,但很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屠守锷少年时在家乡读书,后进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及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就读。

1932年1月29日,途经上海码头准备回乡的屠守锷,突然听到天空中传来的阵阵轰鸣声,日军的轰炸机一架接一架俯冲下来,投下一颗颗密集的炸弹,原本繁华喧闹的码头瞬间陷入一片火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立下了“航空救国”的志向: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

1936年,屠守锷抱着航天救国的决心,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转入航空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又随学校师生步行80余日赶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完成学业。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坚守救国信念,潜心学习,希望能用所学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人民。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顺利毕业。1941年,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1943年,完成《横向加强筋薄板的强度》论文,获硕士学位。为了更好地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他应聘入职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成为一名飞机强度分析工程师。

他非常珍惜这个宝贵的实践机会,整日伏案工作,在工作中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技术。在得知抗战胜利消息的第二天,他来不及作任何准备,毅然辞职回国。归心似箭的屠守锷从美国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由于没有去中国的客轮,于是就搭乘去青岛的运兵船,历经艰辛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大地,回国之旅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

中国两弹一星屠守锷元勋事迹(篇5)

从回国之初到1957年,屠守锷一直从事飞机结构力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副教授,清华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教授,他满腔热情地为国家培养航天人才。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他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自身经历,他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科学救国的志向才能实现。

1948年,屠守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他的命运便与我国航天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57年2月,应聂荣臻元帅之邀,他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

导弹研究对于屠守锷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和当时的很多专家一样,一切从零开始,在摸索中开展导弹研究。正如他后来所说,“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国家需要我干这一行,我当然要全力以赴!”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苏联相关专家在1961年撤走。在这种情况下,屠守锷临危受命,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全面主持技术工作。

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定了“八年四弹”(“四弹”指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规划,该规划成为我国导弹与火箭技术发展的蓝图。

1965年3月,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尽快造出中国首枚远程导弹,屠守锷被任命为该工程总设计师。他把所有的精力、智慧都高度集中在工作上,有的时候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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